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带一路”6年了，企业的参与情况怎么样呢？归纳起来是“五多五少”。
第一，中国企业参与多，外国企业参与少。
西门子、GE，赚了很多钱，但总体而言，外国企业参与少。西门子专门有“一带一路”的办公室，汇丰银行也有“一带一路”的办公室，但是相对来讲参与少。
第二，国有企业参与多，民营企业参与少，外商投资企业更少。
统计数据显示，中外合资企业参加一带一路的项目不到1%。
第三，国内企业合作多，中外企业合作少。
一带一路的精神是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但是很多企业的行为恰恰相反，是进行不良竞争，本企业利益最大化，无法实现共同发展。“一带一路”中的合作，更多的是国内企业之间的合作。而且，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远大于合作。
第四，市场行为多，非市场行为少。
市场行为就是做生意、做买卖、投资、经营、销售、营销，讲商业回报这类行为多一点。非市场行为就是企业社会责任、对外援助、慈善、支持研究，这类行为少。环境保护方面的合规管理不足。企业在民心相通当中，应该发挥作用，但是我们看到不多。
第五，标准走出去的多，创制国际标准少。
企业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的途径和方式。“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互联互通，互联互通的核心是标准。但是，中国企业标准走出去明显多于创制国际标准。
二、“一带一路”建设与企业走出去的区别
这两者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们的企业没有这个意识，而是按照跨国经营走出去的惯性来共建“一带一路”。总体来看，只不过换了一个词，思维没有换，行为没有换，行为方式没有换。
第一，共建一带一路既要走出去，又要引进来。
第二，企业走出去，主要是商业行为，共建一带一路要求把商业行为、市场行为做好的同时，还要做社会责任、做环保，做民心相通。
我认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和基础。大的跨国公司有海外分支机构、有海外员工，做民心相通的事，成本少、效率高、效果好。
第三，传统的走出去，不讲全球治理，共建一带一路要讲全球治理，这是本质的区别。
衡量一个项目的一带一路含量有三个指标：
共同发展的程度有多大；
民心相通的贡献有多大；
对全球治理有没有作为。
我们应该在传统的跨国经营、走出去的基础上，再增加新的任务和使命，才是真正的共建一带一路。要摆脱惯性，要有创新思维。
我创造了一个新词，叫全球商业共同体。一带一路，核心是共同发展，这是人类社会的创新课题。
原来的现代化都是单独现代化，民族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但是一带一路创造的现代化，是国际共同体利益第一位，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利益第一位，这是最核心的东西。
从企业角度来讲也一样。9月份美国商业圆桌论坛，188个美国最大公司的CEO，发表了一个企业目的宣言。这个宣言说，原来的企业是为股东创造价值，现在要改成：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
这个改变极大，而且特别符合一带一路精神。一带一路的核心就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不是其中某一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加起来的总利益最大化。
为了实现这种要求，中国企业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能力、准备呢？
共同体理论、和平学理论、商业生态系统理论、非市场环境与非市场战略领域、公共外交与公司外交、冲突转化与和平建设、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国际标准化与规则创制等方方面面的知识，都是中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所需要的知识。
三、企业如何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1.要以建构全球商业共同体为目的
全球商业共同体就是某一个全球化商业场景的共同体，它的成员包括跨国公司，以及与这个跨国公司存在某种关系的所有成员。
这些成员分三类。
一是市场利益相关者。是指与这家跨国公司之间存在商业交易与合作关系的供应商、销售商、服务商、客户等等。
二是非市场利益相关者。是与这个企业、与这个项目有关系的政府、政党、国际组织、NGO（非政府组织）、社区、宗教、工会、媒体等机构。它们跟企业之间不是商业协议关系，而是一种社会契约和期望。
三是国际组织。跨国公司要参与全球治理的话，必须把国际组织作为利益相关者。因为国际组织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工具和载体。
对应三类成员，可以分解成三个子目标。
第一，与利益相关者要建立利益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解决发展赤字问题。
第二，与非市场利益相关者要形成价值共同体，实现积极和平，解决和平赤字问题。
第三，与国际组织要形成责任共同体，实现改善治理，解决治理赤字问题。
从跨国公司的角度，国际组织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规则制定者。
联合国、专业机构、国际经济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行业协会，还有国家政府间的组织等等，它们都是规则的制定者。全球治理，就是按照这些规定制定者制定的规则行事。目前，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是核心。
企业要参与全球治理，就要成为这类国际组织的核心成员，提出你的方案，把你的方案变成这个组织的方案，那就是参与和改善了全球治理。
第二类是规则的监督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全球兴起了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运动，非政府组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纠正跨国公司的不良行为，纠正血汗工厂、童工、环境污染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类组织是规则的监督者，包括环保、人权、劳工、企业社会责任、反腐败等组织。在跨国公司眼里，这类组织是麻烦的制造者。
中国企业要做好共建一带一路，必须要学会跟这类组织打交道。但这是目前我们最缺的能力。比如，中国企业在海外碰到工会的麻烦太多了，迄今为止也没有没有人研究中国企业怎么跟工会打交道。
第三类是和平与公益类组织。
和平运动、公益发展援助这类国际组织，跟企业基本上是一种合作关系。中国企业搞社会责任，然后在外面做慈善，主要是企业自己做。如果跟专业慈善机构合作做，虽然投入一样多，但效果回报可能就大不一样。
比如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做慈善，效果就不及日本企业的效果。因为日本企业大都跟日本NGO或者当地的NGO一起做。
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某个国家做项目，出钱修一段路，从公路修到村口。而日本企业也在那里开工厂，出钱把村口的路修到每户村民家门口。最后村民都说日本人好。这就是专业跟不专业做法的区别。
这三类国际组织是很重要的。中国企业必须补上跟它们打交道的能力。
2.要制定实施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战略
这个时代需要竞争，但竞争不是主导，合作才是。就是一带一路讲的，共商、共建、共享。
我们要建立三个层面的合作。
① 利益共同体层面的合作，主要是战略联盟。
上个世纪90年代起，战略联盟是在企业管理领域兴起的一种合作的重要方式。比如，世界五百强之间就建立了上万个战略联盟。
苹果跟华为是不是竞争关系？是。他们有合作吗？有。这一类企业之间都是有合作关系的，这样的联盟也非常多。
对中国企业来讲，重点是研发联盟和国际联盟。由于我们的核心技术比较薄弱，研发联盟要做。国际联盟还有待努力，其发展方向是从利益共同体，发展到商业生态系统，发展到共生共荣的商业共同体。
② 价值共同体层面的合作，主要是非市场战略与公司外交。
非市场战略就是面对非市场利益相关者的战略，比如怎么跟政府打交道，怎么跟NGO打交道，怎么跟媒体打交道，怎么跟社区打交道，这些都是非市场战略。
非市场战略是中国企业最缺乏的一种能力。对一带一路而言，可能难点是在非市场这部分，而不是市场。中国企业在海外跟政府打交道有经验、有能力、有本事。但对非政府组织，我们基本上都不会打交道，这个需要有共生、合作思维，建立合作关系。
③ 责任共同体层面
一是要遵守规则，二是要创制规则，比如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要提高我们的贡献率。
具体怎么合作呢？
第一种，双胞胎合资企业。
就把走出去跟引进来相结合，中国企业跟东道国企业同时设立两家合资企业，一家在中国，一家在东道国，两家企业的经营范围大致相同，股权比例是对称的。在中国的合资企业由中国企业主导，在东道国的企业由当地企业来主导，经营范围一样，既走出去，又引进来。这种合资企业是共建一带一路很好的方式。
第二种，交叉持股。
这是一种很好的合作方式，我在你的公司有股份，你在我的公司有股份。这种方式在日本普遍存在。日本这种企业体制非常独特，有学者认为叫联盟资本主义，跟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不是一回事。
三一重工和它的合作伙伴帕尔非格就是交叉持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利益共同体。这样两家企业的合作深度、效率就不一样了。
第三种，第三方市场合作。
这是李克强总理2015年跟法国探讨出来的一种新的合作方式。我认为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最好、最合适的方式。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指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共同合作到第三方国家开拓生产经营业务，第三方市场可以是发达国家，但是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的合作伙伴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企业。
第三方市场合作可以充分发挥三者的优势、回避三者的劣势。
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是当地市场、当地文化、要素成本等，中国企业最核心的优势是成本创新、应用创新，生产制造能力。发达国家的优势是标准规则的制定者，核心技术的应用，以及全球化管理经验。三者之间正好互补。
第三方市场合作还能回避中国企业缺乏与东道国社会、NGO等打交道这个劣势。如果我们选择的合作伙伴所在的国家，与我们要去的国家，是前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的关系，这样可以回避中国企业对当地情况不了解的劣势，也可以防范风险。
第四种，企业跟NGO之间的合作。
从价值链的角度讲，企业如果能进入NGO的价值链里，或者把某些NGO纳入企业的价值链，就会很有优势。
把NGO纳入公司的价值链里，叫混合价值链。所以有人提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形态，叫互惠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共商、共建、共享。
那么NGO如何把企业纳入价值链，这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扶贫基金会做得非常好，把企业的资源纳入到了NGO价值链当中。
企业与NGO的价值链互嵌，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
3.要实现合作战略需要具备哪些能力？
企业的能力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硬实力，一类是软实力，这是大家通常的说法。
硬实力就是企业在市场环境下，执行市场战略的能力。
软实力就是企业在非市场环境下，执行非市场战略的能力。
软实力跟硬实力都需要一种共同的能力，这就是跨文化交流和沟通的能力。不管是市场环境、非市场环境，这个能力都是需要的，通用的，基本的。
软实力就是单个问题的处理能力、合作关系的建设能力。软实力的核心就是公司外交能力。
公司外交，就是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公共外交。交往双方有一方不是政府，就叫公共外交。
我个人认为，中国企业除了把自己的生意做好之外，应该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公共关系的目的是打造企业形象，公共外交则是要打造你所在的国家形象。中国跨国公司不光要打造母国的国家形象，还要打造东道国的国家形象。
另外，还要加入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中国企业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途径，就是牵头制定国际标准。按照严格的定义，国际标准是指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国际电信联盟，及其这三家国际标准化组织授权的64个国际标准化的组织，发布的国际标准。
世界五百强，中国企业129个，占20%。但是2017年中国企业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只占国际标准的0.75%，2015年只有0.45%。
排在中国前面的五个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这五个国家牵头制定的标准占全世界国际标准总量的95%。
因此，企业要与国际组织打交道，需要具备三大能力。
一是标准提案的能力。
二是规则运用能力。这个至关重要，国际组织很复杂，很庞大。需要理解、了解规则以后，才能用好。
三是公共外交能力。跨文化沟通、动员，了解国际关系、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能力。
中国企业成长了四十年，前二十年学经济学，学会了怎么抓住市场机会。后二十年学管理学，学会了提升企业能力。
现在进入第三个二十年，在全球化时代，在共建一带一路的任务下，要学会外交与国际关系学，才能帮助企业降低风险，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