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毅文稿•晋商研究-50》
晋商学研究的发展
孔祥毅
【背景说明】2007年8月，应邀参加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成立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言。这篇短文是根据当时的即席讲话整理的。改革开放后，山西大学的朋友们对晋商的研究兴趣很浓，成果颇多，涌现出一批年轻的研究队伍。今天成立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使山西晋商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实在可喜可贺。晋商研究，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可以完成的，不仅需要一大批人而且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奋斗。
喜闻山西大学成立晋商学研究所，十分高兴。这是山西省晋商研究组织机制上一个发展，作为一个晋商研究学人，感到无比高兴。
1997年秋，在中国商业史学会与山西财经学院晋商与票号研究中心召开的明清专业委员会成立及学术讨论会上，我提出“晋商学”的概念，得到胡平、吴承明、方行等老一代专家的认可。2000年又对晋商学研究的对象与内涵提出来自己的看法。现在，晋商学的概念已经成为山西学者们的共识。
卫聚贤在《山西票号史》（重庆说文社1941年第327页）就讲到，晋商“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他如恒心、通达、守分、和婉、正直、宽大、刚勇、贤明。皆为一贯之教训”。可见晋商的哲学思想是中和之道，执两用中，无过不及，处人适情，处物适则，处事适理，主张人和、物义、事中。晋商在空间上的覆盖面、时间上延续性、制度上的特殊性，使其商业道统绵延久长，如关公崇拜的商业伦理影响了各大商帮以及海外华商，当代大小商场几乎无不供奉关公。
中国重商思想较早地出现在山西，到明末清初已经产生了商人思想进入上层社会的要求，而封建皇朝始终没有答应。山西民间有大量的传说，顾炎武、傅山等人，与祁县商家出身的名士戴廷轼的“丹枫阁”，是他们与阎尔梅、阎若琚、王士祯、屈大钧等聚会之所。这些名士多有商人家族背景。他们曾站在商人立场上，呼吁商人的政治地位，傅山提出“市井贱夫可以平治天下”的主张，他认为商人最懂理（事物的法则）。对商品生产、交换、流通、供求以及财富创造、经营管理等最为了解，他说：“何以聚人？曰财。白然贫士难乎有群矣，家国亦然。故讳言财者，自是一教化头骨相耳。常贫贱骄语仁义之人，大容易做也”。（魏宗禹：《晋阳人文精神》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25－226页）。“生人之有为也，本以富生人。富生人，而治人者乃有为。”（傅山：《霜红龛集》卷三十五）明确提出有为的人关键是创造财富。李贽也说：“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李贽：《大学评》）清初山西祁县丹枫阁是北方学术交流与反清思想研究中心，与江苏如皋冒襄的水绘园南北呼应。
清中期以后，一批研究地理学的学者如祁隽藻（1793－1866，山西寿阳人，其父祁韵士是研究西北地理的先驱者）、张穆（1803－1849，山西平定人）、何秋涛（1824-1862,福建光泽人）、徐继畬（1795－1873，山西五台人）等，不仅研究西北、蒙古地理商路，而且研究世界地理，徐继畬说：“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由其善于操舟，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而为之也。”（徐继畬：《瀛寰志略》卷四）并且提出中国应当借鉴西方经济社会制度的问题。曾任山西巡抚的洋务派人物张之洞、曾国荃、胡聘之以及戊戌变法被杀头的“六君子”杨深秀等都是商人精神进入主流社会的推动者。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使欧洲的神权得以清算，人权得以张扬，科学与民主成为时尚，使欧洲的商业精神、重商主义与市民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导致工业化在欧洲崛起。中国的皇权始终没有得到清算，戊戌变法没有能够像明治维新那样获得成功，中国商人精神始终没有登上政治舞台，成为社会主流。
一个理性社会的形成，需要思想家和政府的引导，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和社会媒体向大众传播。晋商文化、晋商伦理是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社会资本。政府确立天地之间人为贵，以民为本，实惠于民，“利民而不费”，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企业家确立独富贵君子为耻，大富大红大德，相济于业，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由此建立起我们共同的基本信念、价值取向、企业精神、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仁爱、正义、礼让、理智、诚信的氛围，和谐发展就是可以看得见的目标。在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人的行为必然会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其“路径依赖”原理决定了当代中国商人精神对明清商业精神的传承性，当然变异也是会有的，这也是时代变化的必然。研究晋商学、晋商精神、中国商人精神与当代商人精神是当今建设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社会资本。
晋商学不仅要研究商人精神，研究商人精神进入主流社会，还要研究晋商的管理学、市场营销学、金融学、票据学、财务管理学、人才学、公共关系学、人力资源管理以及文化学、戏剧学、建筑学、民俗学等等。
祝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一路顺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