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毅文稿•晋商研究-16》
乔家商业的兴衰
孔祥毅
【背景说明】2006年初，电视剧《乔家大院》播出以后，中央电视台曾邀约作一个评论，被作者谢绝。但应《山西晚报》与山西财经大学合办的人文大讲堂要求作了三场讲座，第一讲《乔家商业的兴衰》，讲稿的部分内容，《山西晚报》以《二百年乔家兴衰史》为题发表在2006年3月7日文化专题版。该报编者按语“央视一套正在播出的《乔家大院》使许多观众看得如醉如痴，对晋商尤其是乔家的发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乔家大院》是艺术作品，那么历史上真实的乔家经历了怎样的商业兴衰？真实的乔致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为此，3月3日，本报专门请晋商研究专家、山西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孔祥毅教授在山西财经大学做了一次生动权威的专题讲座。由于版面有限，节选其中主要部分以飨读者。”这里基本按演讲录音记录略加删改。
晋商在中国历史上辉煌了500年左右。大体从明初开始，晋商得明政府边防驻军物质供应的地理优势，与其他商帮比较成本低，于是在南北物资运送与食盐贸易等主要商品市场上独占鳌头。如山西永济、运城、临汾、襄汾、浮山、阳城、沁水、长治、洪洞、介休、平遥、祁县、太谷、榆次、代县、宁武、大同等商人都很活跃。但是祁县乔家的发迹不是在明朝，也不在清初，而是在清乾隆时期。
一、乔家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及贡献
乔家发展中有三个划时代的人物，即乔贵发、乔致庸、乔映霞。
（一）早期：艰苦创业乔贵发
乔家起家比较晚，活跃了二百多年。虽然时间比较短，但是发家很快，而且衰落也比较晚，这是乔家与其它商家不同之处。据《清稗类钞》记载，山西商人在全国最富，山西商人最富的是临汾亢家，“临汾亢家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巨”，民间传说，亢家可以用50两一锭的银子，从临汾摆到北京。这是指光绪年间，当时介休侯家七八百万两，太谷曹家六七百万两，祁县乔家四五百万两。乔家发展中有三个起到划时代作用的人：乔贵发、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他们三个人在乔家的发展史上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乔贵发，生于清代，是乔家商业的创始人。他从小没有父母，在舅舅家长大，但他舅妈对他不太好，别人也瞧不起他。因为他说话不是很利索，就是非常老实，很能干活。有次本家一个侄儿结婚，他去帮忙，拉风箱，到拜本家的时候，有人说乔贵发也要拜一下，另外的人就说，这样的人不值得拜，丢人！他听到后，很伤心，一赌气走了，走出了“西口”。这大概是在他青年时期、清乾隆六年的事。他去绥远、包头一带做小买卖。
刚出去的时候和一位姓秦的徐沟人开了一个草料铺，并经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后来又经营银炉，打造妇女头上戴的头饰，两个人同心协力，省吃俭用，苦心经营，加上待人接物态度好，生意日见起色。当时并没有正式字号名，两人觉得应该起个名字，商量以后起名为“广盛公”。这是乔家第一个有名称的商号。
乾隆后期，乔、秦两家把“广盛公”改为“复盛公”，经营油、粮、米、面为主。后又开设了当铺、估衣铺、钱铺，逐渐向外拓展。当时包头就是个村子，是内蒙古游牧地区和中原汉族地区交界的地方，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没有政府机构，随着商业发展，社会事务由商人自己管理。当时包头的商会代替政府的职能，管理社会治安，后来有了自己的武装卫队——商团，有一个骑兵团，一个步兵团，巡查弹押、拘捕人犯均由商团负责。这里地方势力最强的就是乔家，一直垄断着这里的贸易，资力越来越大，买卖越做越发达，财力越来越雄厚。后来，复盛公繁衍出许多子公司，最多时有14家，但许多财东抽大烟，逐渐撤走了资金，有人卖，乔家就买下来，到最后，秦家也撤资了，“复盛公”渐渐成为乔家的独家生意。
（二）中期：中兴家业乔致庸
乔致庸，生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卒于光绪三十二年（1907），享年89岁，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帝。他继承祖业，分家的时候取号“在中堂”，取中庸之道。乔致庸认为经商首先要重信用，第二讲义，第三才是利。他按“信义利”排序，受到了顾客的认可。
乔致庸接班后，继续巩固家业，经过二十年的奋斗，“复盛公”的根基巩固，信誉日彰。为了扩大经营，“在中堂”又独立资本，在包头增设了“复盛全”、“复盛西”。咸丰以后又增设了复盛菜园280亩及复盛协、复盛信、复盛油场等，统称“复字号”，形成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复字号以其发达的商业促进了包头的市场繁荣，对包头城的形成和建设起了推动作用，故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在中堂”凭借包头这块发祥地，垄断操纵了蒙古市场，进而把商业字号陆续延伸至平津、东北直到长江流域各大商埠。
1884光绪十年（1884年）乔家创办了“大德通”、“大德恒”两个票号。山西商人的商业发展，必然要有安全及时的资金调度，因此从经营资本分离出来一种专门进行货币经营的商人，成立金融机构。晋商创造的金融机构里第一种是当铺，第二种叫钱铺，第三是印局，第四是账局，第五是票号。山西商人的金融机构，票号生意做得最大，到了1900年以后成为了清政府的财政支柱。清政府大量向票号借款，也使票号出了名。乔家商业，特别是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积累了白银近1000多万两。可以说在乔致庸手里，是乔家商业的高峰，财富最多。
（三）晚期：自强不息乔映霞
光绪十年以后，社会动荡，兵荒马乱，外国入侵，生意不好做了，但乔家仍然自强不息，代表人物是乔映霞，他是乔致庸次子乔景仪之子，为乔致庸长孙，在中堂后期的家务主持人。
乔映霞事业心强，青年时代倾向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他率领剪辫子队，带着狼狗，在街上看见谁的长辫子上去就剪，非常激进。而且，解放妇女的小脚他也带头，对他家商务企业也进行过整顿。
民国初年，“在中堂”由他当家，治家也很严格，兄弟成家后均让其另立门户，独立为生。还自命名“自强不息斋“、“退思补过斋”、“知不足斋”、“昨非今是斋”、“不得不勉斋”、“日新斋”、“习勤斋”、“时新斋”等。
在他执掌家务期间，“在中堂”的生意又有了一个大的飞跃。民国二年，他出任祁县第三区区长。当时，他竭力禁种鸦片。因强行铲除烟苗，与农民发生争执，结果酿成人命案，避祸于天津。走后由他的弟弟执掌大权，做了很多工作，但大势所趋，乔家逐渐走向衰落。
二、乔家主要商号及经营范围
乔家的商号业务重心在内蒙古。包头有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19个门面，400－500员工）、复盛菜园、复盛油坊、复盛兴（粮店）、复盛和（粮店）、复盛西（粮店）、通和店（粮店）、广顺恒（钱铺）、复盛协（钱铺）、复盛锦（钱铺）。呼和浩特有通顺南店（百货）、通顺北店（皮毛）、大德店(粮店)、德兴店（粮店）、德兴长（面铺）；法中庸（钱铺）。其他地区也有太原晋泉源（钱铺）、保晋公司（煤矿），太谷恒豫（钱铺），祁县大德通（票号）、大德恒（票号）、义中恒（钱铺）、大德兴(茶庄)、大德诚(茶庄)、万川汇（百货）、油面铺。在北京、天津、东北、四川、湖南、湖北等地，设有钱庄、当铺、粮店、茶庄等等。
大德兴茶庄，在咸丰时就兼营汇兑，同治初年专营汇兑，光绪十年（1884）四月正式定名大德通票号。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最初资本六万两，中期12万两，最后增至35万两，分号有北京、天津、张家口、石家庄、沈阳、营口、呼和浩特、包头、济南、周村、周家口、正阳关、三原、上海、汉口、沙市、开封、常德、重庆、苏州等，30年代改为银号。大德恒总经理阎维藩，亦在全国各地设置分支机构。
三、乔家与官场联系紧密
庚子事变，慈禧西逃途径太原，向票号借款30万两，大德恒太原经理贾继英一口答应。得到总经理阎维藩的赏识。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也出不了一个贾继英”。慈禧当时就住在乔家大德通票号，又得到捐银10万两，其间大德通总经理高钰与护驾大臣桂月亭、端方、两湖总督瑞瀓等书信频繁，全力筹办皇差。乔家大门上悬挂的“福种琅环”匾牌，就是山西巡抚丁宝铨面谕慈禧后赠赐的。
李鸿章组建北洋舰队，乔家捐银10万两购军舰一艘，李鸿章赠铜牌联一对，亲书：“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大”。赠匾“仁周义溥”。
左宗棠平定西北，乔家票号曾为之办理款项汇兑，事毕返京就任军机大臣途径山西时，专程到乔家堡拜会乔致庸，乔致庸率众下跪，左宗棠急忙握住乔致庸的手说：“亮大哥，久仰了。”左宗棠为在建的乔家大门前的百寿图题联道：“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横批“履和”。
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与官场交往甚密，与户部尚书赵尔巽堪称密友；与雁平道恩大任、朔州知事徐葆生称兄道弟；陕西巡抚端方曾派兵为大德通护送镖车。大德恒票号总经理阎维藩，先在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掌柜，结识福州都司恩寿，恩寿升迁向阎维藩借款15万两，总号拟予处罚，正好恩寿升为汉口将军，乔致庸趁势将阎维藩聘为大德恒总经理。恩寿写信给山西巡抚胡聘之，要求予以关照。
1933年，孔祥熙返回太谷参加铭贤学校毕业典礼，乔映奎隆重宴请了孔祥熙夫妇。
四、乔家的家风与店规
（一）乔家的家规
“乔在中堂”的家规有六条：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妓；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乔致庸规定《朱子治家格言》是其儿孙们启蒙必读课，并写在屏门扇上，以作平日之鉴。乔致庸亲拟对联刻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
乔家尊师重教，要求子弟学习非常严格，以家塾请师就读。民国前是由家族的长者任教。在“在中堂”院内有 “百年树人”、“读书滋味长”等门额。民国初年乔映霞当家时，扩大了家塾，改变了只读四书五经的教学，开设了文史、数理化、英语等课程，新聘了三名教师，不仅各房子弟就读，还吸收了年轻媳妇。子弟在家读完中学课程后，外出报考大学，大学毕业后再出国留学深造。“在中堂”请的教师是有名望的饱学之士，平时一位教师两个书僮伺侯，逢年过节设专宴款待，送红包，宴请宾朋时请教师坐正席。平时教师回家以轿车接送，主人们一字排开送到大门外，等教师上车后才回去。目的是在子弟心目中树立教师的尊严和威望，让子弟尊敬教师，这与乔家人才辈出，兴旺发达，财源茂盛是有关系的。
（二）乔家店规
乔家店规严格，如光绪十年（１８８４）由“大德兴”茶庄改“大德通”票号时，议定号规三十条，从“新事招牌”、“帐簿格式”、“经营范围”、“码头人位”各种禁忌等均有详细规定。号内用人要看相貌，品貌端正，珠算楷书考试及格，且三世清白者，方可入号为学徒，期限三年，学徒期满，考核合格方可站柜台。规定七不准：一不准接眷出外；二不准在外娶小纳妾；三不准嫖娼、赌博；四不准在外私自开商店；五不准习染不良嗜好；六不准储私放贷；七不准用号款借与亲友。犯者，视情节轻重或处罚或开除出号。
五、乔家的衰落
乔家比别的商号晚了将近300年，但是衰落也很晚。这值得我们深思。辛亥革命后山西票号大部分破产，但是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没有立即垮台。辛亥革命前南方革命党活动频繁，高钰感到大清江上朝不保夕，继而慈禧太后驾崩，高钰命南方汉口等分号收缩业务，警惕时局变化。果不久武昌起义，乔家票号资产未遭直接损失。辛亥革命以后，大德通、大德恒盈利也在逐年减少。1937年前大德恒票号将总号迁往北平，改组为银号，勉强经营至1951年。
乔家的衰落始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1826年冯玉祥部队向西北撤退，军饷由包头商号筹垫，乔家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损失粮食300万担、银元150多万元，合计大约190多万银元。1937年10月，日本军占领包头，复盛西、复盛公、复盛全3家当铺和估衣店并入日伪新亚当；2家钱庄并入日伪同和实业银行。资金、实物等一律被日本人占有，剩下少数商业企业苟延残喘，到1951年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