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方的终极评论(上)：站在西方自由主义角度批评反对者为“文革余孽”真的合适么？

一、纯属方方自找的

本来很长时间已经不关注方方了，但是最近听到方方不断指责反对她的人是“极左”“文革余孽”，深感诧异。另外，网上各种语言观点都有，的确不排除很多批评方方的观点不得要领，方式极端和错误的。所以，对围绕方方的争论作一个全面系统和科学理性的评述是非常必要的。

文革过去已经40多年了，对文革的反思也持续了很多年。今天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是不会认同文革中极端斗争方式的。但是，怎么会在围绕方方的争论中有点回到文革中去的感觉呢？我曾写过两篇关于方方的文章，是在全部看过方方的60多篇日记后写的，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看了方方写完日记以后的主要微博，基本可得出一个结论：之所以存在大量以文革余孽方式反对方方的现象，纯属方方自找的。因为方方本人就是以这种方式在反对批评她的人。可以说，最初介入方方争论的人，无论支持还是反对，都有理性客观的，也有不理性走极端的。但是，你选择关注什么样的人，最后什么样的人就会不断聚集到你身边。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最好的证据，就是方方转发的其他人的言论和文章。虽然这些是转发别人的，但你选择转发什么样的文章，并且摘录什么样的话，就充分表明了你自己的心态和看问题的方式。基本上来说，如果一句话里面找不出脏字和谩骂语言，是很难被方方选中的。只有那些离开脏字和侮辱他人的人格就不知道怎么说话的人和言论，才会容易被方方注意到。以客观理性的方式支持方方的人有吗？我相信是有的，可是在方方选择转发的文章中，我们极少看到。

以上是方方微博中2020年4月28日22点40分刚刚转载的一个文章。她特意从中摘的一段话和标题里面：“这货”“他大爷”“流氓”“恶棍”“脑残”。仅仅两句话里就有五个脏字。其他成堆的难听语言我们权且就认为不算脏字吧！否则脏字含量实在是太高了。

每一个在网上写文章的人都知道，无论你怎么说，留言里面都会有纯粹只是用脏话谩骂的。我一开始在网上写文章时，专业的网络编辑就提醒我，必须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因为网上大多是匿名的，各种无底线的谩骂语言都会有。举个例子，我前不久刚发过一篇介绍核酸测量方法原理的纯技术性文章，但这样的文章居然有人留言“扯XXX，东XXX，各行业都有专业，失去医疗并没有什么，失去人心就完蛋了”（抱歉，太脏的字我就不显示了）。这简直是莫名其妙，这样的留言如果不是要写与网络言论有关的问题我是不会理睬它的，在公众号上你不把它精选出来就得了。有很多学者也想赶上时代的浪潮在网上发文章，但网友留言中成堆的漫骂语言让他们非常震惊和诧异、很快就受不了，索性不写了。如果你要想在网上持续写文章，必须要有很好的管理网络语言环境的能力。

我有一个原则，即使是铁杆支持我的网友，如果他纯粹以谩骂的方式去反对和我意见不一样的其他网友观点，我是绝对不会将这样的言论在微信公众号上精选出来的。如果在微博上，最开始页面上的网友言论，作为博主有权力把这类不文明的留言删除掉。所以，在我的粉丝中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我的网友，都会越来越理性、客观和科学地讨论问题。你不可能在网上去消除纯粹谩骂的言论，但你可以有效地管理调节不同网友的比例。但方方基本上是尽可能选择以脏字尽可能丰富的方式支持她的言论，这些言论并不是在她文章中的留言，而是她主动去其他网络空间精心搜集挑选出来的，这就纯粹是她自己的问题了。这样当然会大量激起以同样方式攻击她的言论。所以，她认为网上充满语言暴力，充满文革余孽，那是因为她自己就是最大的文革余孽和语言暴力的筛选者。

网上批评方方的是否就全是不理性的语言暴力？当然不是，很多不赞同方方的文章是非常理性和客观的。例如旅居法国的宋鲁郑先生也在写巴黎疫情的日记，他对方方的批评不仅非常冷静和客观，也在批评之前首先表示对方方个人的尊重。观察者网2020年4月14日文章“北大教授谈《方方日记》：‘真实性’会是压倒它最关键的东西”也是非常理性和客观的。但是，几乎所有这样客观理性的意见方方不是完全无视，就是以语言暴力和谩骂去回应。你眼里只看到语言暴力，并且只精选出语言暴力，当然围绕你就充满语言暴力了。她和她的支持者们树立的反对他们的靶子，都是诸如：被“乡下人”贴大字报、被武林高手宣战等等。采用不理性和极端方式去反对方方的，真正理性和客观的人同样是非常不赞同和反对的。

我们可以借用一些方方们比较容易听得懂的文革语言，来简单划分一下围绕该争论的网上群体。他们可以分成六类，用文革语言来说是六个“派别”。 

问题是，方方只关注到支持她和反对她的人中的文革余孽派，尤其是里面最极端的 “保皇派”和“造反派”，无视客观理性派的存在或只以文革余孽派的方式去应对。这当然会造成围绕这个争论的文革余孽派人越聚越多。在今天的中国，客观理性派还是占大多数的。因此，你不要说网上充满语言暴力，只是作为文革余孽派头头的方方以及保皇派们的眼里只有语言暴力，这是你自己自找的，是你把在中国仅存的极其稀少、已经快绝种的各种文革余孽派全给召唤出来了。为什么客观理性的人支持方方的越来越少？因为她自己制造了这样一个舆论环境：要在今天的中国证明自己不具有客观理性看问题的能力，证明自己是快要绝种的文革余孽派，证明自己离开了脏字就完全不会说话的最好方式，就是去支持方方，那客观理性人还不都被你全吓跑了。

二、你没有那个权力和自由

表现得最“理直气壮”支持方方的言论，基本上最后锁定在权力和自由上了。宪法规定了人们有言论的权力和自由，所以方方有这个权力、有这个自由写这种日记。这是该争论中一个最大的认知混乱。

绝大多数的权力和自由是宪法对于人最基本生存空间的规定，是一个最低的底线。当规定了某个权力以后，你是不是真能享受到这个权力和自由，并不是取决于这个底线，而是取决于你的能力、努力、道德品格甚至也包括一些机遇。例如，每个合法的公民都有工作的权力和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能找到工作，也不一定意味着你一定能进某个好企业。如果你去说宪法规定了人有工作的权力和自由啊，所以你一定要求去做人民银行的行长，这恐怕是不妥当的。不是说你绝对没有这个可能，但你不能仅仅以宪法规定的最底线权力和自由就来做这样的要求。而是得首先证明你的能力、职业素养和道德。要想实现任何工作的权力和自由，你得拥有相匹配的工作能力、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有人可能会长期失业，这并非就一定意味着其宪法底线的工作权力和自由受到了侵犯。

言论的权力和自由同样只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至于你是否一定能实现这个权力和自由，得看你的能力和道德是否越过最基本的底线。只要没有越过这个底线，如果有人反对你，至少在最基本的权力和自由上，我们是坚决维护你的。如果越过这个底线，那对不起，你一定会受到各种方式的限制。我们再把事情谈得越来越具体和具有针对性一些。有一个寓言形象地说明了说话的能力和德性是如何影响其说话权力和自由的。

有一个孩子特别不会说话，总是喜欢在任何场合都说一些很不吉利的事情。有一次其父母带他去参加友人的一个婚礼，去之前就特别叮嘱这个孩子，你索性就一句话也别说，只在婚宴上吃饭就行了。整个婚礼上这孩子真的一句话也没说，最后其父母离席时一家人过去与主人打招呼，这孩子实在憋不住了“我今天一句话都没说吧！以后新郎新娘生出孩子死了可不能怪我”。结果是什么呢？当然被父母拉回家一顿胖揍。被揍的时候还在高喊：宪法规定人人都有言论自由，凭什么我就没有说话的权力和自由？

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这些是人人都会遇到的事情。谁家不会遇到亲人离世？这是谁也回避不了的自然规律。在别人家逝者的葬礼上，你有随便乱说话的权力和自由吗？我相信不会有任何人这么认为。假设有人家正在举行葬礼，其他人正常的话应当对家人说什么？人死不能复生，请节哀顺变，照顾好家人，身体要紧......但如果此时有个人跑过来高喊：你家人死得好惨哪，是儿女不孝、领导失职、医院救治不力还是生前小三谋财害命，得有人负责呀......对此你如何看待？很显然，如果真是逝者的离世存在责任问题，那必须要清楚追责才能让逝者安息，让亲人释怀。但如果逝者离世是自然因素占主导，其他人难免有做得不是绝对周到的地方，那这种呼喊纯属一种毫无人性、极不负责任的行为，纯属给人家添堵。这才是方方日记争论中最最关键的问题所在。

如果你只是记录下当时的一些所见所闻，即使某些方面写得不是很完善，即使有人以此批评方方，我是愿意为她辩护的。有些地方描述得过于惨一些，这处于两可的状态，说它可以，是因为这只是描述客观的事实，让人们看到疫情的惨烈，这可能让更多人更重视疫情，去挽救更多的人。说不完全合适，是因为很多人刚刚经历亲人的离世，这样的描写可能让他们心里更加难受。对离世者，人们会尽量给他们清洗、化妆，把遗体盖上，这是要掩盖事实吗？当然不是，是要尽量给逝者以尊严，让亲人心里多少能得到些许安慰。如果时间过去很久，亲人已经从悲痛中走出来，以小说的方式去表现疫情中的惨状可能会更为合适。当然，即使有这种不合适，如果方方的描写仅限于此，我也愿意为方方辩护。

但是，方方显然是将此次疫情定位成完全是人祸，至少人祸远大于天灾。支持方方的文革余孽派也基本是以此观念为基础而支持方方的。这是方方从认真科学的专业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吗？完全不是，那么她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

我们这里先转引方方自己转载的文章中的内容（前面2020年4月28日22:40分转载文章的内容），应该说这段算是看起来比较客观有数据支持的部分。做该工作的作者“西越SD”统计出方方日记中的四类文字，认为其“基本上是客观、公正的，主体是健康、正面和积极的，并非是专写阴暗，专揭‘家丑’”。但该作者在最关键的“追责（12）”一项上认为其“无法类比”。我看过方方的全部日记，如果仅仅从消息的好坏、赞扬与批评等方面的描写来看，我大致认可这位作者的统计。我在第一篇写方方的文章“为什么西方国家忽视中国的成功抗疫经验？”中也提到她并不是专揭阴暗的。如果仅仅是写这些东西，那么方方日记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但是，方方本人对传染病学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没有任何学习和研究的情况下，却带动国内舆论谈追责问题，这产生了巨大的误导。

为什么她会做出这种倾向性的判断，原因可能绝大多数讨论的人忽略了。在这次疫情之前，方方在2016年刚刚出版了长篇小说《软埋》，这是一部以土改为背景的作品。这类作品早就有，我们会很自然联想到的是1993年余华写的《活着》，这部作品还被张艺谋拍成了电影，比方方早了20年。方方的《软埋》相比余华的《活着》主要变化是将故事写得惨烈到极点。主角家里不是全家被枪毙，就是全家自杀被软埋。显然，方方在其《软埋》小说中将土改完全看作是一场惨烈的人祸。在这次日记事件之前，围绕方方的小说就已经展开了强烈的争论。这是为什么方方写日记没多久，争论就那么快地开始。无论是方方一开始就有意如此，还是她在争论中不断将其在《软埋》中的情绪和观点越来越充分地展现，总之，她是越来越用《软埋》的视角来看待这一次的疫情。很多支持方方的读者，尤其“保皇派”的人，主要就是土改中受冲击的地主后代和相关的人。他们在这次讨论中甚至丝毫不隐晦相应的看法，他们认为方方是为民说话，这种看法更多并不是从她这次写日记中得出的结论，而正是从《软埋》这部作品中得出的结论。如果不去深入讨论《软埋》及相关的土改问题，可能无法谈清方方内心深处的思想和错误是什么。不过，这个并不是本文的主题，我会在下篇中专题展开讨论。

但是，必须要特别清楚提醒的一点是：无论对土改持什么样的观点，你怎么能将看待一个社会运动的观念，来等同地看待一场自然的传染病天灾呢？即使是中国的土改，你也不能简单地拿去作为评价其他土改的依据，况且与土改完全不同的一场传染病。很多与土改相关的后人至今难以对当年亲人的离世释怀，仅仅因为这个，你就要让在此次疫情中数以千计失去亲人的人们，陪着他们一起永远不能释怀吗？最初很多不明其中究竟的湖北人的确会感觉方方是在反映疫情，甚至为民说话而支持她。但当爆出她的日记在国外出版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她对所讨论的事情并未从专业角度有任何责任感，而只是将其在《软埋》中要对全社会追责的观念简单转移到这次疫情中，这纯属是给疫情中成千上万逝者的亲人们心里添堵。这也是为什么突然之间最初支持她的很多人转为对她极为憎恨的原因所在。

我在本文中的很多观点早就有，但并不愿意那么快地去写，原因就在于要待疫情彻底清零，尤其武汉的病人全部出院，所有逝者的家人办完了丧事，并且过完头七再来谈这个事情。无论我们要谈任何关于这个疫情相关问题，首先必须最充分尊重在此次疫情中失去亲人的家属们。我们最为反对的是借此次疫情中失去亲人的家属们的悲痛，去实现其他的任何目的。这是最起码的人性问题，而绝对不是任何展现你的言论自由和权力的场合。

专挑这种场合去说不该说的话，是要被正在办理或刚刚办完丧事的家人掌嘴的。

当有人用并且只用权力和自由去为自己的行为和言论作支撑的时候，很可能证明的仅仅是其缺少相应的能力和德行。

三、捣乱式追责

要清楚回答上一节讨论的问题，就必须讨论清楚一个基本的判断：如何看待这次疫情中的责任问题。此次疫情中是否存在需要讨论的责任问题呢？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人认为这次疫情中国做得所有事情都完美无缺，一点经验教训都谈不上。我在此前的很多文章中，都在通过专业的学习和研究在讨论如何准确地判断各个方面的责任问题，以及今后如何改进。不仅我在做这个工作，大量其他有专业态度的媒体人和专家学者都在研究和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方方起了非常恶劣和极坏的作用，就是让科学、专业、客观的正常网上责任问题的讨论进行不下去了。

设想一下，某个会议室里正在开一场讨论责任问题的会议，会议中的所有人都在严肃认真地分析研究各个方面的情况数据。然后突然闯进来一个人，并且带领成堆的人一起闯进来大喊大叫“难道不该有人负责吗？如果没有人负责社会能改进吗？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当有人指要谈责任必须准确客观时，一大群闯进来的人高喊你这种态度是负责任吗？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认真讨论责任问题的会议彻底进行不下去了。

你要谈责任，就必须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专业的基础：

事实的准确过程和测量数据。

传染病学、流行病学、分子生物学等相关专业的科学论证。

相关法律法规的详细规定。

......

对以上所有这些，方方和她带领的保皇派们完全没有任何兴趣，因为她对这些根本就没有作过任何研究，更没有任何专业知识背景和基础。他们根本不在意具体哪个环节和哪个人的责任问题，而只是要拼命吵作“追责”这个抽象的概念，是要对全社会去漫无边际地追责。她只是将《软埋》中的追责思想简单转移到这次疫情中。

炒作李文亮是“吹哨人”最能体现其缺乏专业素养。如果不谈张继先是真正的吹哨人，却来谈李文亮是吹哨人的，基本就可判断其专业性缺乏的严重程度。该用什么专业的方法去吹才是吹哨，而不是吹单簧管和葫芦丝，只有对相关专业问题作了充分研究以后才会明白。但是，正是以方方为首的人以无知者无畏、极为缺乏专业性的态度，在此次疫情中带给人们巨大的思想混乱，并且绑架舆论使这些错误的认知至今难以被厘清。有很多人在我的文章中留言“不去谈追责，难道要去歌功颂德吗？”在方方等人的眼中，如果不是全盘否定，就只能是歌功颂德。但是，我们在更多的情况下需要的是科学、专业、理性、客观。上面那位支持方方的作者根本就没有去统计方方日记中谈这方面的内容，这非常反映问题的实质，就是支持方方的网友们也清楚，她的日记中根本就没有这方面内容。缺少这些最关键的东西你怎么可能“客观公正”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却跑来谈追责，这不纯属捣乱吗？你真的有效去追了谁的责了？凭你的专业能力可能追得清楚任何责任吗？

这样导致的结果只能是砸场子式追责，打掩护式追责，然后变成逃责式追责，战忽式追责，添堵式追责，缺心眼式追责，最后变成对整个中国漫天遍野泼脏水式追责。你这不是在追责，实质是让追责的工作根本进行不下去，是在戏弄和欺骗那些希望追责的网友。

四、事实真实与形式真实

最近方方在微博中连载为她日记的事实来源进行辩护的文章，我都认真看过，衷心地建议方方老师暂时先别以这种方式去为自己辩护了。如果你不能理解“真实”必然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并且属于普通测量学研究的专业范畴，是不可能知道如何证明你的日记真实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辩护只能是越辩越黑，越辩越证明你的日记缺乏真实性。

当说到真实时，必须要首先理解“事实真实”和“形式真实”两个基本概念。

事实真实是我们一般会去讨论的“事实上是怎么回事”，从科学上来说，就是测量数据的精确性和误差分析问题。一切最严格的科学测量也都必然是存在误差的。所以，当我们谈事实真实时，可以有一定宽容地看待测量结果。作为一个文学家，去描述一个社会现象，即使有一定的偏差，只要本质上没有偏离基本的事实，我们是可以持宽容态度的。但是，事实本身的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在很多时侯其他人是难以直接去验证的。我们绝大多数人在疫情期间没有去武汉，即使在武汉的也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待在家里，而不在抗疫的现场，大家都只是从网上或其他信息渠道了解相应情况，这样就很难直接去验证某个描述是不是事实真实的。其实就是在最严格的科学上也存在类似情况。所以，即使最严谨的科学，也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首先要求“形式真实”，并将其作为最普遍采纳的真实性标准。

什么是形式真实呢？我们不谈定义，只举例来说明。如果你只是去写个网络文章，可以不那么严格，不标注参考文献。但如果要写成科学的论文，就必须要将参考文献加上。参考文献是你文章论点和论述的信息来源，有了这个，其他人就很容易去直接验证你的观点是从什么渠道来的。你在论文里要有你自己的实验方法和测量数据，这样其他人可以用相同方法进行实验的验证。在很多情况下，你的论文并不是说审稿人重复做了实验和验证了所有参考文献内容以后才认可，而是要充分地进行形式认可。就是至少你写论文的所有重要内容都是可以用专业的方法进行直接验证的，并且最重要的部分通过你所提供的参考文献里验证了相应的内容。

如果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有个城市从法国回来了一个人，传染了13800个人。这一下就会被人看出是假消息，因为全中国没有任何地方存在从国外回来的人传染那么多人的。并且无论从科学还是常理上说，一个人要直接传这么多人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他说中国有个城市从法国回来了一个人，传染了8个人，这就很难直接验证是对是错了。因为从国外回来传了8个左右人的案例太多了。那是不是绝对就不能验证这个说法是对是错呢？当然也不是，但那唯一的方法就只能是把所有中国的疫情案例全都筛查一遍，先看是不是有从法国回来的，再看有没有传染了8个人，或者8个人左右的案例。可是，这种筛查方法成本实在是太高了，甚至是查出了有两个从法国回来的传了8个人，是否就确认这就是你所说的那个案例，那也不一定。如果样样事情都这么来确认，那就累死了。这种只能靠全体样本排除法去验证的说法，我们就认为它是不符合“形式真实”的，不管它事实上是否真实的都没用。

形式真实就是你写文章的人自己，得首先让他人能以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去验证你说的是对是错。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数据、图片视频、信息来源，参考文献，误差分析，核实验证方法及途径，甚至在一些严格情况下，参考文献中是书的第几页都得标注清楚等。我们一定要强调是按你提供的渠道，可以通过最短的路径去“直接验证”，而不是只提供情节，只有依靠筛查全体样本，用排除法这种成本极大化的方法才可能去验证。我在中科院《工程研究》专业学术杂志发表的论文“新型传染病防治的方法论思考”，这个文章就是严肃认真谈追责和未来如何改进方法的。该文最初在公众号上发表引起很大反响，当时作为普通网络文章就没那么严格，但在专业杂志上以论文形式发表时，就必须清楚标注所有主要内容的参考文献。

在实际工作中很多流程也都是按“形式审查”标准来处理的。例如，国际贸易中的信用证，银行就只能进行形式审查是否符合付款条件，他们不可能每个单子都跑到海关去查验单证与货物是否相符，只能查验你提供的单证是否符合形式真实，单证之间相互是否一致。所以，你不要用事实上是否真有这批货来辩论，那一点用处都没有。

当然，在写文章中，有些信息来源的确有保密性要求，因为提供信息来源有可能会涉及到泄密或泄露他人隐私的问题。例如，按照传染病防治法，未经当事人许可，是不能透露病人任何信息的，否则要受到处罚。不过，医生在不透露病人具体信息前提下介绍抗疫的情况，是正常和允许的。当然，如果病人本人允许，进行采访和报道也没问题。有很多疫情中的新闻都有名有姓地采访了医生和病人。也有些是通过将病人脸部打上马赛克，这样既照顾到不泄露病人隐私，同时又照顾到新闻采访形式真实要求。如果你要写文章，尤其正式出版的论文、文章或书籍，至少主要内容都必须符合形式真实要求。当然，较少部分很重要、不可或缺，而信息来源确实又不便透露情况下，该部分内容不标明信息来源的，在绝大多数内容都获得验证且符合形式真实的前提下，人们也是可以宽容地接受的。但你不能说文章或作品中全部信息来源都不能提供。别人家的新闻报道都有确切的信息渠道和真实被采访人，无论其新闻报道的质量如何，至少别人是符合形式真实性这个基本要求的，不能说你就金贵到一个也不能提供。

那形式真实与事实真实是什么关系呢？符合形式真实的真不一定就是事实真实的，符合事实真实的也真的不一定都符合形式真实。但那没办法，你只有首先符合形式真实，我们才能有最直接的方法验证它是不是事实真实。如果不具备形式真实，无论你事实上是否真实，那都无法验证。既然无法验证，就约等于不真实。

问题还在于，方方日记中仅有的少量可以核查的内容，全都被人发现存在严重失实，这个情况即使铁杆支持她的保皇派的人也无法否认。

而其他不能验证的内容几乎全都不符合形式真实性要求。方方在2020年5月1日当天第一篇微博中，为其他人批评她信息来源问题进行辩护，这一篇是关于医生朋友信息来源问题的介绍。我权且相信她介绍的都在事实上是真实的，可是这一点用处也没有。“考虑到他们都在一线工作，不仅是专家，有的还是负责人，我不能随便透露他们的个人信息。我担心会给他们的工作带去困扰，所以将他们全部以‘医生朋友’替代。幸亏当初警惕了一下，不然，他们全都将被我连累。现今想来，真是有万幸之感”。但是，无论她说得多么动听和感人，这个微博事实上充分证明了“现在没有任何医生朋友会公开站出来证明为她提供过信息”这个事实，无论当时是不是真的为她提供了信息。这就麻烦了，也就是说，她的所有日记内容不是被证明存在重大失实，就是完全不具备形式真实性。“仅有的可核查内容都存在严重失实”也已经用事实证明了：方方本人选择的信息渠道可信度和准确性远远不足以支撑人们对她的信赖。在这种情况下，她日记的全部内容总体上就可被判定为谎言性质。并且，5月1日的这个微博一发出，等于方方已经确凿无疑地自己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没办法了。

为什么必须要将形式真实作为事实真实的第一道严把的关口？

因为如果允许违反形式真实，都象方方这么干的话，随便哪里又会冒出一个人说他在美国中情局高层里有朋友，因为他们的安全问题不能说出任何人的具体名字。这些中情局高层的朋友说该病毒全是美国实验室研究出来的生物武器，并且派人投放到武汉的。仅凭这样的说法能让任何人接受它的真实性吗？

如果你只是写个微博随便谈谈，这也不好过多追究，但你要是以报告文学形式正式出版成书籍，那这个颠覆性的硬伤就无法回避了。

在这个时候继续支持方方，就等同于公开表明自己是支持谎言，并且不具有任何科学、理性、客观、公正看问题的能力和道德素养。

五、日记在国外正式出版的影响问题

很多人指责方方日记在国外出版会被其他国家利用来攻击中国。方方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说，别人要利用无论怎么做他们都会利用的，这意思就是明确说她至少并不在意对中国影响是什么。另一方面，可能很多人就是希望这个日记的出版让中国很难受，在这种情况下，你用这个理由劝她停止出版那怎么可能？那不更是坚定她和支持她的人心花怒放地要尽快出版了？——“啊哈，方方的日记出版让这么多人难受，也会让中国难受啊，那不是好极了，这还不加班加点地赶紧出版”。既然人家不在意这个方面的事情，其他人也就不要费心用这个理由去和她说什么。人家不在意甚至就是要达到这个效果，那你说了有什么用？那该说什么呢？当然是方方老师自己在意的事情。

所以，首先我要来说说这个日记出版对方方老师拿诺贝尔文学奖会有什么影响。本来，如果仅以方方的《软埋》去拿诺贝尔文学奖，其他任何人无论高兴不高兴还真的都不好说什么。但如果这个日记一出版，那就麻烦了。因为既然是“日记”，那就必然属于报告文学范畴。一般的文学作品是不太强调科学真实性的，但既然是报告文学，那就必然要求科学真实性。方方自己已经确凿无疑地证明，她的全部日记在科学真实性上基本都属于谎言性质。《软埋》让中国很难受，《日记》让中国更难受。仅从让中国难受的角度说，日记可能是更适合被很多人推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是对欧洲人尤其瑞典人来说，科学真实，不能公然地有谎言是他们更加要坚守的最基本价值观和底线。如果方方的日记正式在西方出版，并且要提名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那就会有人以她的日记纯属谎言，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真实性来作为否决项。如果授予方方诺贝尔文学奖，这就会让该奖项名誉严重受损。这下问题就麻烦了，方方得认真考虑一下，出版这个日记对她获奖到底是加分项呢，还是减分项甚至是否决项。想清楚点，这个事情是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说了算，不是美国人说了算，更不是那些支持她的各色人等说了算的。从可能让中国很难受这一点来说就算是加分项吧，可是从真实性角度来说却是否决项。如果是这样，就意味着她本来获奖希望是很大的，但由此就很难拿奖了。

这个问题嘛，其实也很好解决。如果过几年之后，以这些日记作为基本素材，不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把它改编成小说再出版，那人们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小说就是允许虚构和编造的。当作小说来写，完全不影响你自己想怎么说，怎么写，怎么编，它不会遇到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问题。“本故事纯属虚构，现实与小说故事如有雷同之处，纯属巧合”。所有在日记中存在的问题，在小说中就全都很容易解决了。比如可以虚构出天仙省雷火市发生的疫情。你在小说中甚至就可以用日记体的文学形式来表现故事以“显得真实”。故事发生在雷火市第一人民医院、华山医院和江南医院，疫情最初从仙草农贸市场发现。所有故事的主角、信息来源，告知作者信息的相关医生叫什么，是什么职务，全都是可以虚构出姓名的。这样写即使不能成为加分项，至少也不会有成为减分项和否决项的重大风险。当然了，过了几年这个事情没现在这么热，可能书的销量不如现在好，经济上的收益会差一点。但既然方方老师说主要不是经济目的，那利弊就很好评估了嘛。况且如果能拿诺贝尔文学奖，经济价值可就很容易补偿过来了。

前不久爆仓的原油宝，本来是可以有解决办法的，就是在结算日之前进行移仓。如果已经非常清楚，明摆着日记这个期货品种的仓位在真实性上肯定会爆仓而巨亏，为什么不向后移仓一下，换成肯定不会在真实性上爆仓的小说期货品种呢？

以上建议纯属真诚地只为方方老师利益角度考虑。绝大多数人嘴上说为别人，事实上都是从自己利益角度说话和做事。真正有大爱、真心诚意为他人利益考虑的人是不多的。至于愿不愿意听，那就是方方老师自己的事情了。

再者，民意如流水，不要认为现在很多中国和西方人追捧就产生错觉。此次疫情之后，西方一定会反思为什么这次疫情的应对有这么大的问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反思点，就是违背科学和专业性。但要进行这种反思的时候，总不能全都怪他们自己吧？总得找个背锅的对象是不是？如果方方的日记没有正式出版，你在微博上无论怎么写，西方人都找不到你头上：别管今天对方方日记炒作到什么程度，西方人这种话是根本就说不出口的。怎么可能因为一个中国人写的微博就影响整个西方抗疫的全局呢？可是，如果你的日记在西方正式授权且在疫情严重期间出版，那可就成铁证了。以后西方反思的时候除了方方的日记还能找谁作为背锅的主要对象呢？很难了。虽然西方自己存在一定问题，但主要是因为方方这样的中国名人欺骗和忽悠了西方。方方本人就是中国战忽二局的负责人，是故意这么给西方制造思想混乱和陷阱的。甩锅给方方，就是甩锅给中国的又一个方式。中国当然不会接这个锅的，方方你就自己全部接住。别看现在西方的报道和宣传把方方的日记说成是“真相”，那是人家符合形式真实，把你方方当成确切的信息来源。最后发现你的信息来源全都成问题，而你没有把关清楚，那责任最后当然全都甩锅到你头上，说是你成心欺骗他们了。我们现在对方方做出极为充分的批评和劝告，主要不是说你的日记在国外出版真对中国有那么大影响力，别高估自己，对中国的抗疫过程你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我们现在就需要做出最充分的切割，你在未来被西方人甩锅中将完全由你自己作为承接者，中国没有其他任何人会替你担着。别看现在中国有多少人支持你，当你被西方人骂的时候，这帮人会跑得比兔子都快。

疫情是天灾，日记只可能是人祸。别只想着追责别人，最后唯一真正被追责，要对国外几十万人的死亡负一定责任的，成了你自己。

如果晚几年等疫情完全过去了，再以小说形式出版，那就谁也找不到方方的麻烦了。如果执意在现在欧美疫情正严重的时候，以报告文学的记实方式出版这本书，那你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原来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只要被一方骂，就会被另一方赞扬，也有少数被两方都赞扬的，而方方很可能会成为未来被中国和西方两边都骂到死的第一人，这样的人我们还真是极少见过。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非常期待方方日记的出版，吃瓜群众向来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也很想看看新鲜。

关于方方思想的根源分析，将在“对方方的终极评论(下)”中详细讨论，敬请关注。

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