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毅文稿•晋商研究-47》
晋商今鉴
孔祥毅
【背景说明】本文是写给省委政策研究室的研究报告，原载《经济研究所资料》1991年7月15日总第85期。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山西经济在全国的名次逐渐下滑，不少人认为原因是山西人一向封闭保守，没有开拓进取精神，甚至连阎锡山修的铁路也是小火车，不与全国接轨。其实，历史上的山西人是非常开放的，重商立业、诚信义利、艰苦奋斗、不断创新的晋商精神以及一整套的企业管理办法，很需要我们去总结、宣传和发扬。阎锡山的窄轨铁路，不是封闭保守的结果，而是与洋人斗争、自力更生的产物，不过山西火车可以开到外省，外省火车开不到山西。对于晋商和票号的历史我几乎逢会必讲。特别是应邀参加了省委关于山西省1988—200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起草小组的工作，和同志们多次讨论这些问题，这一观点被山西高层领导接受。
晋商，即山西商人，为中国明清时代三大商帮(晋帮、徽帮、潮帮)之首，称雄于亚洲数百年间，被经济史学界并列于意大利商人之侧，而享誉于世界。
马克思在谈到商人资本时说:“商人资本或商业资本分为两个形式或亚种，即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1]山西商人正是这样，其商品经营资本(绸段庄、茶庄、颜料庄、布庄等)和货币经营资本(如票号、账庄、钱庄、当铺等)，相互渗透，相互支持，混合生长，至清代则上通清廷，下结官绅，商路达数万里之遥，款项可“汇通天下”，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扬州起锚出海的商船，从呼伦贝尔草原的醋坊到贵州茅台酒厂，都有山西人酿造出售，在南起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横滨、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阿拉伯国家，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他们中有不少人可以用蒙古语、维吾尔语、俄语，与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洽谈贸易。晋商自称：凡是有麻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当今，晋商遗迹随处可见，扬州的亢园、苏州的全晋会馆、亳州的花戏楼、新疆的古城塔、昆明全殿的铜鼎、甘肃的老西庙等等。1961年有人在北京调查，55个明清工商会馆中有山西会馆15个，占27%。如同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商人在伦敦发展建立了伦巴第街成为英国金融中心一样，晋商在张家口的日升昌巷(以日升昌票号命名)、科布多大盛魁街(以大盛魁商号命名)曾一度成为北亚的金融贸易中心。山西商人所到之地，设庄贸易，成为商品集散之地，逐渐由普通的村镇发展为城市，无怪在东北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内蒙古有“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青海有“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
晋商中的商品经营资本，像潮州商人一样，出海贸易，进入国际市场。他们往返于长江口与日本长崎之间，垄断中国与日本铜贸易达七十年之久，以中国的丝绸瓷器和山西土产换取铜，解救了中国铜币材之荒。但是晋商的外贸重心不在海上，而在陆路，他们利用地理优势，垄断了对蒙古和俄国的贸易。以中国的“烟酒糖布茶”换取俄国的“牛羊骆驮马”，开创并占据中国对俄贸易的三个主市场：中路恰克图，东路海拉尔，西路塔尔巴哈台。仅中路恰克图一处，道光朝(1821-1850年)俄国对华贸易额占俄国全部对外贸易的40%-60%，最高时达到60%以上，而中国对外输出入商品的16%和19%是通过这里进入俄国以至欧洲市场的。
晋商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在其业务活动中，不仅首创了中国的汇兑银行、转账结算，首创了类似现代中央银行的“宝丰社”，最早地进入了国际金融市场，把山西银行设到了日本、朝鲜和俄国，而且在清代中后期竟能为各省地方政府经理财政金库，借垫、汇兑税款及京饷、协饷，成为清政府的财政支柱。
山西人背井离乡外出经商者有多少人，迄今无法稽考。截止1933年7月1日的山海关报告反映，东北沦陷，从关外返回的山西商人达17万人，留在东北者估计不及三分之一。又1920年阎锡山接见因俄国“十月革命”由俄国被驱返回的山西商人代表时，汾阳代表说：在俄国的山西商人有1万人。可以说，山西商人以其特有的开拓进取和风险精神，在明清时代演出了一场长达数百年的大型历史剧，其舞台之广大，演员之众多，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
一、晋商对外开拓贸易的精神和策略
晋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其发生发展的客观因素，在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主要是土地贫瘠，生计困难；地处边塞，位扼通衢；资源丰富，手工业发达；流亡迁徒，去土离乡，食盐开中，捷足先登。(参见拙文《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然而，晋商的开拓进取和风险精神，却是其发展的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山西商人对外开拓贸易的精神和策略，最基本的是重商立业，诚信义利，人弃我取，取信政府，广设联号。
(一)重商立业的创业思想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重农抑商是历代政府的经济政策。“朝廷贵农，而不乐于耕；朝廷贱商，而人日趋入市，则以为商贾之利胜于农也。”[2]当然经商在外，“必远父母，别妻子，离乡井，淹岁月，归来无时”，“饥渴劳病，寇贼虫狼，日与为伴”，“幸获多资，走马牵车捆载而归，不境则困死于外者往往也”。经商外出风险是很大的，然而人心思富，富商大贾“走远方，积金钱。夸耀闾里，出则车骑，入则广厦，交接缙绅”，谁人不羡？故亲朋提携，乡友引进，络绎不绝，走上商途。尤其是晋中一带，在子弟出路选择上，一流者学商，二流者读书入仕，三流者种地。山西自宋元以来，逐渐在民间形成了一种仰农重商观念，即“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思想，这就是通过经商获得金钱，然后置房产，买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经商获取收入，以其商业收入发展商业和金融业，建立以商业为始点的价值循环和增值过程。
(二)诚信义利的意识形态
山西人同全国各地人一样受孔孟之道影响，崇尚信义，在其重商立业的创业思想指导下，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古代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三个庙：孔庙、关庙和城隍庙。但最多则是关庙。很多关庙又多是山西商人所建。关庙作为祀奉关云长的地方，所以被山西人百倍信崇，均在于“信”、“义”。晋商与关云长乃乡亲关系，将关云长尊为财神，以其信义教育同行，以其武功希冀保卫自己的商业利润。清末民初，归化城内同乡社共有16个，其中除蔚州、京都、新疆三社崇祀关帝、天皇、马神外，其余13个山西同乡社，全部崇祀关帝；同时存在的商业行会有38个，其中有一半以上除供奉关帝外，还供奉自己的行业神灵，如肉行供张飞，裱糊行供吴道子，银钱行供金龙四大王等。他们以关帝为偶像，联结行会，保卫集团利益。据老商人回忆，山西人每到一地经商，一经发展，先修关帝庙。清末一个小小归化城就有七个关庙，并且各商号在号规中大都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对采取卑劣手段骗取钱财。晋商史料中就有很多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的记载。各地百姓购买晋商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可知，诚信义利是晋商成功的重要法宝。
(三)取信政府的展业策略
一个有利的经商环境，不仅在顾客、交通诸方面，更在于政府及其官员对商号的态度及管理。清太宗皇太极未入关前占领抚顺时，山西商人就与其有了联系，不仅有人参、貂皮交易，且为之传送“七大限”于关时。清入关时，曾以招抚山西商人和压抑山东漕运为两大急务。入关后顺治皇帝召见介休商人范永年等，赐张家口房产，隶内务府籍，同时赐予皇商的有山西商人八大家。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征剿蒙古噶尔丹叛乱时，山西祁县太谷人张杰、史大学、王相卿等一批商人随军进入外蒙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地区从事随军贸易，以服务军需为要务，得清廷赏识后得以受“龙票”从事对蒙及俄罗斯贸易。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为筹措镇压农民运动的军饷，一方面大兴卖官制度，一方面动员商人捐炮助饷，山西票号、账局积极办理捐官者的筹资、垫资、汇兑事务，并向政府捐款，报效清廷，买取官衔和封典，1852年至1853年一年多时间山西票号商人捐款达白银267万两。在办理政府卖官汇款中与官吏结缘，不少山西商人或花翎顶戴，或与官吏成为磕头之交，出入王府官衙，揽得公款无息存柜，取得了没有成本的信贷资金来源。这是山西商人能在竞争中取胜并不断开拓业务的重要策略。
(四)人弃我取的经营战术
晋商在经营中坚持了人弃我取的战术。他们在业务上“封闭”了山西市场，使外省商人无法进入，并垄断了北方贸易。因为潮商面南出海，徵商占据长江流域和江浙地区，对苦寒之地及沙漠瀚海，多驻足不前，山西商人便利用地理优势，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紧紧抓住了汉民族农业地区和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商品交换的有利地带，发展了自己的业务“领地”。在商品经营中，晋商又用同样的办法，为人之不为，走人之不走，办人之不办的商务，如在蒙古地区供应冻饺子，深入云贵深山贩卖川盐，进入青海西藏，购收麝香等贵重药材，在京城筛煤球、开饭馆，在福建、安徽、江苏、湖南即山买茶，就地加工，经长途贩运，直达欧洲市场。当然，这种战术必须是建立在对市场的准确预测基础上，其预测的准确性，一是来自“义利”思想的“服务”原则，二是来自经验的积累，三是来自自已的及时准确的信息。
(五)广设联号的网络体系
晋商与其他商人的管理体制有很大的区别，他们不搞南方商人的“一间铺”和“夫妻店”而是实行联号制。财东出资，委托可以信赖的有经营能力的人领本开业，财东对于业务、用人等具体事情不加干涉，由经理(掌柜)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但该财东开的多家买卖(商号或票号)，多以联号关系形成一个相互协作的网络体系，相互支持，相互服务。这种网络体系近似现代企业集团。太谷曹家的企业在19世纪20—50年代有13种行业，640多个商号，37000多个职工，资本1000多万两白银。其商号名称多冠以“锦”字，如锦霞明、锦丰庆、锦亨泰绸缎庄、锦泉涌、锦泉兴茶庄、锦丰泰皮货庄、锦生蔚货行，锦丰庆当铺，锦泉汇、锦泉和、锦丰焕、锦丰典、锦隆德钱庄、锦元懋账庄、锦生润票号等。分布于朝阳、赤峰、建昌、凌源、沈阳、锦州、四平、大谷、太原、榆次、屯留、长子、黎城、襄垣、东观、天津、北京、徐州、济南、苏州、杭州、上海、广州、四川、兰州、新疆、张家口、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莫斯科等地。在曹家这个“锦”囊集团之中包容了多家商号多种经营、多处分支庄号，形成了曹家的商业网络。曹家公子由山西进京沿途食宿均住自家商号，不宿他人之店。也因此在商业信息传递、物资调交、资金融通、人才使用等方面发挥了综合优势，是其他商帮很少具有的特色。
二、晋商的经营管理方略
山西商人在其长期业务活动中，逐渐积累总结了一套自己的经营方略，在经营方针上维护商誉，信用第一；各行其道，分别贸易；审时度势，谨慎从事；服务周到，薄利多做。在业务管理上，以销联产，销产挂钩；运销统一，自运自销；商票相济，高效融资；行会商团，保护自己。在人事和劳资管理上，认人唯贤，量才录用，身股制度，协调劳资；严格号规，节欲杜弊；岗位培训，德智并重。在财务管理上，预提“护本”，严防空底，“倍成”“厚股”，充实流资；酌盈济虚，抽疲转快；镖运汇兑，组织钱市。在公共关系方面，对待“相与”，同舟共济；商业文化，神社会戏。
（一）维护商誉，信用第一
晋商视商誉为命根，坚持信用第一，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冒险取巧，赚不骄傲，赔不气馁，宁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如祁县乔家包头复盛油坊，运胡麻油回山西销售，经手职工为图厚利，在油中掺假，掌柜发现后，立令另行换装，经济上虽受了损失，却招得近悦远来。复盛西面铺在咸丰年掌柜立账，把斗秤放大，比市上加一成，市民争相到该号购买。
（二）各行其道，分区贸易
晋商的商路和经营地区，各帮自有选择，绝不一哄而上，相竞于一业一地。自然形成了各帮商人自已比较固定的商路和经营地域。如临汾、襄汾帮走北京和兰州、天水；绛州帮走西安、三原、宝鸡、兰州；平遥、祁县、太谷帮走东北、北京、天津、张家口、外蒙古、新疆、苏州、扬洲；汾阳帮和徐沟帮走俄国、蒙古；宁武、代州帮走呼伦贝尔和归化；泽州帮走河南、安徽、山东；潞安帮走北京、河北等等。走东北者，榆次常家商号以长白山人参和高丽参为主要购进商品，输出四川夏布；在扬州者，祁县渠家、临汾亢家主做淮盐生意；走外蒙古者，祁县太谷王家史家，走草地蒙古包；各帮到南方贩茶也各有固定地点。
（三）审时度势，谨慎将事
晋商在经营中很重视审时度势，深思远谋，深入调查研究，看长远，稳步前进。不贪图近期利益，甚少短期行为，别人不注意经营的业务他却锐意经营，常能出奇制胜。而在资产负债管理中又能谨慎行事。如既要发行钱帖，扩大资金来源，又要现金准备充足，防御凭帖挤兑、存户提现、当票质典。甚至还要准备地方政府财政亟待周济时的立即垫付。这样做，使客户感到“相与”，信用卓著，乐与往来，扩张业务。
（四）服务周到，薄利多做
晋商以服务周到和薄利实惠，博到客户欢喜，这是其扩大营业额，增加利润的基本办法。如“通事行”(能说蒙古语走草地的商号)为了适应草地牧民缺医少药和生话习惯，从业人员学习针灸，在蒙古遇到牧民一般疾病，可以帮助治疗，取信于牧民，牧民便不问其价格，争相购货，没钱可以赊销，或用羊马交换，商人换得羊羔牛犊，还委托牧民无偿代养，待长得膘肥肉满时再带走。他们在内地采购牧民需要的砖茶、烟丝、布匹、铁器、银器、白酒、食糖、炒米、糕点、木桶、木碗、穿壶、药包、蒙靴、马毡、马鞍以及寺院喇嘛用品等等，将布料拉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任蒙古人选购，按蒙医习惯用药72味、48味、36味、24味四种分别做成药包，用蒙、汉、藏文注明药名、效用，充分满足客户的生活需要。为了保证商品质量，他们选定手工业作坊，特别订制，保证了商品齐全，质量可靠，上门供货，关系协调，业务扩大，利润自丰。
（五）以销联产，销产挂钩
晋商从事异地贩运贸易，沟通生产与消费，不仅需要了解销地的消费习惯、消费水平、市场容量，还要清楚产地的产品性能、规格品种、产量和售价。为了保证商誉，提高服务质量，扩大业务，稳定产销关系自然十分重要。所以他们采取以销联产的办法，实行销产挂钩，甚至直接组织生产加工，如作为大量的出口品茶叶，平祁太商人多在湖南羊楼司、羊楼洞，安徽六安，福建武夷山等地设茶叶加工厂，或包购茶山产品，自己加工统一包装，加盖自己商号的商标。到销地后，信誉很高，客户只认商标，不加检验，从而保证了客户稳定、市场稳定、业务稳定。其他如潞安、泽州铁货，扬州淮盐，以及苏州、杭州、潞安绸缎，交城皮货等等，均因固定购销，不仅货源充足，而且质量也有保障。
（六）销运结合，自运自销
晋商的商品经营因其主要是贩运贸易，其运输自然就十分重要，为了保证供货及时，货物完好，并赚取运输费用，采取销运结合，自运自销。大盛魁始建于康熙初年，停业于1929年，经营了250多年，总号设在外蒙古科布多，采买茶叶和其他农产品、手工业制品于江南和中原地区，船载、车拉于河南，改骡驮北上到库伦、恰克图、喀什咯尔四大部、唐努乌梁海，进入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和欧洲市场，或经科布多西行，到新疆古城、塔尔巴哈台，进入西亚。在其长途跋涉贩运中主要依靠自己的骆驼商队，骆驼多达16000—20000匹，养狗1000余条，并且不设过多的中间环节，整个蒙古地区东西6000多华里、南北2000多华里，基本依靠总号和两个分号组织贸易活动。并根据蒙古的特点，基本不依靠铺面柜台做生意，而是用自己的驼队在草原上流动售货，其驼队的行动路线和销售业务由总号和两个分号直接调度。它在内地也设有独立核算的“小号”，专兼或兼营某些适合内地的业务，灵活机动，应变能力很强。
（七）商票相济，高效融资
从事商品经营的商号和从事货币经营业务的金融业——票号、账庄、印局、钱庄或当铺，均以同东(同一财东)、同乡、同帮而互相支持，若干大商业家族不仅有众多商号，也设有众多银行号，介休冀家有绸缎、茶叶、皮毛、布匹、杂货等商号和账局、钱庄、票号、当铺等金融机构，仅在湖北襄樊一带就有70余家商号，十几家当铺，经营地点，南起湖北，北到喇嘛庙和库伦。他的金融业首先是支持其百货业的资金需要。可以说晋商是商业和金融业相互渗透，混合生长的，即今银企结合，形成了高效融资的机制，加速了资本周转和增值。
（八）行会商团，保护自己
晋商无论在何地经营，均建立同乡会、行会，修建会馆，由各商号经理轮流担任执事，定期和不定期聚会，商量会事、制订行规，处理商务纠纷，办理商务立法和执法事宜，甚至还建立商团武装，保卫商务，以至巡查弹压，执行地方治安，如包头的商会就具有以上多种职能。在归化城三贤庙有一块“严禁沙钱”的铜碑，是山西货币商人行会宝丰社为维护正常货币流通，搜缴私铸沙钱熔毁后立下的，永禁沙钱流通的“永久性布告”。在清末捻军活跃时，徐沟商人张联辉在陈州组织商团，配合清军作战，受到了清廷嘉奖。晋商还以行会名义出面与地方政府或其他商帮交涉商务纠纷，维护本帮商人利益。
（九）认人唯贤，量才录用
晋商财东认为：“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独不然!”其选拔人才，委托重任，都要在实践中考验，按一定标准招选学徒后，需徒步赴指定分号，先当学徒，三年内不设座位，除了伺候掌柜，提三壶(水壶、茶壶、便壶)、打杂活、搞卫生外，就是练习打算盘、写字，三年内不准回家。贤者出师后任以专职，不贤者打发回家。经多年实际业务考验，选能任贤，委以重任，不分门户，不问私情，量才录用。“任人唯贤”还包括知人善任，根据人才的特长，分配工作岗位，帅才者，调任分号经理(掌柜)；秀才者，任以文书。协同庆票号经理孟子元选用赵厚田“冒险姑苏，急难皋兰(兰州)，回翔于成都、重庆间二十余年，能使全局劳业稳操胜算，皆赖赵君之力”。各商号业务发展，依靠着一大批善于理财的优秀人才，而优秀人才的发现和重用也发展了山西商务。
（十）人身顶股，协调劳资
晋商在人事劳资管理中的独特之处是人身股制度，这就是商号票号中的掌柜、职员以自已个人劳动力顶份，与财东的银股(也称资本股)一起参与红利分配。总经理的股份份额是由财东确定，而号内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分号经理及一般职员是否顶股，顶多少股，由总经理决定。身股的份额是按职员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力来确定的。总经理最多为一股(即10厘)。曹家励金德商号经理每届账期结账时，可分到身股红利八九千到一万两白银。协理、襄理七厘、八厘不等，一般职员一二厘，还有一厘以下的，但是职员不是人人可以顶股，一般有顶股资格的是薪金比较高的老职工。大体占全部职工的三分之一左右。一般老企业的身股比重较高，新企业的身股比重较低，像大盛魁长达250多年的老商号，后期的人身股份额大大超过了资本股份额，全部利润的一半以上由顶股职工分去，这一做法把职工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与财东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下层职工和学徒为了登上高位，多顶股份，卖力地为商号工作，从而使劳资双方利害关系得以协调。
（十一）严格号规，节欲杜弊
晋商不论经营什么生意，商号号规极严。其基本内容为：①号内人员：一律不准携带家眷；不准长借短欠；不得挪用号内财物；不得兼营其他业务；禁止嫖赌和吸食鸦片；不接待个人亲属朋友；非因号事不准到小号串门；回家休假时不得到财东和掌柜家闲坐；不准向财东和掌柜送礼；如有婚丧喜庆由号内送礼，伙友之间不准互相送礼；伙友之间不得互相借钱；不得在外惹事生非；若有过失不得互相推诿包庇；打架斗殴者开除；拨弄是非者开除；结伙营私者开除；不听指挥调动者开除；②财东：只能在结账时行使权力，平时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或指使号内人员为自己办事；不得干预号内人事；经理对外代表商号，财东不得以商号名义在外活动。③学徒和职员：学徒三年内不得回家。出师后每三年(或一年)探亲一次；从业人员不得在营业地结婚；作坊工匠和饲养放牧工人属雇用性质；不属号内从业人员，但分内工外工，外工受内工管理；工人中成绩突出者，予以奖励。少数通事行的号规还规定，学徒入号的头十年内除在总号学做生意的一般知识三年外，还必须到外蒙古前营柜、后营柜分别学习三年，首先学会蒙古语和当地生活习惯，然后学习与蒙古人做生意的方法，熟记熟背营路的路线和宿息地点。④总号与分号之间的联系:不论指示、安排或请示、汇报，均用编号和记日期的书信，书信写法用暗语；重大机密派高级职员亲往口授；上级可以定期不定期进行查庄，或考核从业人员的得失和实绩。上述号规，如发现某职不能遵守，有舞弊现象，打发回家。凡被某商号开除的人员，别的商号一律不用，这一条也是晋商的独特之处，所以号规虽严，但违者廖廖。
（十二）岗位培训，德智并重
晋商虽系封建商人，但对于职工教育却十分重视。元朝时，运城盐商就设有子弟学较，明清时代商号培训职工，一般是通过实地训练，也有少数集中训练的。如大盛魁虽在外蒙古、俄国经商，但是职工却在祁县太谷招聘，经亲朋推荐，经理考核，相貌端正的十五六的男青年才能入选。入选后先到归化城，然后再到外蒙古科布多接受专门训练，学习蒙古语或俄语、维吾尔语，然后分别到柜上跟老职工学习业务。职工教育内容，一是思想方面，主要是日常教育，如大盛魁每逢年节，要在他的财神庙内，向财神像下的一条扁担、二条麻绳、二个筐子叩头，除夕晚上，必须吃小米粥，纪念以货郎担起家的创业祖宗，不忘创业艰辛，以此为号规，二百多年不改。还设有财神股、狗股，每年给狗演一台戏，纪念“财神”和救过主人性命的狗，实际是对职工进行信义教育。曹家商号每年磨豆腐三次，每次磨豆腐，经理必须向磨神烧香叩头，以乞求神灵保佑。因曹家发家是在东北朝阳磨豆腐，以此进行传统教育。二是业务教育，徒弟入号。分给老职工带领，在实际业务中教育他们学习业务技术，将培训教育与实绩考核、增顶身股相结合，不断提高职工创业精神和业务素质。
（十三）预提“护本”，严防“空底”
商业资本在经营中会因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发生亏赔账，损及资本，以致发生信用危机，危及企业存亡。为防御风险，晋商设计了一种预提“护本”的办法，即在账期分红时，不能只顾分红，不管未来有无风险，需从红利中预提一定数额的可能发生倒账的损失，建立风险基金，专款存储，一旦发生损失，以此作为补偿。这种预提款叫“护本”，也叫“撇除疲账”，或“预提倒款”，建立风险基金的目的，在于防止拖工倒累，亏折资本，出现“空底”即今日所谓“空壳企业”。
（十四）“倍成”“厚股”，充实流资
“倍成”是在账期分红时，按股东份额比例，提留一部分红利，充作扩大经营的资金来源。所谓“厚股”，是在年终结算时，将应收账款、现存商品及其他资产，予以折扣，使企业实际资产超过账面资产。另外，还有一些企业实行“公座厚利”制度，即在职工身股和财东银股未分配之前就提取一部分利润，作为“公座”，它与倍股的不同之处在于倍股是由股东分红中提取，公座是从身股和财东银股应分红中提取。无论是倍股、厚成或公座厚利，其目的在于增加商号流动资金，以扩大业务，反对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
（十五）酌盈济虚，抽疲转快
这是晋商货币资本经营中的重要办法，即在总分号之间，各分号之间调度资金，增加放款，扩大利润的做法。因为各分号在营业中，经常会出现现金盈绌和行市疲快的矛盾现象:有的地方现金多余，银根松，利率低，款放不出去，资金闲置；另一些地方则现金不足，银根吃紧，利率上升，无款可放，支付困难。为了尽可能盈利，必须在各分号之间调度款项，否则，不仅不能放款生息，而且盈余地客户向短绌地汇款的业务也做不成，因为该地无现银可以付出，这时按理应当调运现银，但费用高昂，而且需费时等待。对此情况，山西票号的办法是“酌盈济虚，抽疲转快”，就是用现银多的地方的钱去接济短绌的地方。具体办法是通过异地顺汇和逆汇办法，实现抽疲转快，酌盈济虚，平衡资金市场供求，扩展业务。如京师分庄盈，库伦分庄短，库伦可主动吸收向京师的汇款，在库伦取款，京师付出，此叫顺汇；也可以由库伦分庄先贷款给当地的商人，允去京取款购货京师先付出，库伦后取进，叫逆汇。这样不仅平衡了两地现银盈绌，也多赚了贷款和汇款的业务收入。这种做法要求各分号间及时通报业务，互通信息。这是晋商发达的一个重要诀窍。
（十六）镖运汇兑，组织钱市
各地现金的盈绌，即使酌盈济虚，少量的现银调运还是不可避免。为了保证银两调运，山西商人自设镖局，武装押运。有人考证，镖局鼻祖，乃山西神拳张黑五。不论张黑五是何时代人，但山西人设立的镖局最多却是事实，这是与商业运现分不开的。北京、张家口、蒙古三岔河多处有山西人经营的镖局。运现之外，晋商发展了汇兑，还有“克钱”，“拔兑”，以及“谱拨银”，“城钱子”等多种信用工具和融资方法，发行了凭帖(本票)，兑帖(汇票)以及汇兑的其他形式上帖、上票、壶瓶帖、期帖等等，这些商业票据和银行票据，实际上与货币无多大差别。可见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清代中期，山西商人活跃的地方多数都出现了钱市——每日清早各钱商集聚在固定地区，进行货币与资金交易，并由钱业行会组织管理，操纵行市和汇水，具有现代金融市场的某些特征。
（十七）对待“相与”，同舟共济
在晋商中，相互指友好的同行为“相与”，凡是“相与”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他们不乱交友，需经过了解，认为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婉言谢绝。既是“相与”必竭力维持，即使无利可图，也不可中途绝交。榆次常家天亨玉掌柜王盛林(汾阳人)在东家生破产还债需抽回天亨玉资本时，向其“相与”大盛魁借银三四万两，让东家将资本利润全部抽走，天亨玉毫无资本全赖借款支撑，改组为天亨永，照常营业，未发生倒闭，全凭了王盛林的人格信用。1929年大盛魁危机时，王掌柜派人送去二万银元，同事们坚决反对，认为此款无法归还，王正色道：“假如二十年前没有大盛魁的维持，天亨玉早完了，哪里还有天亨永呢?”票号经理李宏龄著书《同舟忠告》说：“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济。”
（十八）商业文化，神社会戏
晋商不是埋头业务的赚钱狂，由于在职伙友均不带家眷，业余时间如何引导则是一件重要事情。各商号都很重视商业文化，不仅注意培养职工信义观念，创业精神，风险精神，艰苦奋斗精神，注意培养职工的商业意识，竞争意识，核算观念，又注意职工的文化娱乐，个人价值。各行业都有自己崇祀的偶像，逢节过年参拜叩头，而且组织同乡会坐馆，相互帮助，大的商号还有自己的戏班子，山西人喜欢听晋剧，张家口、内蒙古各地群众因山西商人的关系，也喜欢观看北路梆子。万荣潘家、祁县乔家等都有自己的戏班子，各地商会行社均要在一年内多次演戏，于是一个城市几乎天天可以不花钱看戏。座落在苏州城内的全晋会馆，就是昔日山西商人的办公地和戏园，今日是江苏戏剧博物馆。不少商人发财以后，还乐施好义，捐资办学，设立书院，或助赈行义，修桥筑路，办好事。从而提高了商号与商人的社会地位。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形资产和广告。
三、晋商衰败的教训
晋商衰败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但完全彻底崩溃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究其衰败的原因和教训，不外主观客观两方面。
(一)交通改变，商路转移，失却地理优势
山西商人的贸易重心在蒙古、俄国，由于19世纪末铁路、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引入，海上贸易迅速扩大，沿海、沿江(长江)商路扩大，欧洲以及俄国亚洲部分的商品多经海上输入中国，出口商品亦由海上输出，原来的经山西北出归化、库伦、恰克图的路线顿时冷落。而京包线的开通，也改变了晋商货运的格局，失却了山西商务的地理优势。
(二)外商入侵，洋货泛滥，失却了旧有市场
自鸦片战争，五口通商，洋货输入，洋行入侵，旧有的中国市场上插进了一支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经营现代机器生产和成本低、质量好的洋商品的洋行这样一支竞争对手。晋商拜倒在清政府下，清政府拜倒在洋人下。自然晋商不是洋商的对手。
(三)财东腐败，不理号事，管理混乱
清末，山西商人的财东已渐渐失去其创始人的精神和风貌，只知坐家享受，不知业务艰辛，嫖娼纳妾，赌博吸毒，不理号事，而各地商号管理人员见财东腐败，也乘机捣鬼，亏赔增加。
(四)清廷退位，贷款荒废，存款逼提
随着清政府垮台，官吏四散，山西票号对政府的放款，一夜之内成为荒账，而官吏个人的存款却需如数支付，挤兑风潮，将票号逼得只能关门破产。
(五)“十月革命”，俄蒙解放，晋商资产被没收?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继而外蒙独立，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没收私人资本。驻俄、驻蒙商人失去了一个巨大的北方市场。
(六)股东无限责任，破产后失却老本
晋商在企业组织制度上，采取股东无限责任制，在商号破产倒闭时，对商号所负债务有无限责任，用商号全部财产抵债后仍不能付清时可向股东追索，股东只得用自己的家产来偿付，最后搞得平遥、太谷、介休等多家商号财东倾家荡产，土地、房产等全部赔光，有的竟落得无立足之地，只得沿街乞讨。 (七)拒绝改革，固守旧制，失却发展机会
清末，在外商入侵，西方现代银行制度和企业组织形式传入后，江浙商人逐渐摆脱中国封建企业的组织形式，与外商联系，日趋买办化，使其业务获得一定发展，在商路改变，失却地理优势，和洋货深入、土产滞销、市场缩小的情况下，山西商人旧有的组织管理形式、经营方针受到了外商和买办商人势力的严重挑战，在省的不少有识之士一致呼吁改革，在京票商经理李宏龄联合在京师的祁、太、平三帮票号经理。倡议各票号共同入股，组合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三晋汇业银行，得到了重庆、汉口、西安、济南、营口、兰州、广州等十处票号响应，纷纷寄信山西总号，劝导掌柜改组票号，设立银行，与大清银行等现代金融业抗衡，以保晋商之利益。此时票号在全国80多个城镇和国外多处设立分店，营业机构达到近400个，本该适应交通电讯发展，改革各地分号伙友班期(三年一班不准回家改为二年以下，以近人情，调动伙友积极性)，开办电报汇兑，创办自己的现代学校，学习外语和现代业务技术，以便与洋商交易，经理出洋考察，了解外情，接受新潮，并草拟改组银行的章程计划，上书总号。然而总号负责人责骂他们为“自谋发财”，“毋庸审议，束之高阁”，以致坐失良机，终被历史所淘汰。
由上可见，外强入侵，这是晋商受到的最初也是最长时间的打击。1911年辛亥革命，山西商人尤其是票号商人，损失惨重，三年之内票号倒闭达65%，这是第二次沉重打击。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和随后的外蒙古独立，晋商势力遭到第三次打击。虽然1919年阎锡山曾为山西商务衰落问题，呼吁各地商会，振兴山西商务，然而在旧中国那样的条件下，许多客观因素是根本无法改变的。1931年东北沦陷和1937年日寇占领华北、华东，使山西商人遭受第四次打击，到抗战爆发后，勉强支持下来的山西商号和钱庄，都处于苟延残喘之中。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晋商残留商号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官僚资本主义的打击下已奄奄一息,1952年和1956年的对资本主义银行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乐意走向公私合营，敲锣打鼓，庆祝社会主义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到20世纪30年代末晋商的长剧已接近尾声，日本强盗的铁蹄踏入山西，使已经虚弱疲敝的晋商又遭欺凌。为了打击日寇，八路军开入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由于物资的奇缺，经费困难，不得不在经济上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直到解放战争，全国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停止了供给制，但未经发展商品经济，就学习苏联经验，立即进入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有计划商品经济正成为经济生活的主旋律，由于认识落后于现实，商品意识、风险精神、开拓进取精神在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人们思想中产生了不同的反映。
四、晋商荣衰史对现代山西人的启示
应当承认，山西商人毕竟是封建商人，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产物，其对外开拓贸易的策略，其经营管理的经验，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东西，如同我们今天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西方经验一样，晋商的经验绝不能成为我们现代山西人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但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正是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经济解体时期，其商品经济的某些成功的技术和做法，对今天我们搞有计划商品经济还不是毫无关系，在商品经济共性方面，还是可能给我们若干启示的。假若能够借鉴古代山西商人的开拓精神和经营方略，重振山西商务和金融，促进山西经济起飞，这将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巨大贡献。
（一）重商兴省，开拓贸易，把山西经济推向良性循环
针对山西产品出省计划内产品调拨比重高，计划外商品交易比重低，输入商品大于输出商品，价值双向流失的现状，急需开拓商品市场。可借鉴晋商重商兴省，以销促产，开拓贸易，扩大积累，建立地方经济良性循环。改变价值双向流失——财政困难——技术改造减少——市场竞争能力降低——价值双向流失加剧的非良性循环，为出省、出口商品扩大——财政收入增加——技术改造加快——市场竞争能力提高——出省、出口商品进一步扩大的良性循环。为此，关键在多做生意，扩大商品输出才能积累资金，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二)抓住机遇，外贸北移，开拓苏东蒙市场
山西人与俄罗斯贸易已中断七十多年，而现在却出现了新的机遇，这就是苏联实行市场经济，东欧国家与蒙古也转向市场轨道；我国经济改革，省级外贸有了一定自主权，中苏沿边贸易正在发展。所以重振山西与俄罗斯、蒙古、东欧的贸易机遇已经到来。但是山西外贸需调整战略方位，改南下东进为“四面外出，重心在北”的战略，抓住这个天赐良机。从主观上讲，山西产业产品结构，决定了“傻大黑粗”商品多，南出竞争，没有优势，而北走苏东蒙，我们的轻工业品却受到欢迎，并就近重返旧道，运用汽车火车工具代替昔日骆驼，从而避开南去劣势，开拓山西的出口贸易市场。
(三)发展金融机构，增加金融工具，建立银企互济的新格局
银企互济，不仅是晋商成功经验，也是列宁曾经说过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的历史。只是到了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后，西方诸国采取了限制银行握有企业股票，证券市场业务只许投资银行才能做，以避免商业银行风险，稳定经济，但近几年，西方各国银行业务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交叉发展很快，银行业务出现多样化趋势。我国银行能不能搞证券业务，理论界认识不一，国家尚无《银行法》出台。即使暂时不准银行从事证券业务，还可以在企业集团内组建财务公司(金融公司)。如成立山西煤炭银行，各投资公司积极介入证券市场，增加多种金融工具——银行本票、商业汇票、支票背书转让、企业短期融资债券、长期债券和股票，扩大同城票据清算网，加快培育金融市场的全面形成，尽快建立新的银企关系新格局。
(四)企业集团，以商为头，发展省内与沿边、沿海、沿江、沿线(铁路)的企业集团
企业集团若以产为头，盲目性较大，信息传递慢，应变能力低，在市场风云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只有像古代晋商那样以商为领头，经销售引导生产，并且与“四沿”企业结缘攀亲，借车、借船出口。
(五)千方百计，创造环境，培养一代企业家
山西商业资本的荣兴，有一代商人企业家的贡献。方今能否重振山西商务，也有赖新一代企业家的出现。只有那些享有独立经营权的企业家，才最有创业精神，也只有他们最懂得核算的秘诀、公关的本领，努力提高捕捉信息的嗅觉和灵活应变的能力。
(六)调整教育力量，集中投资，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培养务实的现代理财家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振兴商务离不了一批又红又专的务实的现代理财家。现在山西设有经济专业的大学共11所，中专数十所，投资分散，师资分散，多头管理，力量不集中，没有发挥规模效益和综合优势。可以做适当调整，建立一所综合性的财政经济贸易大学，包括社会招生、在职干部培训，多学科，多专业，多功能，多层次，源源为各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输送理财人才。同时，抓紧时机，挑选一批政治可靠、懂业务的人员进行俄蒙语训练，送苏东进修，了解苏东国情、人情，广交朋友，不断派出、招回，建立一支政治可靠、业务过硬的国际公关队伍，打开苏东蒙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