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毅文稿•晋商研究-46》
晋商行会：自治自束自卫的商人机构
孔祥毅
【背景说明】本文是作者1993年8月在“晋商国际学术研究讨会”上的演讲稿，原载《文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2期合刊。晋商行会制度是令人折服的，极其严密的行规制度、组织管理能力、影响和地位，具有辅助政府管理社会的功能。包头商会拥有自己的武装卫队——商团，有“巡查弹压，拘捕人犯”、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能。归化城的商团，有一个蒙人骑兵团和一个汉人骑兵团。商业行会是商人自治、自束、自卫的组织。晋商行会和欧洲商人行会比较有比较大的差异，可能是文化背景的不同，晋商行会比较欧洲商人行会，不仅存在的时间长而且作用大。这种严密的组织和管理是晋商成功的原因之一。
晋商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以及利益自卫，是通过其自治机构——晋商行会实现的，而且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管理，也常常依靠晋商行会来实现。晋商行会发生、发展以及活动形成，与欧洲商人“基尔特”是很相似的，但它也有自己的特色。本文试图通过晋商行会的研究，揭示晋商经济活动的自治、自束、自卫规律性，并通过与欧洲商人基尔特的比较，探索中国古近代商品经济发展中宏观调节方面的问题。
一、晋商行会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的商业行会，起源于民间的结社习俗。社是一种民间的自治组织，按照民意自行形成的以敬神为中心的自治机构，随着商业发展，汉唐时期政府实行坊市制，工商业户在固定的坊市内按商品类别排成行列，称之为行。唐有二百二十行，宋有三百六十行。盛唐时，在坊巷乡间出现了一种以亲睦、教养、经济上相互帮助为宗旨的机构——社邑或社，唐天宝七年(748)年已流行全国。同行商人组织起来的自治社就是商业行会。山西商人行会发生于何时，史料记载很少，现有史料说明，大约在明代万历年间(16世纪中期)，晋商行会就已经很完善了。
晋商行会组织名称似乎始终没有统一的规范，各依自己的信仰及偏好而命名。有的叫社，有的为会馆，后来有的改称公所或公会，有的改用商会。下面摘录北京、归化两城市的部分晋商行会情况：
北京有多少晋商行会组织，没有史料可以说明。归化城晋商行会，据有关史料粗略统计，按职业划分的有39个，按籍贯划分的有13个。从以上两城市部分晋商行会的名称看，可以分两类，一类是以籍贯形成，并以籍贯命名，因为他们经商在外，远离家乡和亲人，必须相互关心，团结一致，以防御外人欺侮，并顺利从事商业活动。一类是以职业为纽带形成的行会，这类行会命名有以神名命名的，如马王社、鲁班社、金龙社等；有以职业命名的，如净发社、成衣社、生皮社等；有以吉祥的词语命名，如宝丰社、德胜社等；有以团结义气命名的，如义和社、公信社、集义社等。
晋商行会，还都崇祀某种偶像，以作为联结社友的纽带或精神支柱。多数晋商是祀奉关帝的，他们尊三国时的名将关云长为财神，以关公的义气教育约束同行，以关公的武功保护财产安全和经营隆昌。除崇拜关云长为保护神外，还有少数行会又供奉自己的行业神灵，如牲畜行崇祀马王，酒饭行供李白、杜康，铁行供老君，纸行供蔡伦，理发行供罗祖，油漆裱糊行供吴道子，修鞋行供孙膑，肉行供张飞，票号供金花圣母，银钱行供金龙四大王等等，但它们也不排除关云长。关帝是山西商人共同崇拜的偶像，所以山西商人每到一地经商，一经发展，便集资修建关帝庙。清代归化城有七座关帝庙，他们在这里开会议事，关帝庙就是行会的办公地点。
山西商人会馆遗址散布全国各地，现今保存较好的还有很多，如苏州全晋会馆、洛阳山陕会馆、开封山陕会馆、聊城山西会馆、阜阳山西会馆等。
二、晋商行会的组织与制度
(一)晋商行会的组织
晋商行会，有单会(社)和联会(社)之分。单会(社)就是单一的行会组织，称为小行或行，独立活动；联会(社)是若干会(社)联合成一个群合体，有共同的会首与办事机构，管理共同的事务，称为大行。
小行的参加人，多数是不分师傅或徒弟，资方或劳方共同参加；少数是单纯劳方或单纯资方组成的。归化城的鲁班社是劳资合作性的，师徒都可以参加，店主与伙计在一社之内，关系良好，同心协力。也有的劳资合作社逐渐发生变化，改为分设，如内蒙萨拉齐的义合社是劳资协同的，但道光九年(1829年)左右劳资分立，资方组成了纸房社，劳方组成了公义社，但仍然关系良好，同在一地办公，通过协商，发布统一的公告，维系他们的业务关系。[1]“小行”的会首也称执事，一正一副，或一正二副，另有干事一名，称跑庙，处理会内事务。有的小行，还置有“义地”，也叫“香粮地”，出租给当地农民，其实物地租为行会收入之一，该义地还作为会内成员死亡后的公用墓地。行会收入除香粮地收入外，还有各商号捐助，捐助金额按各号资本大小和业务情况而定。支出主要是看库人员(和尚、道士)生活费用，及行会办事支出。这些资金在已收未支之前也常存入商号、钱庄生息，财务公开。
大行会首一正一副，为大行的总管，由各小行会首轮流义务担任，其威信资格不是以个人能力来决定，而是由所在的“小行”的地位决定。每年春季庙会，改选大行会首，任期一般为一年。归化城的大行为十二行的联合体，大约为清雍正年以前成立，到乾隆末年，已成为十五社联合体，也被称为祭祀关公的单刀会，清末改称商务公所，人们习惯上仍称呼其为大行。
大行会首之下，还有若干办事人员，处理会内事务。清末，有些大行还有自己的武装卫队，也称商团。它们除处理商务活动以外，甚至协助地方政府，“巡查弹压，拘捕人犯”。“包关长久以来，一直是由关帝庙的‘大行’和东河的‘农圃社’利用‘死人沟’的‘梁山’来维持市面”。[2]著名的大盛魁商号末任经理段敬斋，当了归化城的商务会长后又兼保商团团长(共两个团，一个蒙人骑兵团，一个汉人骑兵团)。[3]徐沟商人张联辉商于河南陈州，当捻军活动逼近陈州时，他在行会内动员商人捐资，组织军队，协助清政府正规部队作战，曾被清廷赏穿“黄马褂”。
(二)晋商行会的目标与制度
晋商行会的目标，可以从北京的山西票号商人行会章程中得到了解：“商会之设，原所以联络同业情谊，广通声息。中华商情向称散涣，不过同业争利而已。殊不知一人智慧无多，纵能争利亦属无几何，不务其大者而为之。若能时相聚议，各抒所见，必能得巧机关，以获厚利。即或一人力所不及，彼此信义相孚，不难通力合作，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兹定于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为大会之期，准于上午十一钟聚会，下午一钟散会，同业各家执事齐集到会，或有益于商务者，或有病于商务者，即可公平定议，禀请大部核夺施行。如同业中有重要事宜，尽可由该号将情告知商会董事，派发传单随时定期集议。”[4]所以，行会的“主要的目的都是社会生活方面的相互亲睦，经济上给予扶助，即所谓保护共同利益。信仰本身是一种观念的东西，但‘社会’的中心一定依赖于信仰。”[5]平遥颜料行于清乾隆六年在北京会馆碑记说：“夫事创始者难，继其志者亦复不易。我行先辈，立业都门，崇祀梅、葛仙翁，香火悠长，自明代以至国朝，百有余年矣。”[6]北京临襄会馆碑记：“朋友居五伦之一，四海之内，以义相投，皆为兄弟，然籍同里井者，其情较恰；籍同里井而于他乡遇之则尤恰。”[7]“遂各筹同乡会聚之地，及停柩厝棺之所，与夫永久经费之预备。于是会馆义园置产之建设，因之以起。意至美，法至善也。”[8]“各捐资财，置买地基，创建会馆，……以叙乡谊、通商情、安旅故，洵为盛举。”[9]可见，晋商会馆的目标就是联络同乡同行，实行自我管理，约束同行，保护同行利益。简言之，自治、自束、自卫。既是自治，自然以一种信仰为精神支柱，以行业神灵的崇拜来实现联络，实现自我约束。同时订有共同遵守的行会纪律。行会纪律为会(社)规，凡立会(社)，必有自己的会(社)规。
会(社)规，也称“规牌”。主要规定会员义务、行为、会费及惩罚办法等。归化城鲁班社清道光九年(1829年)的《新立规碑记》记载：“兹因世道不古，人心不齐，有亏于圣事者多矣。我鲁班社由来已久，是属祖师胜会，而布施隐藏遗漏，以至会首屡屡赔苦，若不整齐，社事将衰矣。我们不忍坐视，遂合公议，严立新规，严其责于铺户、工头，董其事于值年会首，……使无耻工作，知其新规，有所警畏，而从前隐徇掩护之弊，可以顿除也。今将新立条例开列于左，以志永远不朽之尔。”下列社规四条：一是铺户等设攒钱牌14面，字号钱数开列于上，值年会首各执一牌，按街挨户攒收，每月一周；二是铺中人员各量其资本、业务而上布施，刚出师的徒工每月以两日工资为限；三是泥、木、石工工头立总牌一面，每人每月以五十文攒钱；四是临时工布施按两天工资由工头扣除交社，以及领签交纳。还规定值年会首及跑庙若不认真收款要罚烛十斤，应交款社员被传不到罚烛五斤，等等。“倘有不遵法者，大家举官究治”。北京山西票号商人行会“会规”规定：中国汇兑银号，除汇兑银两外，间有与官家、商家通融借贷之事，息银多少各有不同，书立信据，书明归还日期，即应如期归还；中国汇兑银两无论官商，立据后如有退款不办之事，议定不退兑费；中国汇兑银两收交以票、信为凭，往来以折条为据；中国汇兑银两，应以本地之通行银色收交，一律两不相亏；开设商号宜慎之于始；交库上兑须益加郑重也；出银票之商家宜认真整顿；空盘不宜成作以归核实。
查阅大量行会会规，各会大同小异，其违规惩罚办法，大体有四种：罚买供神品、罚钱交会、驱逐出会、告官治罪。这里不再详述。
三、晋商行会与欧洲商人基尔特的比较
欧洲中世纪的商人基尔特(Guild)活跃于12-13世纪，它随着城市兴起、商业发展而发展起来，在欧洲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影响。这里我们想就晋商行会与欧洲商人基尔特作一比较。
(一)晋商行会与欧洲商人基尔特的共同点
1.所处的时代背景相同
欧洲商人基尔特兴起于12世纪，盛行于13世纪，相当于中国的南宋到元中期。晋商行会虽相对晚了两个世纪，但它们都处于封建社会商人资本的发展时代，手工工场出现并向资本主义生产方面转变后，他们开始逐渐没落。这种发展趋势，中外是一致的。晋商行会与欧洲基尔特一样都是商人资本发展的产物。
2.参加行会的人员相同
欧洲商人基尔特，“所有的成员，住在城市中同一街区内。所有不属行会的劳工都被排除出去。每个从事手艺的人，必须属于一个特殊‘工场等级制’，从学徒逐步上升到帮工和到匠师的制度。匠师与学徒之间的关系，是家长式的。学徒被看作匠师家庭的成员，他的品德教育是和他的技术教育同样受到注意的。他不可以结婚，或寄宿在匠师家以外。”[10]晋商行会也是这样，只要是同行，不分师傅或徒弟，也不分东家或伙半，都参加同一行会。
3.独立于政府行政机构之外
欧洲商人基尔特，是下层社会觉得他们在商界活动中有必要结成团体而由各行各业生产者自发组织起来的，它不同于政府行政机构，也不受政府行政干预。晋商行会也是自发组成，纯属民间商人机构，官府不加干涉。但是中外政府都设法利用行会的力量维持市场稳定。
4.行内限制严密
欧洲商人基尔特，对内限制相当严格，有工作时间、产品数量、产品质量、产品价格、雇工、日常生活等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如学徒不可以结婚，不可以寄宿在匠师家以外，学徒期2-5年中没有工资。晋商同样对行内成员禁条很多：规定庙会及三大节日(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休息，其余为工作时间；按规定的标准价格做买卖，严禁个人的随意性；雇工工资由行会统一规定，商号不得自行决定；职工只能住号内宿舍，不得在外住宿；学徒3-5年出师，未出师前只管食宿，不开工资；限制会员、雇工及学徒人数，不得超过；公平交易，不得欺骗顾客等等。可见，晋商行会与欧洲商人基尔特一样对内相互保护和保证，禁止竞争。
5.对外的排他性
欧洲商人基尔特在行会之外的任何活动，不加限制，甚至“鼓励他们的成员进行对外的竞争来扼杀对方，就是他们可以随便什么价格‘在外地出售’东西”。[11]晋商行会也有强烈的排他性，比如控制和排斥行外人营业，垄断货源，不准成员借牌私营等等。这些充分表现了封建垄断。
6.行内信仰一致
无论是欧洲商人基尔特，还是晋商行会，在行内都有统一的信仰，或信某一宗教，或敬某一神灵与祖师爷。
(二)晋商行会与欧洲商人基尔特的差异
晋商行会与欧洲商人基尔特最突出的差异是行内矛盾与协调。欧洲商人基尔特“在初期原来是有内部民主精神的，但不久有一种分裂发展起来，而这项到十三世纪末期就固定下来。匠师成长为行会成员中的贵族，后来拒绝了普通工人入会，这样就把行会改成为一种关门主义的资本家集团，而他们的会员资格，限于已属于行会的富裕的家庭中间，是由父传子，子传孙的职位。”[12]在这过程中，行会内部劳资双方斗争激烈，多次出现“罢工”，以至发生暴动和叛乱。而晋商行会内部，尽管也有师徒之间、劳资之间的矛盾，但基本上未酿成大的冲突，表现得相对和平与协调。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孔孟伦理道德与中庸之道、“和为贵”、“和气生财”等思想的影响。其次，新学徒入店多为亲友引进，亲缘关系使其矛盾在家庭的封建礼教之下得以化解。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生活的影响。
晋商行会与欧洲商人基尔特最突出的差异之二，是行会的延续时间。欧洲商人基尔特大体活跃于12-13两个世纪，而山西商人行会则活跃于16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近四个世纪。平遥颜料商人在康熙十七年(1678)重修北京会馆碑记，说会馆已存在一百多年，可以推到明朝万历七年以前，以此计算，晋商行会即明中叶到民国时抗日战争爆发，各地商人行会相继关门为止，历400余年。这正好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自然经济解体缓慢，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迟缓是一致的。
四、晋商行会的性质与作用
从晋商行会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与它的组织制度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封建商人的团体，是民间商人的自治、自束、自卫的组织。
晋商行会的这一性质，首先体现在它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它发生于中国封建社会，衰落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后，由于中国封建自然经济解体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缓慢性，晋商行会的活跃时间相当长。这期间，封建商人与商业资本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的缓慢生长并存。我们不可以把封建的山西商人资本与资本主义商业资本相混同，如果把晋商行会当作资本主义的行业公会，就无法解释在甲午战争后，尤其到辛亥革命以后山西商人资本迅速衰败的历史原因。晋商行会的这一性质，也体现在它的组织制度和业务管理的封闭性、排外性，对内“信义”第一、团结互助的行会会规之中；同时，晋商行会也千方百计取信政府和官员，希望得到政府和官员的支持，而业务活动又千方百计不受政府制约，通过自己的行业组织管理行内活动及对外关系，约束会员避免内部争斗，而一致对外。
可以肯定，晋商在中国明清两代称雄数百年，并能引起国外经济社会各方面的重视，这与行会组织的强有力的经济管理和协调是分不开的。晋商行会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组织市场公平交易
晋商行会维护市场公平交易，不仅是因为山西商人做生意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 同时也是行会取信政府，维护本行会员利益的必需。故经常根据需要，在政府支持下，制订相应的管理办法并付诸实施。清雍正二年(1724年)，河南省赊旗镇因市场上戥称问题，经行会协商立石道：“原初，码头买卖行户原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多，开张卖载者二十余家，其间即有改换戥秤，大小不一，独网其利，内弊难除。是以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齐集关帝庙，公议称足十六两，戥依天平为则，庶乎样准均匀，公平无私，俱各遵依。同行有和气之雅，宾主无踈戾之情，公议之后，不得暗私戥秤之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称禀官究治。惟日后紊乱规则，同众禀明县主蔡老爷，发批钧谕，永除大弊。”到同治九年(1870年)，又重刻石，告示商民，以维护市场公平交易。
(二)整理货币维护经济秩序
清朝末，市场上不法之徒，私造沙板钱，冒充法定制钱流通，归化城一带到光绪年间，沙钱愈来愈多，为维护经济秩序，归化城各行会积极配合当局，整理货币。经各行会负责人与有威信的长者共同协商，决定在三贤庙内设立交换所，让人们以同等重量的沙钱换足制钱，并将沙钱熔毁，铸成铜碑一块，立于三贤庙内，上书“严禁沙钱碑”，碑文写道：“如再有不法之徒仍蹈故辙，禀官究治，决不宽恕。”立碑经理人为归化城十五社与外十五社。这是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事。类似此种记述，还有海窟龙王庙内《重整四农民社碑记》所述关于处理商人使用短百钱问题的情况，南茶坊关帝庙端内《整立钱法序》所述对钱业行会宝丰社短百钱抽拔整理情况等等。晋商行会为维护正常货币流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三)维护本会共同利益
晋商行会本系维护共同利益所设，自然对本会共同利益要特别重视。清末时，日本人柏原文太郎在《中国经济全书》中记述：“上海汇业公所是山西票号设立的，……各票号还依赖公所图谋相互的利益。如果有同业违背公所协定的规约时，协同加以制止，并且在发生交涉事件的时候，董事加以裁决，在中国这种公所是为他们利益唯一的机关，其规约是严正而不可侵犯的。”为了维护发展本行会利益，行会积极发展各方面的关系，适应业务发展需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如1908年11月13日《大公报》报道：“商界各行向不联络，每行各设会馆，各为风气，不相闻问，亦交通之一大阻滞也。近由蔚泰厚票商发起，拟联络票商、钱行、当商组织商会，以期商业发达，逐渐推广，已在三晋会馆会议一次，……大约不久即可成立。”[13]
(四)处理商务纠纷
山西商人在外经营，不可避免会发生与行内、行外之间的业务纠纷。对此，商人行会有调解与仲裁的义务及权利。《中国经济全书》描述道：“同业组合者，即票庄同业者所组织之公所是也……凡与外商交涉事件，及同业中交涉事件，皆由总董裁决。……然为总董者，既有同业者共同选定，自得同业者全般之信用，故于总董提议之事，或裁决之事，几无不服从者也。”归化城马王社是同城马车业者的行会，因成立较早，社规废弛，外来车业者与会员勾结，抢劫乘客财物之事屡屡发生。宣统元年(1909)萨拉齐车业者来归化城后，与会首王玉柱勾结，胡作非为，会员忍无可忍，向当局起诉，经官方调查，罚外来车业者与王玉柱分别向马王社缴衮灯一对和挂灯一对，并向会员赔情道歉。对此事行会刻石于海窟龙王庙内，无论外来者还是本会会员都必须恪守社规，以维持本行会会员的利益。
(五)维护社会秩序
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本是政府的任务，晋商行会为了保卫自己的经济利益，积极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秩序。内蒙包头，原是一个村子，后来包头与祁县乔家生意共同发展，当地流传：“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包头城市发展了，但长期没有政府办事机构，直到清末，仍是由萨拉齐厅派一个巡检来负责，到民国初年也只由萨拉齐巡警分设了一个驻所。此时包头商民五六万人，社会治安基本是由“大行”和农民的“农圃社”维持街面。直到包头建县以前，一直是大行出代表4人，农圃社出代表1人，组成议事机构，在大行内办公。受萨拉齐厅委托，由巡检和巡官监督协助，处理包头地方各种事务，大行基本代替了行政机构。当然，这也许是一个特例。但行会参与地方政事，协助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等，却是肯定的。
(六)团结教育商人，举办社会公益事业
晋商行会对商人及其子弟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明代以前，山西运城盐商就办了商人子弟学校。清道光年间，山西商人行会在归化出资办了所谓“四大义学”，同治七年以后，私塾进一步发展。它们对子弟教育，除四书之外，学习珠算，五七言《千家诗》、《幼学琼林》、《尺牍》等。旅蒙商还对职工进行俄罗斯语、蒙古语、维吾尔语的培训，提高商人的语言适应能力。他们又通过师徒关系进行业务教育，提高青年商人的业务能力。在文化娱乐方面，各行会每遇年节都要演戏庆祝，荣河潘家甚至有自己的剧团。晋商对山西梆子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张家口和内蒙人爱看山西梆子也是由晋商引起的。据说女人演戏就是由张家口的晋剧开始的。晋商行会积极支持地方义举，修桥、铺路、建庙等等，无不解囊捐助，大同九龙壁、华严寺、应县木塔、太原晋祠、苏州全晋会馆、昆明金殿、河南朱仙镇……到处都可以看到晋商留下的捐钱功德碑，杭州的瘦西湖、个园等江南园林，都是山西商人文化遗产，从而形成了晋商文化的独特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