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在102岁去世前的最后4年，撰写了《变革中国》一书。书中，这位百岁经济学家得出了一个结论：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二战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
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走出传统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中，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门描写了中国山东省一个县级市——诸城——的国企改革故事。大致意思为：为了防止国企倒闭，中国政府费尽心思，经济学家也为产权问题争论不已。而就在这时，诸城却已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一系列改制举措，将辖区内288个国企或集体企业中的272个变成了股份合作制企业。
诸城的这场国企体制改革背后的推动者，就是陈光。
而今天，中国又迎来新一轮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当年顶着“陈卖光”“败家子”“私有化的突击队长”等诸多非议闯关的那场改革，又能给今天带来什么启示？
国企改制的“窗口期”
1991年10月，陈光被任命为诸城市市长。
上任伊始，这位新来的市长就对市属工商企业进行了一次全面摸底调查。调查结果让他十分震惊：“原来知道企业困难，但压根儿没想到这么困难；知道企业亏损，但没想到亏损面这么大。”
诸城是山东省辖县级市，归潍坊市代管，全市103万人，一不靠港口码头，二没有铁路、高速公路，也不靠近大城市，比较封闭，辖区山区丘陵平原各占三分之一，资源短缺。改革开放以后，诸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简政放权，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机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的活力。但由于改革始终未触及到实质性问题，特别是产权关系问题，企业深层次矛盾比较突出。
当时诸城对市属工商企业的审计结果：150家企业103家亏损，亏损面68.7%，亏损额1.47亿元，负债率接近90﹪；不少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职工收入很低，生活没有保障；企业纳税少，财政入不敷出。1991年诸城全市预算内财政收入只有7000万元，干部教师工资都不能按时足额发放。
“当时诸城企业可以用‘一多二高三低’来形容：‘一多’是亏损企业多；‘二高’是亏损额高、负债率高；‘三低’就是企业管理水平低、经济效益低、职工收入水平低。”陈光掰着手指头细数，辛辛苦苦十几年改革，改来改去还是这个样子，作为一市之长，确实从心里着急。
1992年，是陈光履新的第二年。这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不改革死路一条”，鼓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冒”，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全国上下推进国企改革的呼声空前高涨。
这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诸城视察。在座谈会讲到国有企业改革时，总书记指出，中国的国企三分之一亏损，三分之一不赚钱，真正盈利的不到三分之一，搞好国有企业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他要求，国有大中型企业要转换经营机制，真正走向市场，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总书记的亲口嘱托，语重心长，振聋发聩。这是为什么？应该怎么办？一个有事业心、有责任感的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能不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
还是这一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联合兼并，合理组建企业集团。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中国国企终于迎来了机制和体制改革的“窗口期”。
“如果说还有一点个人因素的话，是我到诸城工作之前，曾在潍坊市委研究室工作了9年，主要负责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研究工作，也曾亲自担任过改革试点小组的负责人，参与过潍坊市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的改制、第一家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的改革试点。”说起当初诸城国企改革的缘起时，陈光回忆道，“这一段经历，使我对全国的改革发展形势有比较宏观的了解，对全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情况比较熟悉，对改革的目标和路径也有一定的思考。过去是当参谋、助手，为领导提供决策帮助，现在自己主政一方了，也想真刀真枪的干点实事，有所作为。”
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陈光却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改革路。
踏足禁区
陈光是潍坊寿光人，个头不高，那时在当地却是公认的年轻气盛，胆子特大，“敢大碗喝洒，大胆干事”的领导干部。
1993年1月，陈光接任诸城市委书记。独特的个人经历，让这位新上任的主政者对当时国企改革有着不同的判断——“反复回顾十多年的国企改革，我发现，这一步步地走过来，始终是沿着一条主线往前走，就是不断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关系，目的是调动企业积极性。”陈光分析道，“国企改革搞了十几年，搞了不少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有一个问题不可否认，就是没有在企业的产权关系上做一点文章。”
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三个结果：一是改来改去企业仍然是国有的，那么多企业，那么多大事小事，政府都得管，心有余而力不足；二是职工名义上是企业的主人，实际在产权上没有任何关联，无法调动职工积极性；三是缺少真正的企业家，有的厂长搞坏一个工厂就转到另一个企业继续当厂长，搞垮几个工厂就到政府当局长甚至当县长，被老百姓称作“常败将军常挂帅”。
陈光的概括是：“产权关系不明晰，工人当家不做主，厂长有权难落实，企业负盈不负亏，政府手大遮不住天。”经过反复思考，陈光和同事们形成了一个共识：改到深处是产权。国企改革到了这一步，应该在产权制度改革这个方面“动点真格的了”。
第一个改革试点单位，选取了诸城电机厂。
“这是一家小型国有企业，产品有市场，生产还正常，只不过效益不高，但领导班子比较强。改革难度较小，符合我们确定的先易后难的原则”，陈光解释道。试点组拿出了两套改革方案：第一套方案是把企业全部产权拿出20%卖给职工，政府依然控股；第二套方案是把全部资产卖给职工，政府以土地作价入股。
始料未及的是，对这两套方案，职工都不同意，政府便让职工拿方案。结果职工大会最终确定的方案是：270万国有资产由职工全部买断，国家不再控股。土地有偿使用，缴纳土地使用费。经过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国资不再控股，符合十四大精神，最终通过了这个方案，由试点小组组织实施。
当时职工普遍比较穷，手里没有多少钱，试点小组便鼓励企业原有的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购买。1000元一股，最少买5股，多者不限。有的买5000元，多的买10000元，最多的一个买了70000元。两周时间，270万全部募齐，共有270名股东。股东们按照股份制企业的选举办法，召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
对这次股东大会选举，陈光至今仍津津乐道、滔滔不绝，“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那两天一夜的选举现场”。
过去，国企负责人是党委和政府任命，职工说了不算，也就不闻不问。这一次不同，270名职工倾其积蓄凑出了270万元，成了公司股东。他们要行使股东权利，选出放心满意的、能够带领他们把企业搞好的当家人。270名股东一人一个小板凳，坐在大车间里，眼睛齐刷刷的盯着那块大黑板，一轮又一轮、一遍又一遍地写票、投票、唱票、计票。屋外大雪纷飞，室内群情高涨，饭菜由食堂送到现场，吃奶的孩子由家人抱到现场，整整两天一夜，没有一个人回家，没有一个人离开这个庄严的现场……
陈光被现场的气氛深深的震撼。选举结束后，他对所有股东说，“通过这一次改革，工厂变成公司，你们真的成了企业的主人，你们和政府的关系变了。从今天起，咱们两家的关系是，你注册我登记，你挣钱我收税，你发财我高兴，你违法我查处，你破产我同情。同情归同情，但政府不能再把你们养起来，只能通过社会保障帮你们解决问题。各位股东一定齐心协力好好干，搞坏了就没有饭吃了！”
就这样，诸城第一个股份制企业诞生了。
电机厂改制之后，效果出奇的好：改制当月，销售收入就翻了一番还多！
《人民日报》记者问职工：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设备，生产的还是那些产品，为啥产量就增加了一倍多？
职工说：现在干活儿比过去积极了。
再问：为什么积极了？
职工说：过去是给公家干的，现在是给自己干的。
“陈卖光”
这之后，诸城又选择了小型集体企业诸城绝缘材料厂、国有小型企业诸城五金厂、乡镇企业诸城农机修造厂等4家企业进行改制试点，也都迅速见到了成效。于是，诸城的国企改革全面铺开……
陈光至今不能忘怀的改革试点，是诸城车辆厂。
这家企业员工500人，占地50亩，总资产576万，一年生产小型农用车几千辆，销售收入几千万元。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农用车市场兴起，诸城政府很想将其做大做强，但困于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
1994年春节刚过，北京大型国有企业北汽摩公司总经理安庆衡来到诸城。北汽摩当时从日本丰田引进了一套二手冲压设备，专门生产汽车覆盖件，一年生产能力可以达到200万套。但由于北汽摩产量低，产能不能充分利用，对方看到农用车市场很火，就想找一家企业合作，尽快把产能利用起来。
陈光回忆道，“当时，是我跟安庆衡同志亲自谈的。我说，这个厂白送你们!他问怎么送，我说，一分钱不要，所有的人所有的财产所有的土地都归你了。他问，那你要什么，我说你有资金有技术有生产能力，我有厂房有土地有农用车目录，咱们共同把企业做大，共同发财。”
说办就办。头一天下午谈判，第二天上午双方举行签字仪式，一个月后正式开工建设，到年底形成了3万台生产能力，第二年继续增加投入达到了10万台产能，第三年就正式上市。“美国有个福特，日本有个丰田，我们各用他们一个字，就叫福田，造福农田，造福农民。”这个公司正是今天的北汽福田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融回来第一笔钱，北汽福田又上马了一个新企业——福田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大型装载机和农用拖拉机。正是因为一个跨地区的资产重组，短短几年，企业迅速做大，仅诸城厂区就达45万辆的生产规模，带起300多家配套企业，成为诸城第一利税大户。
1998年春节，陈光已调任菏泽地委副书记，北汽福田董事长安庆衡和总经理王金玉专程赶到菏泽拜年，送给他一幅由书法家写的字：“北汽福田奠基人”，署名是“北汽福田万名员工”。
每个企业都有不同的特点，改革不能按一个方子抓药，更不能去追求什么模式。从1993年4月召开企业改革动员大会，到1994年7月全市乡镇以上企业改制完成诸城272家企业改制采取了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产权无偿转让、租赁、拍卖、兼并、破产等7种形式，其中有213家被改造为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
据统计，1996年的诸城与1990年相比，全市GDP由17.3亿元增加到72亿元；财政收入由0.85亿元增加到3.2亿元。改制之前，诸城和周围县城实力差不多；到2004年底，诸城的经济实力已是周围县城的3倍。
但产权改革从来都是禁区，大批国有资产既卖又送，诸城改革立刻引来了社会各方的质疑、反对和指责，陈光也成了争议焦点人物。
有的质疑诸城改革搞私有化，香港报纸把陈光叫作“陈卖光”、“私有化的突击队长”；有的指责诸城改革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有位部长级领导向总书记告状说“崽卖爷田不心疼”、“败家子”、“千古罪人”；有的反对诸城改革，认为是政府甩包袱，一卖了之不负责任……“每一顶帽子都很重，足足能够压死人”。
怎么应对？一开始陈光并不想理，小平也说过“不争论”。可后来不理不行了，从国家到省上，有派人突击检查的，有公开点名批评的，有发表文章批判的，还有打电话写信恐吓的……陈光开始通过各种形式各种渠道解释这次改革。
朱镕基挂帅调查
诸城激进的国企改革，也惊动了中央高层。
1995年12月20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和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就深化改革问题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座谈会，山东省体改委主任张龙汇报了山东正在推广诸城做法、加快县域企业改革的情况。朱镕基当场拍板，组织调查组到诸城进行全面考察。
1996年2月3日，农历腊月十五，北风呼啸，天特别冷，站在机场跑道上等调查组飞机降落的时候，忐忑不安的陈光感觉骨头缝里都阵阵发凉。
调查组到了诸城，只用两个小时听了汇报，然后是8天背靠背地调查。期间，只让当地政府出车、出工作人员带路，去哪里，干什么，找谁谈，都不知道。调查组分了若干小组，白天出去跑，晚上就在宾馆二楼大会议室集合，每天灯火通明到深夜。
2月11日上午，调查组首次向潍坊和诸城两级党政领导班子通报调研情况。陈光和同事们与联合调查组20多个领导面对面坐着，“就像在听判决书”。
“经过调查，我们对诸城市的改革基本上是肯定的。诸城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做法是稳妥的，效果是显著的，群众是满意的。当然，改革仍在发展，有些做法需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直到听到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的这一结论，一直压在陈光心头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一个月后，刚刚参加完全国“两会”的朱镕基副总理带着国研中心的陈清泰、吴敬琏等亲赴诸城考察。一进诸城，朱镕基就要求，把全部企业名录拿来，圈中哪个就调查哪个，先不听汇报，直接去企业。朱副总理一行人在诸城待了三天三夜，亲自跑了十多家企业。
期间，朱镕基在诸城召开了5个座谈会，两个市属企业座谈会，共有20家企业参加，两个乡镇企业座谈会，会场就在车间里。
陈光回忆，原来的市砖瓦厂规模很小，取土场已经用完，准备转产，上一年利润只有1万元，估计总理怀疑这个厂亏损，坚持去看。企业没有会议室，会场就设在一个车间里，只好从附近小学校里抬来课桌、条凳。3月份的天还很冷，总理穿着棉大衣，坐在这个临时会议室里与企业的干部职工座谈，一谈就是半天。
3月24日最后一次座谈会，朱镕基亲自主持，那次讲话让陈光终生难忘。
第一个问题讲抓大放小。朱镕基说道：什么是诸城经验？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诸城经验就在于，诸城市采取多种形式，把国有小型企业搞好了，或者说基本上搞好了，搞出效益来了。山东省推广诸城经验，就要推广他们多种形式搞活小企业。
第二个问题讲股份合作制。朱镕基指出，在诸城改革中，有一种是把企业的净资产卖给企业内部职工，这种形式可以继续试点下去。把大型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小企业不掌握国家命脉，不影响公有制为主体，大胆试，出了问题也不要紧。对你们的改革，有两点不赞成。第一，不赞成把卖的钱交给国资局统一运营。第二，不赞成大量分红。现在企业很困难，可以留给企业作为流动资金，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不赞成的，也不是要马上就改。
第三个问题讲政府职能转变。改革重要的是把企业放活，行政干预不能太多，关键是监督配好领导班子，把关系理顺。管得太细的危险，就是始终脱不了钩，还要出问题。
朱镕基的诸城之行，给陈光以及诸城政府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在全国轰动一时。1996年，全国有1600多个考察组到诸城考察学习，诸城国企改革模式也在山东乃至全国多个省市复制、推广。
启示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国企又迎来了新一轮体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当年顶着“陈卖光”、“败家子”和“私有化的突击队长”等诸多非议闯关的那场改革，成了一笔历史财富。
“我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过计划经济的磨难，亲历了改革开放的风雨”，面对着今天国企二次改革，陈光谈起了当年改革的心得：
首先，要有明确的改革目标。诸城改革最初明确提出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多种形式探索放活中小企业的路子。一切改革围绕这个目标展开。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改革的新目标，与40年改革一脉相承。现在需要的是消除疑虑，坚定信心，确保改革的方向不能变、步子不能停。
其次，正确的工作思路。诸城推进改革因企制宜，多种形式改制，不搞“一个单子吃药”；把改革、发展、稳定作为一个整体来抓，试点先行，逐步推开。如今，继续深化改革，还是要注重改革路径选择的多样性，还是要高度重视改革方案的正确和可行，还是要注重从试点入手，取得可复制的经验后再推广。
第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诸城改革高度重视保护职工利益，改革过程中职工收入普遍大幅度增长，没有一个工人下岗。同时，让广大职工理解改革、参与改革、支持改革，自觉成为改革主体。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一个人的梦。
第四，选好用好改革者。改革者勇于担当，敢于负责，是诸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当前，改革步入“深水区”，需要中央顶层设计，需要依法推进改革，需要继续探索创新，更需要一大批有眼界有胆识、有激情有韧劲、有思路有办法、有本事有担当的改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