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风来满眼春
1992年1月18日下午，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的陈锡添被临时叫到市委，接受了一个特别采访任务。23日晚上，陈锡添风尘仆仆地重新出现在报社和家中，被问及行踪，只字不提。
两个多月后，《深圳特区报》在一版头条，10293字报道了88岁的老人在深圳视察的新闻。紧接着，《羊城晚报》全文摘发，国内主要报纸都在一版显要位置刊发，新华社也于30日正式播发了该文。《深圳特区报》因此广为人知，作者陈锡添的名字也被印刻在中国新闻史中。
几个月后，在中国的最北方，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市长赵明非一人一早来到了贸易市场。他花一块钱买了门票，又花两块钱租了个摊位，从怀里的布包掏出了全部“家当”：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取自宾馆的牙具、一台小收音机和一罐母亲从北京捎来的蜂王浆。
市长摆摊消息“不胫而走”。电视台的记者来了，工商局来了，群众也来了，众人还不忘帮着市长吆喝：赵市长摆地摊了，大家快来买呀。跟着，警察也来了，说要保护他的安全。
人越围越多，赵市长见好就收，卷起自己的货，回去了。后来他透露，电视台的人其实是他自己找的。但这一场“秀”效果很明显。一时间，整个绥芬河陷入“疯狂”，除了上学的学生，看不到闲着的人，“都在为边贸奔忙”，赵明非甚至推出了7小时工作制，来方便公务员在业余时间经商。
大家都知道的是，绥芬河市成为第一批边境开放城市。
老人南巡1年后，1993年1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更进了一步。这个《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和个人。”
1993年，私营企业一下子从1990年的9万多户猛涨到23.8万户，增170％。
这年10月25日，南阳市委书记侯玉德也在市场摆摊卖书，引起围观。侯玉德练摊的时间比赵明非要长上不少，而河南也是当时民营经济跑得最快的省份之一。
在许昌，首家职工夜市开办，1.6万平方米的大棚内，机关干部和在职职工利用夜晚时间从事“第二职业”，出售各类产品。省话剧团副团长、省电视台文艺部主任张泽民，离休后和老伴在郑州经三路卖夜餐，下午六点到凌晨两点，生意火爆。
5月，在河南舞阳钢铁厂干了10年的许家印，辞掉“铁饭碗”， 揣着一份三十几页纸的简历，穿行于深圳的各个招聘市场，找到一份业务员的工作。
他在朋友家的走廊住了三个月，也不是没有想过先摆个摊平衡开销。后来朋友劝他把简历变薄。这一招果然有用，他很快成为一家叫中达的地产公司的业务员。五年后，他创办了恒大。
合生创展的创始人朱孟依走的路比较“高级”，80年代中期丰顺县城商业刚刚兴起，他看到当地人习惯沿街摆摊，占道经营，这使得整个县城更加嘈杂混乱。于是建设了一个规范的市场，将那些占道经营的摊主全部集中起来，既便于管理，又能够让政府得到稳定的税收，朱孟依得到的回报就是业主的租金分成。从这开始，朱孟依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原始的地产开发商，也正是这次让他挖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那个老人在深圳讲的那番话，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许多摆摊人的命运。让很多人觉得，世界这么大，应该去看看。当年全国辞职的人，超过了12万。他们很多人都从摆摊开始了自己的路。
这12万也只是冰山一角。有不完全统计，那一年，下海潮之中没辞职但是办“停薪留职”的人则超过了1000万。
练摊是个技术活
1980年末，19岁的温州姑娘章华妹去了趟当地的工商所，领了一个营业执照，编号是10101。字是用毛笔写的。
章华妹的生意，今天看起来寒酸得很。就是在自家门口摆个地摊，卖一些针线、纽扣一类的日用品。
当时，温州的工商局也刚成立。工作人员看到章华妹摆摊，便告诉她，现在做生意放开了，可以去领个证。她回去和爸爸商量，爸爸觉得国家说要改革开放，领了应该不会错。于是，她就去了，拿回来挂在家里。
没成想，这是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她成了中国第一个合法的个体户。那一年她21岁。
不过，她之后的发展，其实也就一般般。转行做皮鞋失败，足足用了两年时间才处理完库存，不得不重新做回纽扣；她老公做珠宝生意，两个月赔了80万。她儿子自己开酒吧，压根不想跟着她继续卖纽扣。
图/视觉中国
摆得早不如摆得巧。有几个中年男人，摆摊虽然比她晚，但摆得成功。
1994年，杭州第一家翻译公司--海博翻译社注册。当时公司运营起来很艰难，每个月的公司收入只有200，而房租就要700元。
马云去进地摊产品，鲜花，袜子到义乌去摆地摊，来维持公司的开支，用在这个钱维持了3个月，公司才开始平衡运营。
柳传志也曾在北京中科院的门前摆起了摊，卖的是电子表，后来还批发过旱冰鞋、运动裤衩和家用电器。
本来是中科院人事局的干部，半路出来创业，搞了一家“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公司赚不到钱，柳传志不得不练起了摊。这一年，他刚好四十岁。
那个年头，难的不是找工作，难的是摆摊，竞争最激烈的也是摆摊。
马化腾毕业时曾想过在路边摆摊为人组装电脑，但却发现路边摊的竞争很激烈，于是只好老老实实去找工作，在润迅公司一做就是多年。（当年寻呼机时代的龙头老大。）
何帆在《变量》中对这一代人进行过素描：无论50、60、70后，这都是一代人，这都是经历了经济增长“被挤上车的人”。这一代人穷怕了，时时刻刻会有忧患感，这一代人又是幸运的，他们在赚钱的同时也体会到自我实现的成就感。
这个年代的人们都想活得更好，尤其是草根们。他们硬是靠着街头摊子上的针线、纽扣和电子表，把钱缝在裤子里，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摆摊吧，后浪！
到了80后、90后，摆摊的故事重新被书写。
2008年，23岁的陈昱含在悉尼留学。课余时，就在类似的跳蚤市场摆地摊。作为中南集团创始人陈锦石的女儿，摆摊的动力自然不是因为“贫穷”。
何帆认为，到这一代人，他们追求的是做一些激动人心的事情，他们评判一份工作好不好，会问这个企业好不好玩儿？没意思的工作他们不要，不好玩儿的企业他们不去，他们寻找的是“嗨动力”。
就像陈昱含说的，“通过摆摊这一种独立创业，中南接班人对于商业世界的运行规律，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这些被外界称为“二代”的群体走的是与父辈从“地摊”到企业完全不一样的路径，而更大的新生群体也正在悄悄改变“地摊经济”的传统面貌。
根据《2019中国小店经济温度图谱》，网商银行和支付宝的分析显示，截至2019年，中国小店数量约为1亿，包含网店、街边小店、路边小摊等，带动3亿就业。
其中，日流水3万元以下的各类小店，流水平均增速35%，跑赢GDP；小店图谱显示， 2019年一半小店凭信用获得贷款支持，做到借钱不求人，99%实现有借有还。虽然店面不大，但信誉却奇高。
作为最早放开地摊经济的城市成都，早在3月，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印发《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提出疫情防控期间对商家和经营者实施审慎包容监管政策。
政策推行至今，根据成都市城管委公布的数据，截至5月底，成都市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0个，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7147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20130个，增加就业人数10万人以上，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过98%。
2个多月的时间，仅成都一城就增加了10万人以上的就业，并在两会期间获得总理点赞。
政府和电商大力支持下，资本市场同样闻风而动，与地摊经济相关的个股应声而涨。可提供地摊经营场所的大型商超的茂业商业、百大集团股票飘红，提供货源的小商品城股票上涨。被称为“神车”的五菱荣光推出翼开启售货车，也成为网络最热话题。
作为起点的黑龙江绥芬河市18年后因为疫情成为焦点，历史的网就是这么有趣的将这个并不为人所知的边境城市再次拉回到聚光灯下，而作为疫情带来负面影响的应对措施，18年前发生在这座边陲城市的故事也许会在更大范围再度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