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是干什么的？入会有什么用？商会能帮我拿到订单或工程吗？诸如此类的发问，看上去天真无知和过于功利，但却问出了商会存在的本质问题。存在即合理。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商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自我发展到自觉建立也自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首先，商会不是新生事物。商会的产生和发展大致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同步。
商会，是商人聚汇地，是商人在外打拼的“娘家”，也是商人与商人之间抱团取暖、共谋发展的地方。新常态下，商会的职能不能仅仅局限于联络乡情，更应该倾向于服务企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缺乏专业化管理人才，是制约我国行会商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根据已有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社会组织中的专业化人才比例很低，一般在两成左右。同发达国家比较，比例严重过低。专业化人才短缺是阻碍商会这样的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瓶颈。但如何保持商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目前我国商会遇到的一个共性问题。商会的发展不能走传统老路，必须走“依会养商、引商养会”的方式，提高整体的服务功能，保证商会的良性发展。
商会是古已有之的民间社会组织之一，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社会改革全面展开，商会功能不断提高，社会影响力日益扩大，这种大环境，导致商会生存空间发生重大变化，给商会组织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商会的运营模式必须进行不断创新。
中国近代商会是伴随着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在商人会馆、公所、行帮的基础上逐步产生的。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商会。1904年，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规定所有“商业公所”一律改名为“商会”，各地纷纷响应，商会组织系统在全国建立起来。因此，中国的商会正式成立于1904年，距今已有106年的历史。此后，历经清末、民国，商会的作用越来越被商人所认识，“商与商集合而成商会，其在今日明效大验。”
其次，商会是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结构下的政府是“全能政府”，自然没有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商会生存的空间。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过度，“强政府、弱公民”格局向“小政府、大社会”格局转变，成为社会建设的大势所趋。政府的角色逐渐由服务的提供者转变为服务的管理者，由服务的生产者转变为服务的购买者，由福利的规划者转变为福利的审查者。
商会在新时代中要探索新模式，将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有机结合。商会作为社会组织，是典型的非营利性质的组织，商会的运作资金主要来源于会员的会费收入。但商会如果要服务好会员，又要与政府及其他组织保持顺畅的沟通与协调关系，还要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仅靠会费收入是远远不够的。商会建立了多条资金运作渠道。
高度重视文化作用，打造学习型协会。具有地域特点的文化与精神，才能使商会成为世界公认的名片和符号，才能使商会最为引人瞩目。高度重视商会的文化作用，可以丰富商会内部的文化生活。加强商会的凝聚力，构建一个全新的共谋发展的平台。
从商会组织而言，商会可持续发展在于与时俱进，组织管理与运营方式不断创新。包括：清晰准确的战略目标定位;高效的资源配置和整合能力;灵活有效的组织机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建设;不断提升的风险管理能力等。
市场经济中的“两只手”——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都存在着失灵的可能，需要商会一类非政府组织的“第三只手”适时出手帮助填充和弥补。在此条件下，商会的应运而生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须的。因此，我们说，在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中，政府、企业、商会三者是缺一不可的。社会与政府、市场的良性互动、优美共鸣，才是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