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由中国国有企业研究院主办、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协办的“2019（第一届）中国国有企业研究论坛”在大连举行。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出席论坛并作了题为《国企改革：我们的成就和挑战》的主题演讲。
以下为演讲精编：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大连高级经理学院参加首届中国国有企业研究论坛，本次论坛主题是“国企改革攻坚战”。论坛开始前，我还问董大海副院长“攻坚”指的是什么，结合论坛主题，我和大家分享关于国企改革的观点。
国企改革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在国企工作整整40年，搞改革也有20多年。1994年，国家搞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时候，我当时所在的北新建材就是试点企业。2014年，国务院国资委推出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我所在的中国建材集团又是试点企业。国企改革我“试”了20年，从“黑发人”试到了“白发人”，我也希望国企改革能尽快完成。2020年要完成国企改革的任务，论坛的主题聚焦“攻坚”，我们今年还是要攻关。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里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有效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功能作用，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等重要思想，具有重要的含义。我们要深刻理解、加强学习，在这个基础上指导国企的改革工作。今天我分三段话和大家进行交流。
我们破解了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的世界性难题
国企改革40年我们都解决了什么？我们破解了一个难题，就是国有经济和市场到底能不能结合。
按照西方社会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认为国有经济和市场是不能结合的。因为西方国家搞过国有化运动，也搞过私有化运动。上世纪80年代，密特朗总统上台后在法国搞国有化运动，后来右派又搞私有化运动，现在基本是私有化的体制。
目前搞国有企业的，大多是一些小国家，效果并不是很好。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做一个艰难的探索，到底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起来，这一探索历经40年。刚才有嘉宾谈到国企改革时间太长了，那是因为这场改革太难了，可以说是个世界难题。
为什么说我们破解了这个难题呢？大家看到这些年，国有经济在快速发展，民营经济也在快速发展，尽管过程中有些磕磕绊绊，但国企和民企共同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今年的世界500强中，中国上榜企业有129家，大陆有119多家，国企有87家，央企有48家。有人认为世界500强是500大，不优也不强。我的看法是，当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之初，我国世界500强企业只有2家，十几年来我们的进步是明显的，当然企业如果能优能强更好，这也是我们奋斗的目标。由此看来，国企改革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个提法非常好。这是一个新的企业制度，用这个新的企业制度来解决国有经济和市场怎么结合，可以说终于找到了一个方法或者说是一个特色。因为中国不能一概去搞私有化，但又要搞市场经济，所以我们必须找到融合的方法。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定义了什么是混合所有制，十九届四中全会又专门把混合所有制提出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也就是说，发展混合所有制仍然非常重要。混合所有制就是一把金钥匙，是解决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相连接的纽带。
2013年在成都举办的《财富》全球大会上，有场关于国企和私企的论坛，回答问题很有挑战，因为当时国企的舆论环境并不是很好，美国耶鲁大学的资深教授史蒂芬·罗奇做主持，他过去是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
论坛开始，罗奇就问我：“宋先生，您怎样理解让中国国企成为充分竞争市场中的一员?”“您认为20世纪90年代关于国企上市的这个决定，是不是推动中国企业提高竞争力的主要力量？”我说，“您的问题就是答案，中国的国企是经过这么多年改革的国企，是被上市了的国企，是混合所有制的国企。中国的国企和西方理解的国企是不一样的，和计划经济时期的国企也是不一样。此国企非彼国企，此央企非彼央企。”
大家知道，中国建材是央企，可资本金项下只有25%的国有资本，75%是社会资本。我过去工作过的国药集团，资本金项下只有35%左右是国有资本，65%左右是社会资本。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新型的和市场经济混合了的国有企业，过去大家认为国有企业政企不分、没有效率，后来发现国有企业迅猛发展。其实这是有内在原因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就在于国有企业找到了一个方法。
混合所有制最重要的是“改”而不是“混”。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股份制改革。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很多企业上市了，但后来大家把国有控股公司视同为传统的国有企业，又把国有企业视同为国家行政单位。
对任何行政部门的要求，后面都会加上国有企业参照执行。国有企业后面再加一个括弧，含国有控股和相对控股的企业，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包含进去，就像打牌一样，打到十一又被勾了回去，改革就付之东流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我们欢欣鼓舞，终于找到一个出口。
我们希望把混合所有制企业能区别于传统的国企进行管理，再找到第三条道路，既有国企的管理，又有民企的管理，还有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管理。既然混合就不是单纯国企，为什么不能给混合所有制企业找到一个管理方式呢？
十九届四中全会肯定了混合所有制对国有经济的作用，其实国有企业的家数不是越多越好，国有企业家数也不宜太多，应是抓大放小，而国有经济应该越来越强大，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才是根上的事。
现在也在改变说法，大家可以仔细去看，过去讲的是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现在是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提法上发生了变化，我们认识的深度在进一步加深。国企经过40年的漫长改革，找到了混合所有制，架起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桥梁，只要我们坚持，不再把混合所有制流于形式，不再把混合所有制认为是国有混合所有制，这样我们离成功就不远了，我们就为改革而欢呼。
因为我们又迎来了一次重大机会，是党形成的决议、共同的认识。国企改革我们找到了解决的方法，问题是这个方法大家是不是想清楚了，是不是真正喜欢它，还是只是“叶公好龙”。如果还是抱残守缺，把混合所有制简单流于形式，再给勾回去，我们就会失去这个宝贵的机会。
我们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我今天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国企改革的认识，就是因为中国建材因改革取得了佷大的成绩。20年前，中国建材集团营业收入仅有20亿，是一家资不抵债的公司。它是如何怎么发展成现在营业收入4000亿、利润300亿，全球最大的建材公司呢？这家公司没有任何的垄断。
要说国家的支持，20年前国家给的支持更多，但那个时候公司却步履艰难，但恰恰是因为迈入市场，公司又活了起来，而且活得还不错。不仅中国建材一家国企这样，这其中一定是我们做对了什么，那么我们做对了什么呢？现在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成就一：上市混合
今天中央企业70%的资产在上市公司，或者说我们主要参与竞争的都是上市公司，很少是国有独资公司。上市后，募集的大量资金用于支持公司的发展，如果没有上市，大多的国企和央企可能活不到今天。上市是我们做得非常正确的选择，当然当年上市的时候也是因为没有资金，才选择去上的市。
上市以后，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就得按照上市公司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尽管没能全做到，但毕竟和过去单一的国有企业不同了。任何政府部门都会想到这是一家上市公司，要注意到还有股民，还是有约束的，所以“上市”对我们来讲意义深远。我先后经历了北新建材在深圳上市、中国建材H股在香港上市、国药控股H股在香港上市等等，目前中国建材有13家上市公司，国药有6家上市公司，通过上市，企业募集大量资金，同时引入市场化机制，在市场监管下发展。
成就二：董事会建设和薪酬改革
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薪酬制度改革等等，这些对央企来讲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外部董事在董事会占多数是对的。《公司法》里只有董事，没有外部董事、独立董事、职工董事之分，不管董事来源是什么，在董事会里只是董事，而且董事最大的作用是促进企业发展，而不是在董事会里一部分董事监督另一部分董事。应该由董事长做班长，组织董事们一起开好董事会。董事的来源可以是多元化的，因为通过来源调整董事结构，减少内部人控制的可能。董事个人要对自己负责，要对公司负责，这个问题不能搞糊涂。
我们的薪酬制度也是做了半市场化的改革。二级、三级公司是放开了一些，但我们还是有一些限制，所以我们没有完全市场化，是半市场化的薪酬制度。即使半市场化的薪酬制度，在今天看来，仍然起到改革的作用。所以，国资委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和薪酬制度的改革，促进了整个央企的进步，我们应该肯定它的进步作用。
成就三：坚持主业和瘦身健体
这些年，国企、央企坚持主业的做法是对的。国资委主张央企三个主业为限，“一主两辅”。最初企业都不是很理解，但正是因为有主业的限制，成就了48家央企成为世界500强。大家知道，很多企业一有赚钱业务就想做，如果没有这个限制，这些企业今天都不知在做什么。过去这几年，很多民营企业没有主业意识，就犯了错误，都是机会主义，没有长期主义，觉得什么赚钱就一哄而上做什么，结果形成很多损失。
在瘦身健体方面，央企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也是做对的事情。近三年，央企减少近1. 4万家企业。中国建材减少400多家企业，管理层级从7级压减至4级，压减冗员5万人，未来三年还要再压减5万人。中国建材的财务杠杆降低13%。而恰恰相反，很多民企却在抵押资产、质押股权，大举扩张规模，过去国企曾走过的弯路他们又全犯了，犯一轮错误后才明白这个道理。
成就四：创新转型
大家都知道，央企是创新的组织，一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标志性重大科技成果，如大国重器等都是由央企完成的。像中国建材有26家科研设计院，3.8万名科研人员，1.2万项专利，中国建材行业几乎所有的技术都是由中国建材提供的，每年国家科技一等奖、二等奖都是中国建材所获得。这些年，我们的创新转型做得都不错。
成就五：“一带一路”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国企、央企领头打头阵，比如架桥、修路、打井等基础建设都是国企、央企承接的。中国建材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了300多个水泥厂，全球65%的大型水泥厂是由中国建材建设的。
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水泥厂，当地该如何架桥、如何修路，过去非洲地区每吨水泥2000元，现在只有300-400元，大大降低了建设成本。30年前，中国的水泥设备等都是从跨国公司购买，而现在很多跨国公司都是从中国建材购买，“30年河东，30年河西”，为此我们做出了重大贡献。
当然，我们在“走出去”道路上，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也和跨国公司共同合作，共享机会。我们在进博会上签署相关合作协议，与ABB、施耐德等很多企业寻求合作，而不是“吃独食”。
成就六：党建工作
2016年10月，全国国企党建工作会在京召开，最高领导人作了重要讲话，国企的党建工作有了实质性提高。党建工作很重要，企业做大了用什么管理整个公司呢？
西方有一个词叫“企业文化”，企业文化还有一个深刻的解释是“企业宗教”，不然企业几万人、几十万人分布在世界各地，靠什么有统一的思想？
中国公司也是如此，要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实际上党建工作就是我们基础的政治文化，这些年整个市场环境净化，我们可以安心做事。过去我们做事情，要考虑到方方面面，要按照社会濳规则去做；现在做起来就很简单。党建在企业里，我主张党建文化一定要和企业经营相结合，中国建材在党建工作中，牢牢坚持“四个结合”。
一是党建工作要和治理管理结合，始终坚持两个“一以贯之”；
二是党建工作要与生产经营相结合，不能“两张皮”；
三是党建工作要和企业文化相结合；
四是党建工作要和廉洁从业相结合，真正发挥独特的政治优势。
国企要向民企学习他们的市场意识、企业家精神、市场机制；而民企要向国企学习战略规划、管控体系、党建文化和团队建设，这是民企比较薄弱的。国企和民企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不只是国企向民企学，民企今天出现很多问题，也应该好好研究国企这几年都做了些什么，也要向国企学，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面临的挑战
我们现在面临不少的挑战，大家可能会说，国企既然搞得这么好，那就别改革了。其实说得不对，因为我们还有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建世界一流的企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加大国际化步伐，所以要继续改革。
我们前面的改革还有不到位的地方，还有半市场化的东西，还有面临很多挑战。我们的改革还有最后一公里，改革还有最后一扇门必须推开。当前国企改革面临三个挑战。
挑战一：市场化竞争中性的问题
不论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企业竞争要中性。
按照国企的分类，如果是公益保障类的企业，就应该国企自己做，民企不一定参加，因为属于非竞争领域，本身是政策性也不赚钱，即使赚钱也是有政府补贴。但在竞争领域的国企，就应该坚持竞争中性原则，否则在市场里，一方面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另一方面是和纳税人在竞争，这样逻辑就出了问题。
如果不符合竞争中性，国企在国际上也无法招投标，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挑战。讲到国企，有些人认为是“中央军”，有“红帽子”，殊不知在国内市场竞争时，民企会认为不公平，到国外去会遭到当地企业的抵抗，他们认为当地企业怎么能和一个国家进行竞争。
我们的企业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比如，我原来工作过的北新建材，中国建材集团在中国建材股份持股44%，而中国建材股份在北新建材持股35%，也就是说，在北新建材这家上市公司里国有股不足15%。澳大利亚提出所谓的竞争中性，是指国有股不得超过30%；美国最苛刻的州立法规定国有股不得超过25%。而我们很多的上市公司里，真正的国有股其实都不到20%，还戴“红帽子”参与竞争，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现在我们有了混合所有制，摘掉了国企的帽子，要进一步巩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效。真正做到国资委管资本，聚精会神地管好资本；中国建材集团是投资公司，决定投资为国有资本增值；混合所有制企业，就是一般性竞争性企业。这个问题不解决是不行的，因为我们遇到了挑战，不能自讲自话，要讲大家通用的语言，要被市场接受才行。
挑战二：如何弘扬企业家精神
最高领导人说，市场活力来源于人，特别是来源于企业家，来源于企业家精神。
中央和国务院发文指出，国有企业也有国有企业家。遗憾的是，很多政府官员包括社会都不承认国有企业有企业家。任正非是企业家，马云是企业家，但央企有创新的领导人是不是企业家，在座大家说是，但社会上有人不认为是，觉得是国资委红字头任命的干部。
如果一个企业没有企业家精神，如果企业家没有主心骨，这个企业是很难做好的。也有人认为企业的领导人、管理者是企业家，其实也不完全是，那些具有创新和冒险精神、善于捕捉机遇的人才称得上是企业家。
最近在山东召开了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论坛，很多知名企业家都在会上进行了交流，山东重工董事长谭旭光、万华化学董事长廖增太、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等三位地方国企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主题论坛，大家觉得谭旭光、廖增太、王民更像企业家。关于企业家精神，现在社会上喊得挺响，但有关部门是不是要接纳企业家精神，是不是要真正保护、爱护和弘扬企业家精神，这是根上的事。
我们看到现在地方国企改革紧紧围绕弘扬企业家精神，比如王民65岁，为了保证他能继续做，徐工集团退出一部分国有股；董明珠65岁，珠海国资委退出格力一部分国有股，来保证她能继续做；上海绿地三家国企持股48%，职工持股26%，三家公司发表公告，不做一致行动人，保证张玉良做董事长。
他们都明白一个道理，企业如果没有一个企业家，那么这个企业就没法做下去。实际上企业家是国企的核心，不要认为有个干部就可以做企业。现在有些地方国企搞得一塌糊涂，就是因为这些企业的负责人大量改由政府的厅局长担任，使企业行政化，这些国企又怎能做好呢？
挑战三：如何建立共享机制
企业到底是为了什么？1975年美国大企业圆桌会议制定了一个原则，即股东利益最大化、股东至上，指导了全球多年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现在他们又聚在一起开会，认为现代企业不能只关注股东，还要关注利益相关者。
我们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企业到底为什么？为国家保值增值没有错，没有所有者就没有企业。但经营者和劳动者呢？劳动者不能只给他们成本，因为他们靠工资连房子都买不起。劳动者应该参与公司财富的分配，共享成果。所有者可以得财富，但没有必要全部财富都归所有者。
今天的新经济和创新也一样，企业创新后的财富是否只归创业者少数人，还是应该分配一部分给员工，因为员工通过5+2、白+黑的工作付出很多劳动。我的想法是，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分配机制。
关于分配报酬，十九届四中全会首先提出的就是劳动，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东西。我们的分配规则必须改变，财富分配应惠及职工、惠及所有利益相关者，而不是被所有者全部拿走。
民营企业所有者是这样，国有企业的上级单位也应该想通这个问题，国有企业的财富不能都被国家拿走，要让出一部分给管理者、劳动者。企业的员工、企业财富的创造者应该得到应有的收获。埃及国家立法，企业的利润至少要10%分配给员工，这里指的是财富，而不是指工资成本。
国企应该积极改革。比如说华为，去年我专门和任正非谈了很长时间，华为的成功主要是因为有任正非的企业家精神，加上它的财富分享机制。我们学万华，万华做得好也是因为机制，万华的股权结构是国有股20.6%，职工持股20%，剩下是散户。
最高领导人去年6月13日视察万华时，讲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谁说国企搞不好，要搞好就一定要改革，抱残守缺不行，改革能成功，就能变成现代企业。”最高领导人讲的这一席话回答了国企改革的关键点，是指导国有企业改革的箴言。
“谁说国企搞不好？要搞好就一定要改革”就是说国企能搞好，但搞好一定要改革，不能不改革。现在有人认为国企搞得很好，还改哪门子革？
“抱残守缺不行”，我们关键要理清楚“什么是残”“什么是缺”“谁在抱残”“谁在守缺”，这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过去那些条条框框、陈旧的观念就是“残”和“缺”。
政府部门和国企领导人都有“残”和“缺”。“改革能成功，就能成为现代企业。”企业想成为世界一流的前提是改革能成功。
从事国企改革部门领导，国有企业的领导人都要认真思考最高领导人讲的话，要不要扪心自问，要不要自我反思？要不要为改革勇于担当，放手一搏？如果认为改革都是别人的事，责任都是别人的，和自己无关，国企改革恐怕一万年都完不成，也永远没有结束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