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方的终极评论(下)：从方方小说《软埋》批评土改这个角度分析

一、土改问题是方方问题的本源

在上一篇“对方方的终极评论(上)”一文，我采用科学的基本方法对围绕方方的争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这里关键是分清基本的界限，哪些日记内容是正常的，可以为方方作辩护，而哪些是真正有问题的地方。

本文则是要分析方方出现相应问题的思想根源，就是其2016年出版的小说《软埋》，它主要是以土改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简单来说，方方日记的关键问题就是将这个小说中的思想简单转移到疫情之中。这个涉及到较为复杂的对土改问题如何看待的问题。

在谈这个之前，我先说个本人2016年遇到的故事。

那时我在原来的公司数码视讯负责全球市场和全球投资。当时在加拿大多伦多有一个投资伙伴，晚上去他家里参加聚会，聚会上都是华人。在晚餐后的即兴聊天中逐渐与一个财务顾问为毛爷爷的评价问题开始了辩论。我当然得首先尊重别人的言论自由，但我也很坦率理性地谈出我自己的观点。在中国没有人说毛爷爷是完美无缺的，他本人也是对自己说3:7开。但是，我客观地介绍了最初他并不是中国最核心的领导人，却为什么一步步地被其他人接受和推到核心领导人地位的历史原因。我本人写的《超越战争论》受到他的军事思想极大的启示，我仅仅从纯粹军事理论学术的角度，用数学方程的精确方法证明了他的军事思想的确是可以达到最优化的。在讨论过程逐渐所有其他人都认可我的看法，而只有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却越来越难以找到更好的理由。最后他无意中在提供论据时说了一句他爷爷在土改中死了，我们所有人都很快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我心里突然间感觉很难受，甚至有些后悔与他辩论，并对他早从小失去亲人的遭遇深深地同情。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很多土改中受到冲击的后人至今难以释怀。这个历史过去了很久，已经70年了，的确可以也应该由我们这一代人客观理性地看待和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首先我们得确立要讨论和解决问题的目标、原则是什么，它应该是这样的：

基于客观的事实。

不能仅仅从一个利益相关方来看问题，而需要从各个阶层的不同角度来看，才有可能真正全面。仅从当年地主阶层角度可能只会看到他们在土改中的不幸遭遇，但如果从当年大多数没有土地的贫民角度再看看，将体会到另外更多更大的悲惨。只有这样才能对历史理解得全面。

不能仅仅从文学家的视角，而更要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相关跨学科视角来看问题。文学家往往只是一种感情的表达，其传播性最强，但科学性、客观性往往最差。《软埋》只给予了土改中地主一方最大程度的同情，但历史显然不是这样。如果当年地主家都被灭门了，怎么会有地主的后代存在？也不会有五类分子等受歧视等问题。方方显然是选择了一个最为悲惨的视角来描写当年地主阶层的遭遇。这样的视角传播力和感染力会最强，对地主阶层的同情最大化，但偏差和产生的错判也可能会最大化。

真正是解决问题，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使更多人释怀，从历史中走出来。而不是产生错误的判断，不仅问题没解决，反而制造出更多问题，制造更多本不应有的怨愤。如果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不如把问题暂时放下，等以后时机成熟了再去讨论和解决。

就事论事，而不是被人利用操作达成别的目的。

这个问题尽管极为复杂，但其实只要讨论清楚几个基本的问题就足够了：

土改是否必须的？

土改中出现死人是否有必然性？

如果是必然的，是否有扩大化？

二、土改是否必须

如果我们仅从自己的角度说，可能完全是一种重复。可以从另外一方的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视角来看，土改的必然性是会得到更充分的证明。国民党在台湾能够有效立足，其总结失败经验教训中最大的一条，就是在大陆时土改的失败。因此，由陈诚负责在台湾成功进行了土改。通过人们都熟知的“375减租，公地放领，实行‘耕者有其田’”三个阶段的措施，台湾有效完成了曾在大陆失败的土改。这对国民党很快在台湾站稳脚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土改是战争年代解放军奇迹般迅速壮大，并且使共产党快速获得民心，抗战胜利后仅仅3年内从国民党手中夺取全国政权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一点基本是各方都公认的。

土改实现的是什么变化呢？它主要有两个不同的职能：

一是使没有土地的农民获得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土地，就随时处在死亡线上挣扎。台湾的375减租，意思是把地主给佃农的租金从50%减到37.5%。从这里可见土改之前地主对没有土地的佃农剥削残酷到什么程度。

当我很小在上中小学的时候，学校里经常教育的一句口号是：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可是，后来很多人采访当年老红军时，情况却并不是宣传所说那样。红军长征中一路减员是很厉害的，可是途中却又不断有人加入。当问到当年那些老红军为什么要加入红军时，本以为他们会说是为革命理想之类。但他们却几乎回答都是一样的：为找一口饭吃。但凡能有一口饭吃活下来，有几个人会去提着脑袋闹革命？红军过了一次草地饿死了四分之一的人。加入一支这样的军队，目的只是为找一口饭吃，你就知道在他们加入红军之前，饿死人的情况是何等的惨烈。

2017年春节晚会上，有一个九趾红军王定国。人们问她长征苦不苦，她说没有感觉长征苦，她们是唱着歌走完长征路的。为什么过了雪山冻掉一个脚趾头的女孩子，会觉得走这一路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因为加入红军前她姐姐就是没饭吃饿死了。长征路上尽管经常吃不饱，但好歹能活下来了。如果你不能理解到没有土地的农民是何等的悲惨，当然就会难以理解土改中的地主为什么会遭遇那样的悲惨。

二是土地归属和使用权的变化，适应更先进的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详谈。

三、土改中出现死人是否有必然性

土改是必要的，但能否不死人就完成这个过程？

我们先来看看其他国家和地区土改过程中的情况。人类历史上土改过程中杀人最多的是美国。北美原来的地主是印第安人，美国的土改是直接把原来的地主灭绝式地接近于杀光了。然后以跑马圈地方式完成土改。这个过程不是软埋，而是“硬埋”“剥皮”。美国的土改是将两个土改的职能同时完成的，它既让新的殖民者从印第安人手上获得了土地，同时也使这些土地在一开始就成为大农场生产方式。最初在农业机械化程度不足时，是采用黑奴等来作为劳动力，而当农业机械化技术成熟后，就很自然地转向工业化方式来进行农业生产。原来的黑奴在解放以后变成工人和服务人员进入城市。无论黑人后来的命运如何，他们只是美国土改过程中的过客。

英国的圈地运动。这是一场著名的土改。这次土改中被剥夺土地的主要是佃农和小自耕农，地主在圈地运动过程中确立了土地私有产权，并且获得的土地是扩大的。被剥夺的主要是农村公用土地上的自耕农，以及租用地主土地的佃农。后期议会通过制定法律进行圈地，不过其规模不是很大。圈地运动没有给失地农民补偿，这就难免出现暴力强行完成。但这个过程中的暴力也并非那么严重，原因在于当时英国正进行工业革命。失地的农民成为后备劳动力进入工厂，尽管是血汗工厂，但总算有一口饭吃。英国圈地运动主要是实现土改的第二个工业和农业生产力变革需要的职能。它存在流血，但相对较少。

中国台湾的土改号称是“不流一滴血”的土改。台湾的土改也的确获得了各方学术界的一致肯定。我从查询到的多个研究台湾土改的学术论文中，的确没有找到关于台湾土改中是否有流血的讨论。从各个信息渠道可以基本确认，台湾在土改中的确没有以土改的公开名义流血的。但是不是没有以流血为背景呢？并不完全是。台湾当时同时在以“通共”为名搞白色恐怖，杀了上万人。这里面并非全部都是真正的通共者，其中处死的地主有6700人，都是以通共的名义杀掉的。陈诚公开对地主威胁说“三七五减租工作一定要确实施行，我相信困难是有的，刁皮捣蛋不要脸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总不会有。”这是公开地拿着枪进行土改，公开喊话谁敢不从是要杀人的。大陆当时土改过程中的流血受到国民党的攻击，但这在客观上也给台湾的地主们造成了真实的威慑，使大陆土改的流血客观上也帮了台湾。

为什么土改，尤其以第一个职能为目的的土改很难避免流血？土改只是要地主的土地，并不是要地主的命。我们可对比一下另一个改革，就可理解地主阶层的特点和历史局限性。中国在城市里搞的公私合营，其性质与土改很类似。不管公私合营运动本身是否合理，在这个过程中就基本没有流血发生。原因何在？这是因为资本家阶层具有显著不同于地主阶层的以下特点：

信息更为灵通。

有行业协会和商会等组织。

其知识结构属于社会中相对最高的人群。

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可以通过经营利润获得，不像土地几乎是死的，只有那么多。因此，资本家可以充分理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资本亏了可以再赚回来。而地主事实上只是农民的一个部分，只不过是拥有更多土地的农民。有土地人就能活，没有土地你不可能种出粮食。

这就是为什么，当城市里荣毅仁等红色资本家一带头，其他所有资本家都很快得到信息，知道胳膊拗不过大腿，纷纷支持公私合营。但是，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从他们的历史经验得到的教训来说，没有了土地，饿死是早晚的事情。地主阶层没有组织，信息不灵，其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也就只是农村中稍高点的一个群体。别说是隔壁省，就是隔壁村里都已经流血了，他们还是会死守住自己的土地。最初土改是否想过只通过劝说来完成呢？当然努力过。可是能劝得动吗？很遗憾，做不到。正是因为农民把土地看作命根子，所以土改以后获得土地的农民会豁出命去跟着共产党打天下。家里有3个儿子，就派出一个去跟解放军打国民党保卫自己的土地，如果他死了，可保住家里老爹老娘和其他兄弟姐妹活命。如果有5个儿子，就派出去2个甚至3个准备去死。电影《老井》里，为保卫自己对一口水井资源的使用，两个村的人能豁出命大打出手，不惜跳进井里与这口水井共存亡。很遗憾，中国1950年及之前的土改主要完成的是第一个让更多人活命的职能，这注定它难以避免简单粗暴的方式以让更多人能活下来。

电影《1942》也是以卖惨为卖点的。这个作品并没有去明显批评当时的任何人，无论是大饥荒中的地主家还是抢地主家粮食的饥民，他们一切言行都只是为人最底线的活命。这个电影也没简单地把饥荒责任推给当时的政府官员，他们也是尽力而为，却又无能为力。山西省的地方军阀用军队和机枪拦阻逃往到那里的饥民，他们这样残忍的行为人们也没法恨起来，军官高喊我们也没有多余吃的，你们都来了我们就得饿死了。张国立主演的大地主逃荒途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家的千金闺女被妓院选中，眼里竟本能地露出欣慰的笑容，因为这样能让自己女儿活下来，这是何等的凄惨。如果你以今天人们都吃出三高的状态去评判当年的历史，可能准确理解吗？

正因为中国当年的土改只是实现了其中第一个职能，所以这个土改并不是完全的，后来又经历反复。这种以满足小自耕农的土改只是为活命，调动最原始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因此它并不适合大型农业机械化的生产力，这注定中国需要后续进一步的土地制度改革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最初通过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将土地集中。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大量水利工程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这一点在当前需要得到积极的评价。但这次土地集约化的过程并没能伴随工业化和农业生产机械化，尤其大量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所以人民公社并不成功。其原因并不在于土地不该重新集中，而是没有匹配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工业化对农业劳动力的消化。这就导致了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将土地重新分散给农民。

但是，这种土地分散终究是不能适应大农业生产技术的，难以提升效率。所以2005年以后中国就在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这一次的改革总结了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可以说是慎之又慎，过程非常地缓慢。我因为曾做过农业项目相关投资的关系，对这个工作有所研究和了解。直到2019年才出台相对放开的以“土地流转”制度为基础的土地重新集约化的进程。如果没有这种土地流转的集中，大多数农业投资项目是很难有效益的。其实，现在的这个土地流转制度也并非完善，因为要充分照顾到现在的地主——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利益，流转过程中确保了他们的收入。可是这样一来土地种植成本就很难匹配主粮生产。流转的土地从效益上说主要种经济作物和养鱼、养花等才能赚钱，很难种一般的主粮。中国的人口太多了，虽然农业人口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空前的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向城市转移，但现在还是有5、6亿农村人口。要想转移到像美国那样只要300万左右的农业劳动力，从而采用大机械生产方式来从事农业生产，从现在起没有30-50年是很难完成的。这就注定了即使在今天，土地制度的变革也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何况70年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拆迁（另外一种土改）存在个案的暴力过程，从中我们就能理解土改过程的艰难程度有多么巨大。现在农村的土地流转没有任何流血，最充分保证了现在地主们的利益，这是以变革时间进程极度拉长为代价的。

四、是否有扩大化

回答了前面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就好回答了。中国在当年各种基础和管理能力都极为薄弱，很多事情是必要的，但操作过程中都多多少少存在扩大化的问题。土改中是否存在扩大化？肯定有。即使现在为当年地主一方辩护的人，也不否认说当年土豪恶霸是有的，但比例没那么多，可能20%是恶霸，但80%的地主应该是好人。要我说，95%的地主都应该算是好人，可是99.99%的地主其实都是农民，这就是问题的复杂之处。当年被杀的地主不是因为他们是恶霸被杀的，只是因为他们不配合让自己土地被分走而被杀的。不配合土改，很多没地的农民就活不下去，能怎么办？

这就是历史，令人回首起来心情非常沉重，却又不得不面对的历史！

我们需要去科学、冷静、理性地面对这些历史，是希望当时受到冲击的地主后人能够从当年的历史中彻底走出来，尽管这的确很难。但从历史中走出来，能够真正客观地理解历史，从中释怀，是为放下历史的包袱，能够更好地在今天和未来收获现时的机遇，而不要让历史成为这些后人们的任何负担和人生障碍。更不要让这些成为被其他政治势力所利用，为他人牺牲的工具。

改革开放后，“地富反坏右”的政治帽子就全部摘除了，并尽当年国家最大努力作了补偿。如果方方只是在《软埋》中对当年的地主更多表达一些同情，这没什么。即使她用并不客观和尽可能夸大的最极端惨烈去表达这种同情，也算能接受。但关键问题是，你准备怎么解决问题？你想干什么？刺激起当年地主后代刻骨的仇恨，再来一次革命杀掉当年分了土地的农民后代？用更惨烈百倍的结果去应对历史的惨烈？你是要解决问题，还是要极尽所能将问题扩大化，甚至借机制造更多的问题？

到现在仍有像方方这样的文化人极力推动搞扩大化，可想而知70年前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的年代，各种扩大化的发生会是多么容易。

我们应当从历史中总结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必须用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从国外的巴黎公社到中国近现代历史一再充分的证明：单纯以情绪化看问题的文学家的思维方式，是导致扩大化的重要动力。克服这种缺陷的唯一途径，就是让科学理性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成为社会的主导。

五、为何要谈方方

在之前的文章中有人问到作为科学理性的我为什么要来谈方方。其原因可在此交待一下：

科学与文学艺术的界限问题。要从整体上对科学有完整的理解，不能仅仅从科学内部来研究，也需要理解科学与文学艺术、宗教之间的关系，和他们之间的界限问题。方方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一个文学艺术过度介入科学领域，需要科学界的人向文学艺术界讲清楚两者之间的确切关系。

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细述了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各类关系，以此创立了科学学。事实上，文学艺术与社会之间也存在关系问题，并且这可以成为一门科学的学科。在中国，古代的文人通过仅仅写文章的科举考虑，就可以进入官员的行列。这事实上使文学成为一切社会管理的基础知识结构。这当然存在很大的局限，在当今科学技术和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文学远远无法承担社会管理基础学科的职能了。但在文学家们的内心深处，他们依然存有这种幻想，自认为自己有这种的使命和义务。但却又远远不具备相应的知识结构。这会产生很多的问题，需要专门的学科来研究这个问题。

舆论战的案例教材。一周前我刚写了“中国如何赢得舆论战”一文。仅仅谈原理可能比较抽象，需要有一个如何进行舆论战的实际操作案例。

方方事实上已经深度进入了中西方舆论战的中心位置，并充当了西方针对中国舆论战的前锋之一的角色。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当然不希望她因此而受伤，但也只能坦诚且善意地明确劝告。

国际关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领域，有人的确可以在这样的复杂局面下，在各方激烈交锋的战场中央游刃有余。古有苏秦、张仪，近有哈默博士、基辛格博士等。

我们已经清楚指明方方在传染病等领域纯属外行，其本人是否认为具备在国际政治领域纵横捭阖的能力，只有其自己来评估把握。既然明知其可能被人利用，也公开表明不在意被人利用，那么也应清醒意识到利用远远不会是一个方面和一种结果。不是只有西方某国家可以利用你，当你作为一种被人利用的炮弹打过来的时侯，其他人也可以借力打力利用你当作一种炮弹打过去。况且此次对你的利用已经远远不再是初始设想的进程。

中国早已经成功地将病毒彻底剿灭，西方却意外陷入疫情的大灾难。这一次的疫情所造成的危害程度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已经高达20多万且远未停止。最终死亡人数是以百万还是千万计都远未可知。

任何在其中的万分之一责任可能都远不是一个作家个人可以承担的。

西方现在急于寻找可以甩锅的对象，你是否愿意在此时急切地尽最大可能冲到战场中央去，后果就只能由其自己去考虑清楚了。如此打破常规以光速出版其日记，真的是好心到只是为其获得诺贝尔奖考虑吗？

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