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先生在最新发表的文章中，对我之前有关“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人口过多，导致发展面临的短板难以补齐”的观点提质疑。但遗憾的是，他把我写的关于劳动力长期过剩的观点改成人口过剩，明显会引起很多观点的误导。
在他看来，“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来自人的需求，人口多会导致需求大，于是工作机会也变多”。
另外，梁先生还提醒人们不要忽略人口经济中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人口多带来的创新和国力的规模效应，也就是说人口越多，市场越大，人才越多，就能产生更多的科技创新，从而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强的国力”。
很高兴就人口的问题与梁先生再次进行讨论。如果我们经常有各类的学术争论，很多观点就会更加清晰，很多好的意见就会在争论中得到梳理。
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策咨询领域，我非常希望这种公开讨论的空间能得到进一步放大。
在本文中，我将围绕人口、就业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阐明我的观点。在我看来，中国人口多是不争的事实，说人口少了，我更是坚决反对。劳动力长期过剩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无论是从长期还是当下来看，解决经济社会矛盾的重点是考虑如何刺激增长，增加就业。特别是面对国情和疫情的实际，降低城镇的就业和居住的门槛。
另外，梁先生对中国老龄化和国际视野中的人口问题分析，我也有一些不同看法，会在接下来的文章里陆续加以回应。
人口越多市场不一定越大
其实，关于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在不同的国家拿出各种不同的举证，看似同样的例子，却可以得出很多个不同的结论。
从人们通常的认知来看，似乎人口越多，市场就越大，如梁先生所说，“人口越多，市场越大，人才越多，就能产生更多的科技创新，从而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强的国力”。但真实世界中的情况并不一定如此，比如，印度人口就多，南亚和东南亚人口也多，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国家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或者是说这些国家也会成为世界的创新中心？
所以，市场或大或小，不能只用人口多或少来加以度量。衡量一个市场是否够大，主要看它的人均国民收入和实际的人均收入水平，这些都是靠就业来支撑的。而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的提升，更是要看这个国家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研发的投入水平。以色列仅有900万人口，却得以成为科技创新强国，就是一个例证。
如果一个国家人口过多，就业不足，就会直接影响到消费水平上不去，那么可能人口多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就是一个潜在的负担。如果一个国家受教育水平普遍低下，很难说这个国家会成为世界的创新中心。
即使不以国家作为讨论对象，也能得到同样的结论。拿梁先生举例的东北地区来说，市场容量不足和消费能力不够是人口少导致的？还是各种体制原因导致企业发展环境差而引起的？而且很多年以来，东北人口都是外流的，外流的原因和出生率有关系吗，显然是东北的就业需求不足，收入低，无法形成消费能力和市场，所以人口外流，是去寻求就业和提升消费的机会。而且，越是落后和贫穷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越高，这也是一个现实。
俄罗斯也是如此，产业结构滞后，过度依赖能源工业和军工以及重工业，吸收就业能力强的加工业发展不足，没有竞争力，因此消费能力不高。俄罗斯比日本的人口规模还要多将近2000万人，但是消费能力显然不能与后者相比，产生差距的原因就在于产业的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不足，因此导致就业和收入的水平偏低。
再来对比一些人口少的国家，例如北欧的几个国家，目前在世界上人均收入的榜单中排名最高，它们从来没有因为自己人口少而去强化所谓生育问题。类似上面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不足以说明人口的多少和消费能力，以及市场大小的关系。而且由于人口过多，就业不足，而导致消费能力低下的国家比比皆是，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如非洲、南亚和东南亚还有部分拉美国家。这些国家放纵人口出生，财政无法支撑人口庞大的公共服务支出，国家贫困问题始终陷入在恶性循环之中，这些例子为什么被忽视呢？
劳动力过剩不是杞人忧天
我原来长期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应该说去农村的次数远比梁先生要多得多，当然对于农村的情况也就非常了解。梁先生用“农村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早已在城市打工，从事农业的大多是老人”，以此来反驳我有关“农村劳动力过剩”的观点。在我看来，梁先生提到的情况确实是现实问题，但是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悲观。原因在于，农村的劳动力过剩问题将长期存在，而不是所谓的人员凋敝，劳动力不足。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体制问题没有解决，无法引入各类要素进入农村市场。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还得依靠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农村户籍人口仍然有8亿多，常住人口6亿左右，同时，中国拥有约20亿亩耕地，如果按常住人口计算，平均一户不到10亩，只有韩国和日本的户均耕地面积的一半左右。在这样的户均耕地水平下，还无法实现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
再来看，日本和韩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80%以上，农业劳动力仅占总就业人口的5%左右，已经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但是，由于农产品价格无法与国际市场竞争，两国还是采取了大量的农业补贴政策，包括价格补贴和财政补贴。仅韩国，农民收入的50%就来自于各种农业补贴。
之所以日韩对农业人口有补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80%以上的城镇人口和95%的非农劳动力所创造的财富对于极少数人口的补贴是可以实现的。试问，中国的农村户籍人口占56%,农村常住人口还占40%左右，以当前城镇人口和非农劳动力所创造的财富，能够补得起我们现有的农业和农村人口吗？而2019年的农村人均收入统计中，来自于补贴的还不到10%。如果真要达到日韩的补贴水平，我们补得起吗？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经说过，如果中国要想达到日韩的户均耕地水平，现在的农村人口至少还要出来2亿左右，根据现有的非农就业市场规模，是否能容纳这2亿人口的就业，是一个疑问。
而且，目前已经在城镇就业的2.9亿人口，尚因为户籍引发的利益问题还未完成市民化过程，若要吸收来自农村的2亿人口，新增的就业岗位从何而来？没有收入何谈消费？没有就业，特别是非农就业何谈增加收入？这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现实。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增加就业应该是一个长期国策，这已是社会共识，但是谈何容易。
首先，在各地制定的产业政策中，仍在推崇高大上的产业政策，严重忽视了城市化进程中更应该实行的包容性就业问题。其次，对于传统产业的就业空间如何给予充分的政策支持，至今除了提出的所谓“地摊”经济之外，还没有看到完善的政策体系。再次，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否把农村的非农就业人口纳入现有的就业统计，目前也是一个政策的空白。
这一问题的涉及面众多，但是这些都能说明，中国现在需要面对的不是劳动力不足，而是严重过剩，这就是国情和现实。仅仅在这次疫情引发的全球性危机中，中国至少丧失了几千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了就业只能回到原来的土地上从事农业劳动，以此谋取生计，度过眼前的难关，在这一现实下，能保住原有的就业规模就已不易，更不要说扩大就业了。
为过剩劳动力找到出路才是正道
资本和技术替代就业的大趋势，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讲过了，由于资本和技术的替代，非农就业人口要从工业向服务业过渡。
但在这次疫情中，损失最大的就是包括旅游、餐饮在内的各类服务业，而从事这些服务业的劳动者只需具备简单技能，适合于农业转移人口。也要看到，全球化衰退也会引起中国严重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外贸企业订单下滑，这又会丧失一大部分劳动就业岗位，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这种现象已经普遍显现。
因此从长期的就业形势看，目前面临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增加和扩大就业机会，而是如何保证现有的就业岗位以满足城镇居民和外来打工人口的生存需要。在制定各类政策过程中，我们不可能不考虑这些现实问题。因此从如此众多的人口就业需求来看劳动力供给，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困惑是就业岗位严重短缺，无法适应劳动力过剩的现实需求。
人口就业还与经济增长的水平有关。在曾经出现的近20年的两位数增长时代，在多的年份，每年转移的农村就业人口超过了2000万，平均也达到了1500万左右。但是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时期，农业转移就业人口的增长趋势已经严重放缓，在最少的2016-2017年间，几乎是零增长。到了2018-1019年有所恢复，为200万左右，今年的数据肯定是十分不乐观。
虽然农村人口回到家乡还有自己的宅基地和耕地，还能保证温饱无忧，但是不要再想什么刺激消费了。无论是疫情引发的全球问题还是国内问题，中国都面临着增长严重下滑的趋势。当经济增长数字从两位数下降到一位数，甚至从一位数的中位下降到低位的时候，就业形势的大趋势就已确定。在全球各国的经济都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能够保持一位数的中位增长？即使疫情过后得到复苏，我们的增长还能回到两位数阶段吗？如果回不到，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如何来谈就业的扩张？
就业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无法谈论收入问题，更谈不上对消费能力的刺激，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在这个意义上讨论中国的人口问题，到底是要想办法提高人口数量，还是需要全面地考虑人口结构，改善人口质量，我认为后者才是重点。
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放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不认为鼓励生育是解决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的重点，特别是就当下而言。现在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在经济下滑时期，刺激增长，增加就业，面对国情，降低城镇的就业和居住的门槛。
其实人们已经注意到，中央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已经在进行，生育政策已经从一孩放宽到普遍二孩，未来继续放开也并不是不可能。但是当务之急，不是鼓励生育，或是不厌其烦地评价过去的政策得失，而是要针对国情和疫情产生的危机，认真去解决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就业问题，这才是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