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曾在摩根士丹利公司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和亚洲区主席，后为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和管理学院高级研究员的斯蒂芬·罗奇预见到，中美之间维系了几十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即将终结。他将中美经济关系及未来发展前景进行的分析展望集结在他的著作《失衡：美国和中国的相互依存》中。
罗奇那时认为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是一种“权宜婚姻”，几年后，中美关系在经贸等领域冲突不断，近期在其他领域还不断升级。他注意到在过去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特朗普政府四名高级官员针对中国发表了一系列措辞激烈的演说，完全不顾美中现实。
罗奇发现，先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率先发难，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意识形态威胁。紧接着，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谈到了所谓的中国间谍活动。随后，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无端指责中国的经济政策。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在加利福尼亚州尼克松图书馆发表了激烈的对华演讲，对中国发起正面攻击。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正处于历史低点时期，这四个美国政客却孤注一掷。
8月9日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罗奇指出，他们的论点不仅夹杂着阴谋论，还缺乏基于事实的分析。这体现在三个关键领域：经济、新冠疫情和中美关系的特点。
对此，罗奇认为过去三年半的经历让许多人相信，中美间似乎是意识形态冲突、价值观的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最好的策略就是静等三个月，面对特朗普政府不断施加的压力，以静制动。
罗奇说，现在是需要克制的时候，中国要做的是管理好自己的经济，处理好贸易关系。从长远来看，这将是中国最大的利益，而不是急于应对因中美冲突而不断加剧的短期压力。
部分美国政客为何攻击中国？
共和党竞选策略备忘录很长，但基本的结论却非常简单，“说到新冠病毒，不要为特朗普辩护，相反，攻击中国。这恰恰是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
《财经》：你最近的评论文章称，在过去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特朗普政府四名高级官员针对中国发表了一系列经过精心策划的激烈演说。是什么促使你写这篇评论？
罗奇：近来美国这些高级官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演讲。在我看来，这些演讲一个比一个更糟糕。真正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是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大谈经济、贸易政策。作为一个司法部门的负责人却就经济问题发表演讲，这很奇怪。也许它表明了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找不到比律师更擅长于经济学的事实，这也有可能，特朗普的经济顾问也不是特别强大。但威廉·巴尔对全球经济以及中国在美国制造业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的评论，让人大跌眼镜。
就在我润色写这篇分析文章时，国务卿蓬佩奥发表了他的对华政策演讲，充满了可以预见的责难之辞。我认为把这些演讲作为一个整体来评判比较合适，他们对中美关系的说辞有共性。
《财经》：蓬佩奥发表的演讲被有些人称为“新铁幕演讲”，被视为可能会开启新一场冷战的演讲，你认同这些人对他演讲重要性的判断吗？
罗奇：我的总体看法是，若我们被这些演讲牵着走，给他们赋予太多含义会得不偿失。这些演讲若按字面意义来逐一解读，那确实感觉很危险了——他们提出的许多基本问题涉及到深层次的美中关系、全球化的未来、美国的领导角色。但老实说，我认为不应该和他们叫真，因为这些演讲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就是纯粹的政治。他们确实展示了事态的重要，那就是特朗普政府的绝望。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一蹶不振，在很多议题上他的表现很差。
今年4月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披露说，随着新冠疫情对美国的破坏越来越严重，一份名为《冠状大书》（Corona Big Book）的共和党竞选策略备忘录发给了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这个备忘录很长，但基本的结论却非常简单，“说到新冠病毒，不要为特朗普辩护，相反，攻击中国。
这恰恰是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
美国疫情真是非常糟糕，随着特朗普在疫情应对的表现越来越差，他们对中国的攻击也一阵紧似一阵。就在过去几周的时间，从外交层面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到针对TikTok和微信等中国应用程序的禁令，到美国将扩大在“清洁网络”计划上的努力，到财政部宣布对多位中国政府涉港工作机构负责人和香港特区官员实施制裁，到特朗普一再诉诸种族歧视，把新冠肺炎疫情称为“中国病毒”，最近事态的发展都与中国有关，是中国在过去几周的行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所以他们不过是在政治上执行备忘录中提及的战略。
《财经》：所以这些都是特朗普为90天后的2020年总统竞选造势？
罗奇：是的，这是特朗普发现他11月大选的获胜几率急剧恶化后的绝望之举。
《财经》：你提到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完全不理解美中现实
罗奇：我称其为所谓的“中美相互依存关系”，在过去的15年中，在支持中国出口的外部需求中美国占据了最大的份额，中国则提供了有益于美国消费者的低成本商品。在自2009年到2019年为止的十年中，中国一直是美国国债的最大购买国，为美国出口提供了快速增长，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也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所有这些都表明两国相互依赖。
政治家们，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他们关注的重点都是：中国是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最大的部分。我写过很多文章，美国对102个国家的贸易不平衡总额高达8530亿美元，就算是除去中国，美国还有101个其他有贸易逆差的国家。
美国存在多边赤字是由于美国国内的储蓄水平极低。美国存款严重不足。2020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净储蓄率——个人、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总和——仅占国民收入的2.9% ，还不到1960年至2005年45年期间的长期历史平均水平(7% )的一半。这还是新冠疫情冲击美国之前。只是指责中国，就错过了美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实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不了解美国多边贸易失衡与我们自身储蓄问题之间的联系。现在新冠疫情在美国暴发后，联邦预算赤字剧增，导致储蓄进入了创纪录的负值区域。他们不能理解这些表明他们在任何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入门课分数都不会及格。
看清美国式的“政治化叙事”
8月15日双方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审议之后，中美紧张局势会进一步升级延续，新的关税也可能推出
《财经》：随着特朗普的贸易战加剧，美国的工厂产出在整个2019年都在下降。但仍然有一些美国人，包括美国学者认为，对中国增加关税是有创意的，贸易战是值得的。他们的看法错在哪里？
罗奇：首先，我不同意关税有创意、贸易战值得的说法，不管这是哪个大学的教授，哪里的学者这样说。关税证明不起作用。关税正在减少中美间的双边贸易逆差。但一方面美国的储蓄问题仍然很严重，而且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中国产品转而流向其他国家、其他贸易伙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比中国的生产成本更高。我们看到的是贸易转移，而非总体贸易赤字的减少。这相当于是对美国消费者的攻击，它会继续挤压美国家庭。
中美将于8月15日举行视频会议，两国高级官员将审议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执行情况。从最开始中美通过贸易战达成经贸协议就很糟糕，因为它基本上是试图在双边基础上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而非应对多边不平衡，是政治驱动不良经济学的一个例子。
今年的前七个月，中国对美国商品的购买远低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所预想的轨迹，这反映了世界因疫情突发而要面对的困难。
我担心的是，美方会利用8月15日举行视频审议会议之机来批评责难中国。
《财经》：美中贸易曾是2019年之前中美对抗的核心，现在却表现得相对稳定。美中贸易战会何去何从，是否会走向缓解？
罗奇：从现在到11月的美国大选期间，情况将会变得更糟。特朗普会继续在围绕中国的许多方面施压，有过去几周的先例为证。中美对抗会加剧。我确实担心8月15日双方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审议之后，紧张局势会进一步升级延续，新的关税也可能推出——这些都不是建设性的、解决冲突的方式。
如果11月大选白宫易主，尽管在中美关系的某些方面仍非常具有挑战性，但我希望拜登政府能建立不同的框架来解决这些问题。特朗普政府既有的框架没有建设性，也不会提供任何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财经》：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中有过对抗，与此同时会有各种缓解紧张局势升级的努力。但近期中美之间的对抗占了主导，缓解紧张局势变得更加困难，为什么呢？
罗奇：都被政治化了，这是我所能找到的解释。
特朗普惯用的手法、和所有人打交道的方式是用“交易的艺术”：来硬的，采用非常激进的策略。显然他对中国最为激进，不过他对美国的欧洲盟友也表现出激进的态度，近来他对北美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加拿大也使了这个手法。不管他所谓“交易的艺术”奏不奏效，他选择通过对贸易伙伴施加压力的凌霸方式，希望别人屈服于他，按他的意愿行事。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从所谓“交易的艺术”回到妥协的智慧中来了，这样双方才能共同探讨如何在共同关心的棘手问题上进行合作。
在过去五年中，我最喜欢并反复提及的、中美最有可能达成妥协的建议是，重拾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这对双方都有益。奥巴马政府时中美已非常接近于实现突破，当然，特朗普拒绝接受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任何努力，他们放弃了在这方面的尝试。我会敦促新一届美国政府回到这个出发点，如果中美双边投资协议能够正确谈判，它会建立可执行的强硬规则，同时中美两国市场对彼此公司开放。
中国市场的快速增长对美国企业而言将是至关重要的增长源。当然，中国企业希望进入美国市场，但在当前中美冲突的框架下，目前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大选后，尤其是美国领导人发生变化后，中美可以回过头来继续推进。
《财经》：从美国政府目前对华气氛和目标策略来说，美国公共舆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似乎已经形成，如果美国换了总统，这种负面情绪会不会消失？
罗奇：我个人认为，美国公众舆论对中国的评价很低，因为两党政客把美国国内存在的严重的问题归绺于中国，无论是网络间谍、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移还是失业、实际工资压力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特朗普政府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就说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从表面上看，这些对美国人来说很具有说服力，产生了非常有害的影响。
我看了他们提出的指控，这些指控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另一部分问题确实存在，但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证据不足。如何扭转这种局面？在评估中美关系时，如何能够返回到基于更多事实证据的争论？这是一个挑战。
如果特朗普继续执政，一切都不会改变。但我希望如果美国总统人选发生变化，随之而来的应是美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进行更多基于事实的经济和贸易问题评估。
《财经》：有人说中美之争是两个不同体系，不同文明的冲突？
罗奇：老实说，我们确实笼罩在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中，对中美意识形态的区别渲染得有些过分了。我们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但自从1972年以来，这两个不同的体系已经能够建立起协作关系，不管二者间有多大的不同。
过去三年半的政治使许多人相信，中美间是意识形态冲突，也只有当政治朝意识形态的方向发展时，两国关系才真的成为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冲突。但如果在更具建设性的政治氛围下，中美将允许意识形态差异的存在，而不会因此而加剧冲突。
中美是否真的有冷战？
中美之间的冲突无疑是处于某种冷战之中。冷战指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不涉及军事行动，这就是目前的状态
《财经》：对很多美国企业而言，中国提供了复苏、稳定、增长的模式，疫情期间更成为美企避风港，但在中美关系紧张加剧之际，对所谓的中美“脱钩”，部分美国企业为什么选择了三缄其口？
罗奇：我不认为美国企业觉得中美可以脱钩。这可以追溯到我对贸易的看法。让美国企业回流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无论它在政治上很重要，还是它是使美国再次变得伟大的方式，如果美国不解决储蓄问题，那些都不会实现。美国可以选择不与中国进行贸易，甚至可以想象美国与一个国家进行双边脱钩，但在没有解决储蓄问题的前提下，美国不可能与全球贸易伙伴实现全球脱钩。同时，全球价值链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来构建，它们往往黏性很大，很难改变。来自IMF的研究清楚地表明这一点。看一下严重依赖中国的苹果公司的供应链就明白它很难被快速改变。
《财经》：新冠肺炎疫情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本世纪最大的全球危机，它产生的影响还未完全显现，但它将加速改变国际体系和力量平衡，对全球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罗奇：在很多方面我都不会低估疫情带来的重要影响，它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将持续很长时间。现在中国迅速恢复了生产，美国在过去三个月的就业人数也出现了大幅回升，但就业水平仍远低于疫情暴发之前。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最薄弱的一环将是消费者——就算他们不愿外出，不去旅行，他们仍然担心感染病毒，对疫情的担忧会使他们的大部分活动都严重受限。
世界经济的需求侧将不可避免地在疫情后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疲软。我认为在某些医疗及防疫物资产业链供应链领域，美国把大量的关键设备外包给中国等国家，这确实存在一些隐忧。疫情暴露了这个问题，让美国意识到至少应在供应链中储备一些这类商品。
疫情带来很大的压力，造成了很多紧张局面。它导致了超常规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这些刺激政策显然不能解决病毒的问题，却在金融市场上带来了很多过剩，最终可能变得难以管理，甚至可能令人担忧。
《财经》：在短期看来，似乎美国试图与中国一起解决具体问题的兴趣不大，中国应当怎么办？
罗奇：中国目前几乎没什么可以做的，面对特朗普政府不断施加的压力，中国政府也不能改变什么。在我看来，中国最好的策略就是静等三个月，以静制动。当然这对中国来说是比较困难，毕竟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受到了特朗普政府的攻击，这牵扯到中国的民族主义自豪感。
现在是需要克制的时候，中国要做的是管理好自己的经济，处理好贸易关系。从长远来看，这将是中国最大的利益，而不是急于应对因中美冲突而不断加剧的短期压力。
《财经》：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在45天后禁止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和财产与微信和TikTok这两款中国应用进行“交易”。但白宫没有明确定义这些交易的内容。从华为到TikTo，中国企业目前对白宫的态度不满。
罗奇：这些中国企业和他们面对的境遇各不相同。华为已明确下决心为智能手机和其他硬件开发自己的核心器件，以独立于美国供应商对所谓的实体清单施加的压力。华为继续专注于产品开发，研究和创新，那就是他的核心竞争力。美国试图让华为歇业破产，不留后路。因此对华为而言，唯一的出路是在美国之外寻找零部件和供应源。
至于字节跳动，面对特朗普政府施加的压力，他们能做的也不多。如果与美国软件公司微软进行交易符合微软的最大利益，也符合字节跳动的最大利益，那么双方就其美国业务出售给微软进行谈判比完全被禁止更具建设性。
《财经》：如果中国等待三个月，这其间中美紧张局势却一再升级，最坏的可能性是什么？
罗奇：从现在起到11月，中美关系很可能要面对更大的压力，特朗普政府会针对中国采取更多的行动。我不会猜测它们是什么，因为它们会非常极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的过激行动已然非常令人担忧。最坏的可能是中国也针锋相对，做出过激反应，那中美就远远超出了冷战模式的对抗。
《财经》：也就是说现在中美处于某种冷战之中？
罗奇：我对使用标签一向比较犹豫。中美之间的冲突无疑是处于冷战之中。冷战指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不涉及军事行动，这就是目前的状态。
《财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23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说，是在暗示中美关系比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更差吗？
罗奇：我的建议是不要从字面上理解国务卿蓬佩奥的讲话，甚至不要很认真。他只是想表现得强硬，以便在特朗普的选民之基中争取政治加分。但他把中美关系的状态归类为冷战是正确的，它不是军事战争，是中美双方有非常激烈的冲突并逐步升级。
《财经》：特朗普竞选的基调是要对中国强硬，这个基调会超出2020年大选的范畴吗？
罗奇：中美间存在的问题很严重。五年前美国还是民主党做总统时我写过一本书，那时两国就摩擦不断。在书的最后我预言中美关系会变得更糟。这个预言并非基于特朗普会当选美国总统，而是基于双方各自存在的问题。我的结论是，直到（或除非）双方在解决各自的问题上更为成功，否则中美关系会一路下行。
现在美国存在的很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不幸的是，自我的书出版后，这些美国国内的问题，就业和工资，生产力，创新压力都被归咎于中国之祸。30年前美国就把这些问题归咎于日本。美国不愿意为自己的问题承担责任。
中国自身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中小企业的问题和国企改革，企业如何去杠杆的问题；就业增长，农村低生产率和社会安全网的问题——后者在疫情中被证明是一个真正的问题。由于中美贸易战政治化，中国把解决自身许多问题的精力转移到应对美国的压力上来。
因此，我希望两国都专注于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样彼此参与解决中美冲突时才变得更强大和更有信心。也许我很天真。但如果一直沿着彼此冲突的道路走下去，结果就是没有赢家，只有输家。如果有人问我给美国新政府一个解决中国问题的建议，我会说，放弃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使用的方法，将其彻底撕毁，中美重新开始。
《财经》：前不久，你提到美国应对疫情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将导致美国国内储蓄率变成巨大的负数，加速终结美元的“过分特权”，迫使美元在未来两三年内贬值35％。这意味着什么？
罗奇：我对美元的预测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美国宏观经济失衡。美国的国内储蓄数字和经常账户赤字问题非常严重，且越来越严重。多种原因已经在削弱美国所提倡的全球领导地位。
其他主要经济体，比如欧洲表现出积极发展的态势。老实说，我从未期望过欧洲如此表现，在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对欧洲持负面态度，现在欧洲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表现都要好。我判断这些对美元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当然美元不会立刻失去其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发生。
但是美元仍然是主要的储备货币。尽管自2000年以来，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当中的占比从超过70％到今天比例已不足60％。但我们仍远远领先于排名第二的欧元。人民币储备资产在全球已分配外汇储备份额在上升，但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小。
美元大幅下跌会导致世界金融市场的动荡，因为全球都指望美元维持坚挺。过去几个月里，美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已经下跌了很多，但我认为美元仍处于多年修正的早期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