1981年7月7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这意味着对于个体经济的肯定。如今对于个体经济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但在30多年前，这还是个敏感区域。
“文革”中，个体经济被完全否定。但随着“文革”的结束，一系列社会问题接踵而来，如落后的经济，待就业人群的激增，发展经济，促进社会稳定成为当务之急。个体经济重新萌芽生长，为这一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也经历了诸多曲折历程。
个体经济萌芽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的国民经济基本上是公有制经济的一统天下。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个体经济，被作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消灭殆尽。据统计，我国城镇个体劳动者，新中国成立初期是900万人，1966年仍有近200万人，1978年底只剩下15万人。
据统计，截止到1979年上半年，全国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高达2000多万人，其中主要有大专院校、中技校毕业生和家居城市的复员转业军人105万，按政策留城的知识青年320万，插队知识青年700万，城镇闲散劳动力230万人，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处理错了需要安置的85万人等等。1980年—1985年，全国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达到了3700万人，城镇中的就业压力日益加大。可以说，如何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打破原有的劳动就业体制，拓宽就业渠道，发展多种就业形式已经成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必然选择。
为了缓解强大的就业压力，也是为了繁荣经济，方便群众生活，中央作出了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的决定。从1978年底开始，个体经济先后在农村和城镇得以恢复。
1979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会议提出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转的报告指出，“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
此前，党中央有几个文件鼓励多渠道自谋职业，但无明文规定可以搞个体经济。尽管这个规定作了种种限制，尤其是规定不准雇工，但它毕竟为个体经济的发展开了绿灯。到1979年底，全国的个体工商户发展到31万人（户），比1978年增长了一倍多。
1980年8月，中共中央在《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的文件中提出，要积极鼓励和扶持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并强调指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这一年年底，从事个体经济人数的达到81万人。
个体经济获合法地位
从1981年开始，我国城乡个体经济发展极为迅速。有关的政策法规也日趋完备。
1981年6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作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判断。并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决议》在对社会主义所有制模式的探索方面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1981年7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该文件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地阐明了我国的个体经济政策。这一文件对城镇个体经济的性质、经营范围，以及如何扶持和保护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等问题，分别作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
该文件还具体规定了城镇个体经济的经营范围，适当放宽了个体经济市场准入的条件。还适当放宽了对个体经济从业人员的限制并首次具体规定了雇工的数目，指出，“个体经营户，一般是一人经营或家庭经营；必要时，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请一至两个帮手；技术性较强或者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两三个最多不超过5个学徒。”这显然是打破了个体经济不能雇工的限制，从而突破了1979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规定，但回避了“雇工”这个词。因此，从1981年起，国家对个体经济的统计称谓，不再是多少人，而是分为多少户，多少从业人员。
这一年年底，全国城镇个体经济发展到183万户，从业人员227万人，又比1980年翻了一番多。
同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1条作了如下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个体劳动者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至此，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认可。到1982年底，全国个体经济达到261万户，从业人员320万。
个体经济发展高峰
从1978年到1985年，我国的个体经济出现了第一个发展高峰。
个体工商业的户数和人数平均增长速度为37.5%、45.9%。青年人从事个体经营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尤其在城镇，自谋职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青年人选择就业的一种方式。
个体经济在中国越来越热，其伴随的争议也就越来越大。1982 年前后，一些地方以强调计划经济和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为借口，对许多进行正当活动的个体商贩加以限制、刁难；或不准摆摊设点，或停止供应货源，或无故收缴他们的牌照等，以致在不少地方出现了个体商贩从业人员急剧减少的趋向。
在所有的争论中，针对个体经济是否造成“两极分化”以及“雇工问题”争论最为激烈。
随着个体经济的逐步壮大，一部分个体工商户收入较高，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个体户中产生的一些“万元户”，他们的收入比普通职工的平均工资往往高出10倍，甚至几十倍。据调查，这部分“万元户”虽然只占个体户中的千分之几，但影响较大。个体经济导致社会收入“两极分化”的批判声不绝于耳。
对于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两极分化”问题，邓小平表示，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对个体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同时“雇工问题”也造成了大争论。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他们逐渐突破了国家规定的雇工8人的限额，成为事实上的私营企业。雇工问题一时间成为思想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
当时，在全国引起争论的有两个经营和承包大户，一个是安徽省芜湖市的年广久，一个是广东省高要县的陈志雄。
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曾多次发表讲话，明确指出，对于雇工经营“不要采取‘戴帽子’、‘割尾巴’的简单取缔的办法”。对于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傻子瓜子”问题，中央领导的意见是要看一看。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针对有些人的担心明确指出：“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 1983年1月，年广久成立了安徽省芜湖市“傻子瓜子”总厂，雇工最多时达103人。仅1984年就纳税30多万元。陈志雄是广东省高要县的农民。1979年承包8亩鱼塘，第三年扩大到357亩，雇工的规模也随之扩大。1981年5月至9月份，《人民日报》就“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了专题讨论。
在1985年以前，党和政府对个体经济实行了积极扶持的政策，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而在此之后，针对个体经济的政策更加趋于完善。总之，随着私营经济法律地位的确定，从1987年开始，我国的私营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据统计，到1989年，私营企业已经有90581户，从业人员164万，注册资本84亿元；至1988年，个体工商户1453万户，从业人员2305万，注册资本31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