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毅文稿•晋商研究-48》
商可富民，商可强国
孔祥毅
【背景说明】本文原载《文史研究》1993年第1、2期合刊。1993年4月被全国中青年商业企业管理研究会等学术团体推荐精选了各学术团体年会有价值的学术论文，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见唐昌黎、郭崇高主编《科学研究成果文库·经济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7月版。商可富民，商可强国，流通就是生产力。商业的核心是市场，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
称雄商界500多年的晋商，在历史上赢得了与意大利商人比媲的殊荣。
晋商在其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一套文化思想体系，其精髓在于被称为晋商精神的重商立业的人生观，诚信义利的价值观，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
晋商精神今何在?
晋商技艺几家知?
弘扬晋商精神，重振晋商雄风，当成为晋商后代——当代山西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关系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选择。
一、商可富民·商可兴省·商可强国
商，商业，广义的理解，应是大商业，包括整个流通，工厂的购销、商业的批零、金融的交易和劳务的供应。晋商，就是山西人从事手工业生产、贩运贸易、商品交换和金融业务的总称。
商可富民。山西古时“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故禹贡冀州无贡物”。由于“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1]在他们的商业活动中，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富室大户。司马迁说：“猗顿用盬盐起”，“兴富于猗氏”，“赀拟王公，名驰天下”[2]到明代，“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3]《清高祖实录》记载：“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清稗类钞》有一段记述：“山西富室，多以经商起家。亢氏(今临汾亢家堡)称数千万两，实为最巨。”
今以光绪时资产之七八百万两至三十万两者，列表如下：
他们不仅家资数百万贯，而且供子弟读书入仕，出了许多有名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人物，影响着国家政治外交活动和经济政策。
当今，个体工商业户、私人企业老板，还不正是私人小汽车、“大哥大”的主要拥有者吗?多少目光锐利的大学学士、硕士蜂拥南下，受雇于各类工商企业，这不正是开放大潮中的商流使之然?
商可兴省。一个地区商业的兴衰，往往是其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光绪朝东华录》记述：“晋省向称财富之区，实则民无恒业，多半携资外出，贸易营生。”1723年(雍正元年)，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驻军将军，发现该地“水草丰茂，树木丛生，禽兽繁殖，土地膏”，奏准建城，“筑土房为围，划清街道，招山西商行市易，为蒙旗会集场”。这就是海拉尔城的来历。至今该城还有一条正阳街，为山西宁武人聚居之地。山西人食醋的习惯也传给了当地蒙民。有一些城市的发迹，是与山西商人分不开的。在青海省，有“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在内蒙古，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的谚语；在辽宁，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的谚语。山西商人不仅开发和建设着所在地，促进着该地经济的发展，其利润收入也源源汇入山西老家，外出经商最多的永济、运城、襄汾、临汾、阳城、晋、潞安、介休、平遥、祁县、太谷、汾阳、清徐、榆次、忻州、代县等县，也是山西的殷实之区。这些地方的民风、文化和地上建筑，无不留下明清经济文化的遗迹。晋商在哪里发展，哪里的经济就会活跃起来。晋商的贩运贸易，带动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17世纪以后，山西的采煤、硝皮、造纸、陶瓷等手工业生产基地大大发展。18世纪，晋城铁冶每年收入白银数十万两。19世纪初晋城全县生铁炉达1000余座；其缝衣针供应全国，并远销中亚一带。丝绸业，明代仅长治、高平潞绸织机就有13000多张，“上供官府之用，下资小民之生”。全省出现了一批经济中心城市和商业集镇。太原城人口增多，“有举袂如云，挥汗成雨之盛”；长治荫城镇，年交易额达到1000多万两白银。当今，改革开放后的广州、深圳、佛山、温州、厦门、石狮，又何尝不是得益于大商业的发展呢!
商可强国。1912年，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在对山西商人讲话时说，山西货币商人与意大利商人有四个相同之处：一是注重吸收政府无息存款、筹资来源相同；二是注意利用货币杂乱，从兑换中生利，利润来源相同；三是出票谨慎，信用相同；四是发生发展的时代相同。他认为，社会事业，凡是人类脑力构成者，非一部分人于顷刻之间所能指日而成。“今日欧洲生计敏活，乃积数百年之经验而后成。南意(大利)和英国金钱商，惟能日渐发达，日加改良，乃为商业之中枢者，固执金融之牛耳。[4]山西票号在清中叶以后，不仅执中国金融之牛耳，而且成为清政府的财政支柱。
据清档不完全统计，咸丰三年五月初三至十月初十150天内，晋商为清政府捐资助饷34万两白银，7万吊铜钱。咸丰二年到三年晋商捐款约计267万两白银。同时，为政府承办捐纳，汇兑公款，借垫京饷协饷，筹措、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金库，认购推销“昭信股票”，等等。当然，由于清政府腐败至极，晋商不能挽救它的危亡。意大利商人、英国商人却为他们国家的原始资本积累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代，凭借转口贸易而带动整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不也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吗!
商可富民，商可兴省，商可强国，不仅为晋商、意商和英商的发展史实所证明，而且在理论上也有着不可忽视的规律。18世纪以前，先进国家普遍受重商主义影响，主张尽可能多地扩大出口，减少进口，积累财富，可以使国家强盛。后来人们又发现，贸易致富的真正原因在于，通过贸易，可以得到出售自己生产成本低的产品，购进自己可生产但生产成本高的产品，获得比较利益，尤其是落后国家和地区，购买进口品本身还可以获得先进经验。对于现代商品经济来说，没有销售就无法生产，从这个角度看，商业是生产的基础和条件。
既然商可富民、兴省、强国，那么大商业的路在何方?晋商精神已经明确回答：自己解放自己。
中国几千年来奉行重农抑商政策。社会产业分工的次序，商总是末位，还要受到抑制，称为“重本抑末”。致使明清以来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原始资本积累在“农本政策”压抑下，发展极其缓慢，商业地位也因之极其低下。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山西人却坚持了重商立业的人生观”。“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晋商雄风劲吹明清两季数百年的原因，首在，“敢为天下先”。他们认为，与农民比，“耕者(农民)什一(10%纳税)，贾之廉者(正派商人)亦什一。贾何负于耕?古人病不廉，非病贾。”与仕途相比，“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贷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所以，“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不管别人怎么看，晋商自认为商人与农人一样重要，商业与做官一样可以清正，只有职业分工不同，没有地位贵贱之分。
当今，重政治轻经济，重生产轻流通，重工农轻商业的观念，严重地束缚着山西人。能否重振晋商雄风，关键在于能否转变观念，改变轻商思想。只要能按照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办事，都是正道，都是振兴中华的康庄大道。
二、生财有道·聚财有方·用财有策
晋商生财有道，道在抓住机遇，把握渠道，严守商德。
机遇，是成功的条件。山西人在明清时期曾充分地抓住了历史赐予的几次机遇，一是“开中法”。明初，长城线大量驻军，军队生活用品和战马补充，是政府的一个难题。1370年(洪武三年)明政府采用宋代“食盐折中法”，实行“开中法”，要商人在边境交纳粮食马匹，换取定额“盐引”，凭盐引到产盐地领盐运销指定地点，这是一项可以获双重利润的商品交易活动。山西人利用地理优势，捷足先登，沿边90万军士和36万马匹所需食用、装备，“赖召买盐引，接济军需，岁有常额。往时，召集山西商人，乐认淮渐两盐，输粮于各堡仓给引，前去江南投司，领盐发卖。盐法疏通，边商获利，二百来年，未闻壅滞。”[5]二是民族贸易。明隆庆时期(1567—1572年)，北方游牧民族，因不堪忍受“爨无釜”(做饭无铁锅)的生活，多次要求明王朝开关互市。在几位有山西商人背景的边将和内阁成员的努力下，皇帝批准了在长城下定期通关互市、山西商人抓住机遇，向外展拓，南运烟、酒、糖、布、茶，换取蒙古的牛、羊、骆驼、马。山西人开通了蒙汉贸易，带动了南北物资的大交流。三是军需贸易。康熙中年，因噶尔丹叛乱，康熙御驾亲征，率兵北上，统一了内外蒙古。山西人在康熙出征时就跟在军队后边搞军需贸易。战乱平定后，便紧紧抓住机遇，开拓商务，使广阔的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成了晋商垄断的市场。以后又逐渐在边界与俄国发生边贸，开展了对俄贸易。四是大开捐例。清咸丰时，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不仅财政收入减少，还要派兵镇压，财政十分困难，只好大开捐例，推行卖官制度，以筹措财政经费。山西商人，尤其是山西货币商人，抓住机遇，大揽生意。“各省试子入都应试，沿途川资，可由票庄汇兑，川资不足概由票庄借垫。”票号、账庄还为穷儒寒士代办捐纳，印结，运动差事。晋商除代客买官服务外，自己也动用积蓄买取虚衔或实职。捞取政治特权，从而与官场关系更加密切，为其商业经营活动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
生财渠道，在人开拓和创造。晋商主要生财渠道有：(1)异地贩运，赚取产销地区价差。例如贩运福建武夷茶去俄国，从俄国换回金属制品等，利润都在几倍以上。(2)自产自运自销，赚收工商运多重利润。如在湖北羊楼司等地包购茶山，即山设厂，就地加工，按欧洲人喜欢红茶，蒙古人喜欢砖茶，华北人喜欢花茶的不同习惯，分别加工包装，然后运往销地出售。(3)以销定购，固定产地。为了保证商品质量，晋商进货渠道稳定，多有定点加工，如对蒙古专用的商品，尤其是寺庙喇嘛用品。因此客户只认商标和字号，不问价格、质量，保持稳定的市场。(4)赊售商品，记账贸易。尤其在蒙古草原上流动售货，蒙民缺少现银时常常赊售，或用幼畜作价抵充，商人还将幼畜留归原主人代养，到膘肥肉满时再赶走。这里既获得了商业利润，又赚了提供消费信用的金融利润。(5)接近官方，吸收官款无息存放，即使放的利率不高，货币商人仍可以获得很高的利润。(6)压平擦色。在旧中国货币混乱的状况下。不仅金属货币成色不一，而且称量货币的平砝也不一样，从事钱币兑换不仅有手续费，而且还会获得压平擦色的额外利润。
恪守商业道德，是晋商的突出特点。从价值观念说，他们认为“君子爱财，生财有道”反对赚取不义之财。晋商的商德主要有：(1)勤俭。(2)忍耐和迅速行动。(3)不欺，即义利，坚持“廉贾五利”原则，在“贪贾”资金周转三次时，廉贾的资金已周转五次了。薄利多销，收入自丰。(4)义行。赚下钱多为老百姓办好事，如修桥、铺路、兴水利等等。
三、晋商聚财有方，方在聚散得法和信用创造
常言道：“勤劳就是摇钱树，节俭犹如聚宝盆。”勤劳节俭是晋商的美德和聚财之方。但更为重要的却是善于运用信用形式，筹措经营资金，掌握“聚散全国金融之权，而能使之川流不息”。具体可以简述如下：
(一)兴办多种形式的信用机构。晋商在创办大量商号和手工业作坊的同时，还兴办了很多当铺、钱庄、印局、账庄(账局)、汇兑庄(票号)，并广设分支机构于全国各地以至国外。如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仅苏州一地就有山西人办的钱庄81家。这些金融机构广泛吸纳社会资金为我所用，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较早地采用了“借钱赚钱”，即用别人的钱发财的负债经营策略。
(二)把握聚散之法，区分收交和储蓄。“聚散之道，有纲领，有手续，有经验阅历。……聚散之纲领，为收交储蓄。”“各省分庄皆任其事，而以上海、汉口、天津、沙市、湖南、重庆、西安、兰州为收交重要之地，北京、成都、新疆，甘肃、广东为储蓄重要之地。”因为上海、汉口等为“天下商贾贸易之市，收交之事(汇兑转账)逐日有之，京川乃富豪之地，储蓄存款得心应手。”“收交之灵妙，非集合各省分庄全盘运动不可为也。”
(三)创造信用流通工具。这不仅创造了信用，也加速着资金和物资的周转。晋商最早使用了商业票据和银行票据。晋商称之为“帖子”，如属于本票性质的凭帖；属于汇票性质的兑帖、上帖；属于商业票据性质的上票；属于融通票据性质的壶瓶帖；属于远期汇票的期帖。明末清初，这些商业票据和银行票据已在晋商中较广泛地被采用。
(四)创造银钱拨兑和转账结算。如清代到民国初年，垄断归化城的晋商在商品交易的货币清算上，自发地创造了这样的惯例：商品交易在一吊钱(制钱1000文)以下者，使用制钱现钱支付或用凭帖支付，也就是用现金结算或本票结算。一吊钱以上的交易，即用拨兑。如商号甲无钱购货，经与钱庄乙商议，允许代理用，甲便可以向商号丙购货，商号丙与钱庄丁有往来，钱庄乙便通知钱庄丁，声明甲已有存款，丙便可以放心地发货，无需现款。仅在甲、乙、丁之间划拨转账。但这种借款，只能相互间辗转划拨，不可提现，因为没有现金。晋商将此种办法称做“客兑银”。另外还有一种既可以拨兑，也可以提现的借款，叫谱拨银。现款限期在一月以内的又叫“点个儿现银”，等等。
(五)组织银钱行会。如归化城山西货币商人的“宝丰社”，包头城的“裕丰社”，为商业金融之总汇，协调各商，组织钱市交易和拆借，管理货币市场。
(六)实行“倍股”、“厚成”和“公座厚利”制度。倍股，指股东分红时，提留一定比例的红利，充作流动资金；厚成，是折扣部分资产，使企业实际资产超过账面资产；公座厚利，乃对银股、身股分配之前提取部分利润，参加流通周转；预提护本，为企业分配之前提取的风险基金，以防亏赔倒账。从而保证了企业有充足的自有流动资金和正常经营活动，也避免了分完吃尽，从内部制度上形成消费基金转化为营运资金，扩大了可以增值的资本。
(七)创立“顺汇”、“逆汇”办法，平衡现银运用。各地分支机构在经营中出现了此地现银多，彼地现银少的时候，乙地可以动员吸收向甲地的汇款，在乙地收进现款，在甲地付出，此为顺汇；由乙地先贷款给当地企业，允其在甲地购货，甲地先付出、乙地后收进，此为逆汇。晋商的聚财方法越来越多，尚须在研究中挖掘整理。当然，当代人们的聚财方法越来越多，诸如票据贴现、票据背书转让、抵押贷款、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发行可转让的大额定期存款单，发行债券、股票、搞补偿贸易、来料加工、金融租赁、财产保险、年金、基金、礼券、奖券等等。可惜当代山西人对同代人的这些聚财办法也极少运用。
晋商用财有策，贵在增值，其增值策略和技巧是多种多样的。
(1)掌握市场动态，灵活调度。晋商重视“视各庄(分支机构所在地)之出产，四时之遭遇，而做生意”，如两湖茶叶是三月上市，产棉之地是八九月收获，“预定某处之丰歉，早定计划以兑款，届时视银势松紧，于中取利，得贴水，可卜优胜。”[6]若遇甲分号有存款，而乙分号所在地利率高，立即调甲号资金到乙地贷放，以图高利。
(2)酌盈济虚，抽疲转快。晋商企业将“资本皆存总号，设分号时不另拨资本，只给川资(无旅费)及开办费若干。分号开设后，营业需要资金，由相毗邻分号及时接济”，“全局统筹，不分畛域，为一种联合组织，其联络原则‘酌盈济虚，抽疲转快’八字为标准”。[7]
(3)信用交易，双重获利。晋商的商业批发和零售，是现金交易还是赊销，均听客自便。只是两种交易方式价格不同而已。赊销要把近期付款期间的利息加在价格上，赊销方便了客户-，商人则同时获得商业利润和金融利润。
(4)产、运、销结合，一箭三雕。晋商有行商和坐商之分，但无论坐商零售，还是行商批发，多根据商品的具体情况，尽量自己加工，自办运输，从江南把茶叶运往蒙俄，从蒙俄把畜产品运往内地，虽有长途跋涉之劳，却有产、运、销多重利益。专门走草地的大盛魁拥有2万多头骆驼的商队，还有随行保卫商队的2000多条狗。
(5)两权分离，自主经营。无论独资企业还是合伙企业，财东决定投资某商业时，先物色一位有经验的可信赖的人当掌柜，并在有中证人参加的宴请席上，授予掌柜资金运用权、职工调配权、业务经营权，并有文字证明合同，资本若干，由掌柜自主经营，财东只在年终或账期结账时到柜上，听取掌柜的汇报，经营不善，财东可以辞退；但平时财东不干预号事，自己子弟就业，亦不得进本号，保证了企业经营的责任性、自主性和灵活性，经营效果好。
(6)人身顶股，兼顾了三者利益。晋商伙计(职工)、掌柜(经营者)、东家(投资人)三者的利益的结合点，在于人身顶股制度，这是晋商的特色。一般票号资本总额数10万两白银，东家1万两顶1股，最少6厘。伙计视资历、能力不同，会计负责人7厘、6厘不等，会计员3厘、2厘不等。伙计之中顶身股者占伙计人数的50%-70%左右，账期分红时，财东的银股和掌柜伙计们的身股一起参加利润分配。伙计为了多顶身股，必勤勤恳恳为企业服务。
(7)借贷期限与标期结合，减少在途资金。晋商放款期限，货款延期支付期限，均以标(镖)期为期(镖运货物从某地到某地的时间为镖期)。各城市商埠标期不同。标期还有冬夏春秋季标和年标之分。依据镖运货物时间计算借期，同近代银行信贷按生产周期时间一样，可减少资金在途和闲置，加速资金和物资的周转。
(8)利润收入的资本性作用，不断滚雪球。晋商利润收入，虽然也有一部分汇入原籍，置田产、起楼阁，清末时还有吸食鸦片，任意挥霍之事，但总的看，特别是在发展时期，主流还是把利润积累到一定水平时，再投资办企业，所以形成了一个商人开办几家、几十家商号和钱庄、当铺(不包括分支机构)，各有掌柜，各自经营。把利润收入再转化资本运用，使雪球越滚越大。
当代山西人用财的弊端在于无视市场动态，投资行为行政化，市场营销中的非市场行为过多，致使经营效益低下，亏损企业增多，投资者(财政)包袱越背越重。重振我省商务，必须记取晋商教训：在外商势力渗入，火车轮船开通，国际国内商路改变，企业组织制度纷纷改为股份有限制的条件下，晋商资本所有者不听伙友劝告，无视时代变化，固守旧有的制度，拒不改革，继续依托已经病入膏肓的封建政府，落得个与清政府同命运的可悲下场，山西货币商人一败涂地。而勉强支持下来的部分商品经营资本也很不景气。当代山西人汲取晋商的教训，就必须正视新技术革命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把眼睛盯住市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用市场策略代替非市场行为。否则，就可能再次坐失良机。
四、政企互济·银企互济·同舟共济
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协调是工商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晋商在各地做生意，尤其是票号商人，历来重视与官场的交往。例如，“票号在清朝时对于应酬官场极为注意，以北京为最重要，各省会经理亦选取文雅干练之才，乃克胜任，举贡生员为数不少。北京经理常出入王公大臣之门，省会经理亦往来于督抚藩臬之署，招徕生意各逞才能。例如蔚盛长之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某氏，均获益不浅也。”[8]可见晋商在明清时代已经重视公共关系，尤其是对政府官员的联系，并收到官商相维之效。政府支持和关心工商业的发展是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要求，通过经济政策，为工商业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和保护，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工商业发展。而工商业的发展，必然为政府提供较多的税款，提供融资机制，提供良好的商品和劳务供应，这是社会文明的物质基础。
当前，山西地方各级政府急需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以下服务：(1)宽松的企业申报手续和迅速高效的审批程序，不失时机地培育一大批股份企业、集体企业、私人企业，以上这些企业不是依靠国家而是依靠社会资金迅速出击，并跻身于20世纪90年代的商业战场。(2)财政资金集中投放于山西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改善交通、电讯、能源、水源、环境保护等基础条件。(3)加强科技开发和服务体系。鉴于目前人才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要不失时机地吸收和储备一大批技术干部，改善对他们的待遇，吸引外地人才，保住现有人才。(4)精简政府机构，让产品经济时代的“婆婆”尽快退休，解放“媳妇”，放手让新老媳妇在新的商品市场上去闯荡。
工商企业与银行企业之间的协调也是工商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晋商数百年的兴隆其经营活动的条件，有赖于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相互支持和协调。很多山西商人既投资商品经营资本，又投资货币经营资本,商号下设钱庄、当铺、账局，或钱庄、账局下设商号、货栈。可以说，晋商称雄的血脉在金融。因为，商业资本的调度和运转，必须凭赖金融机构的汇兑和划拨转账，凭赖金融机构的借贷的信用见证。山西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混合长，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与西方国家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商业与金融业的密切配合是一样的。到资本主义时期，尤其是垄断时期，这种渗透和结合更加密切。列宁把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混合生长和结合，称为“金融资本”。不可以想像，没有山西货币经营业向恰克图、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彼得堡、加尔各答、新加坡、东京、大阪、横滨、仁川等地的发展，山西商品经营资本能打到国外。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不仅包括外向型工商业，也包括外向型的金融业。
目前，晋省的银企互济，需要解决好以下问题：(1)支持企业集团组建自己的财务公司。企业集团的财务公司承办集团内企业的存款、信贷和投资，是一种金融企业，应允许其参加金融业同业拆借市场，从而减轻企业融资困难和融资成本。(2)支持发展一批非银行金融机构。如共同投资基金、待业基金会、退休基金会、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租赁公司、典当公司、风险投资公司及信用合作组织，这些金融企业可通过法人组织投资兴办，不搞私人银行。(3)放宽证券发行审批。证券质量由证券评估机构认定，责任由发行人和投资人自负。(4)组织证券市场的配套机构：资产评估公司、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5)大力发展证券柜台交易，积极创造条件为开办证券交易所作准备，加速培育金融市场，以便把企业推向市场融资。(6)加速专业银行企业化步伐，人民银行努力完善规范管理，当好裁判。
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根源于2000多年以前的孔孟之道，孔孟之道与经济发展不是没有关系的。山西一位领导人访问日本，在问到日本经济起飞的原因时，对方明确地回答：“得益中国的孔孟之道。”前新加坡驻日本、韩国特命全权大使黄望青教授说:“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道理，很简单，只有一句话，东方文化和西方科技的巧妙结合。这东方文化就是孔子儒家思想。”他说：“‘同舟共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日本学的中国的文化遗产。”“得人心，是东方古来治国施政的明训。要提高生产力，少了这味‘甘草’，药力也会不大见效的哩。”[9]从宏观上讲，孔孟的经济思想，一方面主张经济的自由发展，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孟子讲的“揠苗助长”的故事，都是强调自然规律和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政府顺应自然规律，予以必要的干预和指导，如孟子讲的“井田制”、“什一税”等等。这一些，说明孔孟儒家经济思想与现代商品经济思想是无根本相悖之处的。假如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像一场龙舟比赛，那么，政府就是击鼓掌舵之人，而划手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各部门、各企业，一定要同心协力，同舟共济，方能取胜。
在商务发展中，只有实现财东、掌柜和伙计的协和，企业职工和客户的协和，生产、运输和销售的协和，批发和零售的协和，工商界和金融界的协和，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协和，才能造成经济发展的大环境。
弘扬晋商的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各级机关、部门、企业的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都必须以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指针，为重振山西商务，多谋事，少谋人，多谋经济冲击，少谋权利分配，多办实事，少搞形式，以孔子“天下为公”之心，推进改革。晋省兴，晋人富；晋省衰，晋人穷。为了兴晋富民，停止互相埋怨，互相扯皮，全省党政军民，精诚团结，抓住机遇，振兴商务，发展自己，才是唯一的出路。
但愿晋商魂能够再萦三晋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