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的商圣，是帮助越王勾践复国的范蠡，后来弃政经商，成为巨富，三次分散财富于穷人，三次致富，定居山东定陶，史称陶朱公。据说，范蠡经商曾向计然讨教，计然是晋国公子，那么商圣的老师是山西人了。确实，中国最早的商业活动就在山西晋南地区。《易.系辞下》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1]。《易·系辞下》接着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引重致远，以利天下。”有历史记载的最早进行商品买卖是虞舜，山西蒲阪人，“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2]可以说，舜帝是中国第一商人，华夏商祖。司马迁笔下就有好几位山西的大商人。
但是山西商业与商人势力真正形成有影响的商帮，还是到了明清时代的事情。晋商称雄讲的就是明清山西商人资本的故事。
一、货通天下
关于明清山西商人与商业资本，我在1986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当时“山西商人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扬帆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那里酿造叫卖。他们自称,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请看晋商的商路。
（一）商路
清初，山西商人介休范永斗等八大皇商，接办了原来浙江商人海上对日本的贸易权，在18世纪往返于长江口与日本长崎之间，垄断从日本进口生铜的贸易八十余年。海上商路（船帮）：国内各地—长江—吴凇口—黄海—日本长琦。
但是晋商对外贸易路线的开辟，主要不在海上，而是对北亚和欧洲方向的陆路贸易。明代有东西商路，在长城内侧：北京—万全（张家口）—天成卫（天镇）—阳和卫（阳高）—大同—杀虎口—榆林卫—宁夏卫—宁夏中卫－凉州—肃州—敦煌—和田—叶尔羌—客什葛尔—葱岭，进入阿拉伯地区。自清康熙初平定葛尔丹叛乱后，经由内外蒙古和新疆的对俄罗斯及欧洲的贸易进一步活跃起来，被称为“茶叶之路”：武夷山铅山——九江——汉口——襄樊——赊旗——清化——泽州——潞安——子洪口——太原——忻州——雁门关——黄花墚——西口（杀虎口）——归化——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或由库伦——科布多——古城——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西亚地区；或古城——哈密——吐鲁番——客什葛尔——叶尔羌——西亚；或东口——多伦淖尔——齐齐哈尔——呼伦贝尔——满洲里。
（二）舞台
1.蒙古市场
在包头有民谚道：“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包头城主要是山西祁县乔家商号发展起来的。在张家口皇商八大家，他们持有清政府发给的“龙票”，到外蒙古和俄罗斯经商的特许权，蒙古地区前营、后营、乌里亚苏台、客什葛尔四大部等都是晋商在垄断贸易。
2.西北市场
晋商在宁夏、青海大做皮货、药材生意，民谚有“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在陕西、甘肃、新疆，奇台、古城、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叶尔羌都有晋商的足迹。现在新疆有一个村叫祁县村，至今还说祁县话。
3.西南市场
晋商在四川做夏布、井盐、药材生意，自流井、巴塘、里塘、打箭炉、雅安都有山西人的商号。在贵州茅台镇，山西盐商汾阳郭氏于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参照汾酒技术，酿造出了至今中外驰名的茅台酒。
4.东北市场
前清时期晋商就在东北、朝鲜经验人参、夏布。在辽宁朝阳的太谷曹家有13行、640号、37000职工，1000多万两资本。呼伦贝尔的满州里有晋商八大家占据市场。据1933年7月1日山海关报告显示，东北沦陷后有17万晋商返回山西，仅占在东北晋商的1/3。
5.东南市场
明代借食盐开中，晋商就在扬州经营淮盐，现在的瘦西湖、个园分别是山西亢家、黄家的私家花园。晋商在福建武夷山包山收购茶叶，设厂加工，运销蒙古俄罗斯。
6.中南市场
河南的开封、周口、洛阳、南阳、赊旗、朱仙镇都有晋商遗迹。阳城商人在豫33县经商。徐沟商人张联辉在陈州组织军队配合清军镇压捻军，被赏穿黄马褂。九江、六安、羊楼司、羊楼洞是晋商茶叶采购基地。安徽卫视台专题节目“花戏楼”，就是借用了亳州晋商会馆舞台之名。
7.北京市场
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李华先生在北京考察各地驻京会馆，其中明代晋商会馆占36%。解放前晋商在北京垄断性行业有:米面行祁县人，纸张行临汾、襄临人，布匹行翼城人，干果行文水人，颜料行祁县人。现在北京的老字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当年都是晋商企业。
8.国外市场
晋商在朝鲜经营人参、夏布，在日本经营生铜贸易，在俄罗斯经营茶叶、绸缎，购进皮毛、呢绒、金属制品。俄罗斯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今、比西克、上乌金斯克、彼得堡等都有山西人。1919年从俄罗斯返回的山西汾阳商人有一万人。中国对俄罗斯贸易主要是洽克图、塔尔巴哈台、满洲里三个市场，基本是由晋商垄断。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仅洽克图市场输俄茶叶12万箱，价值1240万卢布,还有曲沃烟丝、晋城衣针、大同铜器、太原陈醋等。1844年以洽克图为主的对俄进出口占当年中国进出口的16%和19%。俄国对华贸易占其进出口的40－60％。
（三）贡献
晋商组织货通天下的历史贡献，一是开辟了通往欧洲的贸易路线——茶叶之路；二是开发了一批北疆城市诸如满洲里、朝阳、张家口、包头、定远营、西宁、科布多、洽克图等城市；三是创造了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如股份企业、两权分离、人力资本、联号制度以及资本管理、财务稽核等等制度；四是创新了大量实用商业技术，如珠算算法、复式记帐、本平记帐货币、商业票据融资、拨兑转帐、订卯清算等等；五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晋商文化与晋商精神。
二、汇通天下
“山西票号汇通天下”世人皆知，这是指晋商创造的当、钱、印、票、帐五大类金融机构在全国以致国外的进行的金融活动。随着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逐渐从中分离出来了一种货币经营资本，先后有当铺、钱庄、印局、票号、账庄等五类金融企业，遍布全国各地乃至亚欧一些国家。外国人把这些金融机构统称山西银行。有的山西货币资本在国外注册名称就叫银行，如山西祁县合盛元票号在日本、朝鲜挂牌就是“合盛元银行”。据1909年日本出版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写的《天津志》记载：“汇票庄俗称票庄，总称是山西银行。据说在一百多年以前业已成立。主要从事中国国内的汇兑交易，执行地方银行的事务。”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说：“在外国人来到以前，在最上层信贷的转让，是由钱庄经手,这些钱庄集中于山西中部汾河流域的一些小镇。山西银行常常靠亲属关系在全国设立分号，把款子从一个地方转给其他地方的分号，为此收取一些汇水”。“在上层和低层之间还有几类大大小小的外国人称为地方银行的钱庄。小钱庄可以服务于它们所在地的社区，大的钱庄则常和分布在通都大邑的地方银号有往来。”
（一）山西银行
山西银行包括当铺、钱庄、印局、帐局、票号。
1.当铺
当铺是从事消费抵押信用的金融机构，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全国有当铺7695家，其中山西省有1281家，占16.6%；1724年（清雍正二年）全国有当铺9904家，其中山西省有2602家，占26.2%；1753年（清乾隆十八年）全国有当铺18075家，山西省有5175家，占28.6%。至于晋商在省外设立当铺的情况，清末著名银行家李宏龄说：“凡是中国的典当业，大半是山西人经理。”[3]19世纪50年代，在北京有当铺159家，其中山西人开办的当铺有109家，占68.55%。
2.钱庄
钱庄最初是从事钱币兑换业务的金融机构，后来办理存放兑换。太谷曹家除开设一家票号锦生润、一家帐局锦元懋外，还设锦泉涌、锦泉汇、锦丰焕、锦丰典、锦隆德五家钱庄，分布于山西、津京、东北、华东、西南、内外蒙古、俄罗斯数十个城市。1765年（清乾隆三十年），在苏州城内就有山西人开设的钱庄81家。1853年（清咸丰三年）在北京有山西人开的钱庄40余家[4]。山西钱商在很多城市钱行中居于垄断地位，有自己的行会组织，如归化城的宝丰社、包头城的裕丰社等。
3.印局
印局是办理短期小额信用放款的金融机构。在中国北方相当活跃，无论在京城还是蒙古草原。内阁大学士祁隽藻给皇帝的报告说：“窃闻京城内外，现有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户及军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钱文”，“京师地方，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铺籍资余利，买卖可以流通，军民偶有匮乏日用以资接济，是全赖印局的周转，实为不可少之事。” [5](《祁隽藻奏稿》)
4.账局
账局是专门从事放款的金融机构。自清初至民国大体存在了300多年，在全国亦处于垄断地位。1853年北京有账局268家，其中山西商人开设的账局有210家，占78.35％。当时负责管理货币事务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说“账局帮伙不下万人。” [6]1904年北京设有“账庄商会”。
5.票号
最早的票号，一般认为是1820年的平遥日升昌，另一说为1659年(康熙十八年)太谷志成信。到1862年（清同治元年）上海有山西票号22家，对上海的钱庄放款达300多万两白银。1871年，票号把自己的业务重心从长江流域的汉口转移到了上海，并于1876年在上海成立了“山西汇业公所”，1904年“京师汇兑庄商会”成立。1906年票号年汇兑公款达2257万两。山西票号在全国的分支机构多达500多处，洽克图、多伦、迪化、厦门、海南、香港、拉萨、巴塘、理塘、大箭炉等地都有票号机构。日升昌在张家口上堡有日升昌巷，锦泉兴在下堡有锦泉兴巷，如同意大利伦巴第商人在伦敦、巴黎建设了伦巴第街，发展了伦巴第银行业务是一样的。但是自咸丰朝开始，票号与清政府关系越来越密切，逐渐由商业金融转向来政府金融，以致到19世纪末成为清政府的财政支柱。因之，票号的声名也就最为显赫。
（二）票号特点
票号的特点，一是总号集中在山西平遥、祁县和太谷三县，分支机构散布全国及国外，实行分支机构制，统一管理，统一核算；二是票号投资者出资后，聘任经营者经营，并授以全权，平时不干预号事，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三是企业的组成，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钱者为东家，出力者为伙计，东伙共而闪之”，出钱股东的货币资本股与出力经营者的人身股共同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四是投资经营票号的股东一般都是其他商品经营资本的所有者，商品经营资本与货币经营资本混合生长，互相支持；五是票号在业务上不断创新，“银行密押”详尽严密，很少有史料显示票号因为被诈骗遭受损失的案例；六是号规严密，行会制度严格，自治自律。19世纪60年代南方商人介入票号领域，被称为南帮，先后有胡雪岩的阜康、胡通裕，云南的天顺祥、云丰泰，浙江源丰润等几家。但是到80年代就先后衰败。执中国金融之牛耳者，山西票号也。
（三）金融创新
山西银行的金融创新，在中国历史上是无人相比的，可以与英国、意大利金钱商相比美，某些方面超过了西方商人。金融工具创新方面，在山西票号出现前后，山西货币商人已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创造了许多信用工具：凭贴（本票）、兑贴（支票）、上贴（银行汇票）、上票（商业汇票）、壶瓶贴（融通票据）、期贴(远期汇票)、会券（汇票）以至于旅行支票。金融制度方面，山西货币商人创造了股权融资、人力资本、“本平”制度、票据贴现、转账结算、同业拆借市场、银行清算制度（订卯）、信约公履制度等等。金融风险控制方面，有薪酬社保激励、宗法与担保约束、银行密押、金融稽核、内控制度等等。其中人力资本制度比当代世界管理学推崇的学科前沿美国期股制度早400年。晋商金融企业资本金管理有正本和副本之分，其副本相当于新近通过的国际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新资本协议规定的经济性资本，晋商资本管理制度比国际新定标准早了300多年。在业务经营战略方面，坚持信用第一，慎于出票，业务与资金随经济社会需要而松紧，机构随盈利与风险大小而伸缩。
当时中国的货币是白银与铜钱，但中国是贫银贫铜国家，晋商从1666年（康熙三十八年）开始，每年两次用大型帆船从长江口出海，乘季风开往日本长崎，先后七八十年，为国家购进生铜约21000万斤,补充了铸造制钱的铜源。1821至1850年，晋商向俄输出商品，每年约在800万卢布上下，而俄国对华贸易的差额用汉堡银来支付，晋商将其铸成银元宝，投入国内市场。从17到18世纪，晋商对外贸易，吸收了大量西班牙、墨西哥银元，补充了国内白银货币。晋商对俄罗斯商人贸易融资中，米德尔洋夫等五家俄商对晋商大泉玉等十家商号欠款62万两白银不能偿还，官司打到了彼得堡沙俄政府的中央。1907年开始，祁县合盛元票号在朝鲜的仁川、日本神户、东京、大坂、横滨设立“合盛元银行”，是最早介入国际金融市场的中国商人。
三、称雄商界
晋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在明清称雄商界500多年，是什么原因造就来晋商的辉煌？《三字经》道：“三才者，天地人”。晋商在崛起的原因，可以说是三才和合，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天时
历史上，人口流动，常常推动商品流通，如同周灭商时的商民被迫从商一样，赵宋王朝在解决太原北汉割据政权时三次将晋民十多万人强迫迁往河南，明代政府几次移晋民充实南京、北京、安徽等地，这些移民与晋商有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一是明代食盐开中，晋商捷足先登。明王朝为了解决大量北部边防80多万驻军的物资供应，实行食盐“开中法”，谁能够把军用物资送抵边关，政府根据其价值发给“盐引”，商人可持之到指定盐场领盐出售，实际上这是一次官卖食盐民营化的历史机遇。明代最活跃的晋商是晋南商人，晋南地处山西主要产粮区，又是著名的潞盐产区，距离边关比其他商帮距离近，输粮换引成本最低，就近输送军用物资于绥德、大同等边关，迅速致富。后来政府改纳粮领引为纳银领引，晋商进入天津长卢盐场和扬州两淮盐场，取得扬州淮盐、天津长芦盐经营权，走向全国。二是清代开发边疆，晋商进入蒙俄。清入关前还在抚顺时，晋商已与其建立了联系，据说努尔哈赤对明王朝宣战的“七大恨”是由晋商带回关内的，清入关后曾有张家口晋商的八大皇商，隶属内务府。清初蒙古、新疆、西藏归入中国版图，但不久葛尔丹叛乱，康熙为征剿葛尔丹的军事行动，延续了很长时间，大批晋商跟随军队从事军需贸易，如大盛魁的创始人王相钦、张杰、史大学就是随军贸易的“丹门庆”。晋商的内外蒙古市场由此迅速展拓。边疆稳定和开发，是清前期的一项重要国策，为了加强对辽阔边疆的管理，政府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驿站网络。从康熙到雍正初年，东北大交通驿站建成，正北、西北的交通驿站也大体在康熙到乾隆初完成，一方面服务于征剿葛尔丹，一方面要抑制沙俄南下，漠北(外蒙古)、漠南（内蒙古）、漠西（新疆）驿站管理严格，邮传道路便捷。这庞大的邮传之路也成为商旅之路。在山西，清代山西驿站125个，比明代的58个增加了一倍多，为山西商人北进提供了重要条件。
（二）地利
首先是地处边关，山西与北部游牧民族以长城为界，地处北部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的中间地带，自汉代以来就是边贸最活跃的地区，南来的烟酒糖布茶，北来的牛羊骆驼马，在山西北部长城关口互市。山西人有着在边关与游牧民族互市的传统和经验。清代疆域扩大，晋人又一次捷足先登，北上南下，贩运贸易，占净地理优势。加上清初政府开发北疆，鼓励内地人到口外垦荒种地，土脊民贫、缺吃少穿的山西农民，便纷纷“走西口”，进入内蒙古地区。在与蒙古人交往中，发现蒙古人不善经商，又需要内地来的生活日用品，很多人作起了串蒙古包的游商，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坐商大贾。同时，山西虽然土地瘠薄，但资源丰富，手工业发达，盛产煤铁盐枣丝绸，山西铁货走遍华北，晋城的缝衣针能够供应着整个北亚地区。
（三）人的因素
天时地利需要人来把握。晋商成功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晋商精神。一是重商立业的人生观。宋元以来，山西人逐渐形成了一种离经叛道的重商思想，清人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輒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连清雍正皇帝也在其《朱批谕旨》中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尤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在民间形成了一种“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思想。二是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大概是关云长故里的缘故，关公一生忠肝义胆，令万民敬仰，晋商的关公崇拜达到了极点，所到之处一经赚钱便修关帝庙，以关公的忠义规范约束员工，坚持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义利相通，这种诚信义利的价值观成了晋商公认的社会行为准则，反对采用任何卑劣手段骗取钱财，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三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山西商人贩茶于浙闽，销售于大漠之北，千山万水，沙漠瀚海，夏则头顶烈日，冬则餐饮冰雪，寇贼虫狼，日与为伴，年复一年，奔波于商途，百折不挠，积极进取，不断创新。四是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山西商人笃信“和气生财”，重视社会各方面的和谐相处。在同业往来中，既要保持平等竞争，又要相互支持和关照。他们称友好的同行为“相与”，凡“相与”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这就是晋商成功的精神武器。
四、大院沉思
晋商称雄商界500年，为中国商业革命与金融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却在工业革命的曙光初露之时衰败下去了。虽然直到解放前夕在北京市场上还有一些行业尚有不少晋人垄断，然而总体看已经失去昔日的辉煌。在当今旅游业迅速勃起，人们站在先辈留下的高墙大院之中，观看那些曾经雕梁画栋的建筑的时候，不能只是凭吊创业者们的英灵，而应当沉思那些深刻在大院高墙上的经验与教训，为当代晋人开启重新通向世界市场的大门。
（一）衰败原因
客观上讲，一是科技进步，商路改变。欧洲工业革命后，火车、轮船的开通，欧洲与中国海上贸易迅速发展。陆路贸易迅速冷落，晋商失去地理优势。二是外商入驻，竞争加剧，市场缩小。三是政治动荡，实力损伤。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十月革命、外蒙古独立、辛亥革命，每一次政治动荡，都使晋商资产损失惨重。
主观上讲，一是农商思想，不能远虑。晋商基本是农商，那些祖祖辈辈缺地少房的贫苦农民在走西口中发现商机并致富之后，首先想到的是置房买地，将商业利润转化为豪华建筑与田地，未能投资近代产业。事实上在明清两代晋人重商立业意识下，读书与智力投资观念在渐渐淡化，明清500年没有一个山西状元。到清末晋商后人生活奢靡，吸食鸦片，不问号事，不知世界风云，亦不可能在国内外市场剧变中把握自家商业航船的方向。其次是故步自封，拒绝改革。晋商实行总分支机构，权力高度集中于山西本土总号的大掌柜，在外商进入，市场剧变时，驻外经理人员虽然了解时局变化，一再建议实行改革，学习西方经营经验与技术，都被决策者拒绝，使晋商特别是票号钱庄不能顺应时代变革与时俱进，竞争力越来越弱。第三是依托官府，职能异化。山西票号本来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展，但是后来尤其是在咸丰年间开始结托官场，发生异化，由商业金融转向了政府金融，不能不因辛亥革命中政府垮台而一败涂地。四是晋商企业治理，缺失制衡机制。在社会稳定和传统伦理约束严密时尚能维持，在社会动荡时其企业制度内在的缺陷就暴露无遗。比如，两权分离中大掌柜权力过大，股东不过问经营，没有董事会还监事会，缺少监督机制；第二，晋商企业实行股份无限责任制，企业破产累及家庭财产，票号倒闭使很多票号东家倾家荡产，流落街头，甚至沦为乞丐。
（二）历史的警示
昔日晋商已成历史，当代晋商能不能再现昔日辉煌？昔日晋商的利润导向是异地贩运贸易中获取价差和周到的金融贸易服务，不是出让资源于外人。资源导向型的区域经济必然使自己在贸易中失血。当前，除了几家由信用合作社改组的金融机构外，在晋的各家大银行、金融机构没有一家总部设在山西，在投资环境欠佳下，几乎都是抽水机，仍然在把山西这块旱田中本来就很少的水抽到东南沿海地区。当前山西的干旱，正呼唤着新晋商重新定位山西企业的利润导向和经营模式。
清代著名书法家徐润弟曾给一位票号财东的庭堂写过一副对联：“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业亦难知难不难”。近几年，全国热炒晋商，歌颂昔日辉煌者有之，批评决策失误者亦有之。当代晋商的路在何方？又一个世纪之交，又一个变革的时代，又一场面对国际化的冲击，前车之鉴，当为后世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