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因修订《逃犯条例》，香港发生了一系列匪夷所思之事。明明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已经三次致歉、表明条例“寿终正寝”，可事态没有缓解，反而多点化，常态化、暴恐不断升级。示威者不单在政府总部、立法会所在的金钟闹事，还蔓延至沙田、上水、上环、将军澳、湾仔等地，逢周末就搞事。
香港的政治运动自2012年就没有断过。上任行政长官梁振英上台就赶上“反国民教育”，政府向学生妥协，国民教育至今没有影子。2014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香港政改的“831决定”，导致同年底为时79天的占领中环运动。2015年，香港政改失败。2016年2月，旺角发生暴乱。同年立法会宣誓，6名本土派议员口出污言秽语，全国人大常委会罕见动用释法权。
2017年，新一任行政长官上台，形势有所缓和。可消停不到两年，部分港人又借《逃犯条例》疯狂反扑，强行冲入立法会及其他地方，把警察打得重伤，手段残暴血腥。香港出现的大规模社会运动，表象多种多样，可追根究底，矛头都指向香港政治经济深层次矛盾。回归22年来，这些矛盾没能很好解决，反而更加突出。戾气深重的港青，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没有耐心，大有“我不好过，谁也别想好过”之势。
有激进示威者持械袭警
科创曲高和寡，缺乏社会基础
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到底怎么解？政府也在积极寻求出路，靠科技创新就是一个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即便出不了苹果、华为、阿里巴巴，有三星、台积电、大疆、星巴克、喜茶也能极大帮助香港，摆脱产业的极端畸形。
当然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人尽皆知。从政府和政策层面上，港府也并非没做出努力。回归伊始，董建华提出数码港、中药港、红酒港、香港科技园，2015年成立了香港创新科技局。可创新最重要的是整体社会气氛和人的思维模式。如果没有后者，政府再怎么支持都是虚数。
从传统上看，香港是功用型社会，和“创新”二字没什么缘分——这从今年刚放榜的12名香港状元，10个都去学医就可略窥一二。香港社会对专业人士有宗教般的迷信。学习好的人，朝着医生、律师、会计师、大学教师、公务员全速奔去。这些职业薪水优厚，能达到一般工作的三到五倍，甚至更多，是跨越阶层的捷径。可它们对社会起的基本是保障功能，对把饼做大、发展生产力，没有根本性贡献。
科创氛围还需要基础教育推动。而香港的初中阶段，虽有物理化学等基础自然科学，但没有强制升学考试，落实课堂教学成果。高中课程改革之后，高考科目是中文、英文、数学、通识以及两门或以上自选科目。可选范围有经济、地理、物理、历史、文学、计算机、实用科目等等，学生往往出于现实主义选择实用学科。高中毕业生有多少基础自然科学知识，不容乐观。
作为国际大都市，香港固然可以引进人才。在此策略之下，香港高校的科研水平也不低。可走进高校的理工科实验室，内地背景的教师学生占了大半壁江山，外加一些非华人，本地人凤毛麟角。总体来说，香港的科研水平，与本地社会交集不大。科研人才出于多种因素，择业大都不留在香港，因此空有实验室高水平，难拉动实体经济增长。
香港科学园（资料图/IC photo）
高附加值产业，本地青年受益不多
前路走不通，香港立足巩固基本盘，发挥传统优势当“掮客”，为中国及世界交往提供服务，行不行？答案是肯定的。回归以来，在中国崛起、中央扶持、中外交往大幅增加的基础上，香港“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稳中有升。航运和贸易中心角色下降之后，香港又发展了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法律仲裁中心、保险中心等角色。
这些确实为香港带来了大量的高附加值就业机会。可来自全世界的非华人，世界各地出生长大的二代华人移民，移民又回流的港人，国外接受教育赴香港淘金的内地人，在内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港漂、引进人才等等，全在分这杯羹。有机会抢这块蛋糕的港人，怎么也是中产阶级以上，大多从小念英文学校、大学上中港科（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或者直接出去留洋。
基层出身的人能不能玩命读书，争取机会呢？在香港，升学看出身、比财力的程度远远高于内地，世袭制、赞助制等教育精英化、贵族化现象大量存在，教育固化阶层是既有社会现实。想通过教育翻身，在香港比在内地难。也正因如此，众多回归之后带给香港的机会，基层年轻人并没有分到多少。他们能看到是：回归前只是有些洋人抢机会，现在又多了一大批来香港“搵食”、与本地社会感情联结不多、“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人。
房屋被地产霸权绑架，上楼无望
再退一步，如果无法治本，能否治标？学习新加坡组屋模式，让人人都有地方住。这样即便没有更好的发展机会，至少可以保证不闹事、少闹事。以香港的经济状况，基础的服务业岗位不少，穿衣吃饭解决起来不困难，可就是迈不过房屋问题这道坎。
几位特首中，董建华推出过“八万五计划”，计划每年增加8.5万套私人房屋及居屋，以十年的时间使得香港70%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屋，解决1997年已经飙升至一平米8万港币的房价。可当年赶上亚洲金融风暴，香港楼价跳水，最严重时跌了差不多7成，既得利益的中产阶级以及大地产商坚决反对，“八万五”跟今天的《逃犯条例》一样，很快“寿终正寝”。现在吃后悔药，空谈如果当年坚持“八万五”，现在房屋问题“已经解决”，就是一声叹息。
“八万五”之后，港府改变了房屋政策，居屋和公屋几乎停止，每年供应量比起需求杯水车薪。每年落成的私人住宅大概1万多套，是九十年代一年房屋供应量的1/3至1/4。新房供不应求，价格自然炒上天。2003年之后，香港经济开始转好，房价渐恢复至1997年水平，现在又翻了一倍。到了梁振英、林郑的时代，是轻舟过了万重山，说什么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大批年轻人大学没毕业就开始去排队等公屋。公屋的排队时间平均从原来的3年变成5年多。香港现有安置着约一半人口的公屋和居屋，绝大多数来自殖民地时代。
香港尺寸之地，看不上这块地方的，早就移民去美国澳洲加拿大。留在香港的进无可进，退无可退。近几年国家提出去大湾区创业，可大学入学率18%的香港（不算专上教育），能去创业的始终是少数。若给人打工，大湾区的工作机会，与港人的一般专业不匹配。大湾区给了踏实肯干、志存高远的港青锦上添花的机会，可对广大需要帮扶、期望领“差不多的薪水”、凑合过日子的年轻人，也没有太多帮助。
说回香港本地，如果排不上公屋就只能高价去租房、或者住劏房，要么啃老。这样结婚年龄也在不断推迟，结了婚实在没地方住就各回各家。在内地，如果觉得北上广深压力大，可以退到二线城市，不行再往后退。小城市挣得少，消费相对低，欲望和诱惑也少。而香港偏偏贫民区和一个包就能卖几万的尖沙咀、铜锣湾等就几步路，十里洋场物欲横流，想眼不见为净，清心寡欲，实在不容易。
政改症结难解，民怨无处发泄
很多人说，香港最大的结构性问题是极少数大商人控制了香港的经济命脉，通过房地产绑架本地中产阶级，又以庞大的经济势力绑架了政治。包括特区政府在内的建制体制，统统“摆不平”大资本家，因此房屋问题无法解决。
港人曾经把普选当成救命稻草，希望以引入更多下层声音，淡化特区政府精英色彩，稀释大资本家话语权，打破“官商勾结”的循环，解决某些问题。在这些人看来，如果可以实现普选，即便问题得不到解决，特区政府认受性的增加，也能多少发泄一些港人心中的怨气。
届时特首是自己选的，做不好只能换届换人试试，不必怨天怨地。这部分人，显然迷信于西方民主选举，只看到了表象，等到香港真的被搞乱了，那时候吃后悔药也来不及。何况港英政府时期，香港人何曾有过民主选举？再何况普选事关“一国两制”的重大政制改革，基本法里也写得一清二楚。
香港于是陷入某种死结：经济上，香港需要解决民生问题。可“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不向国家交税，经济属于香港“高度自治”范畴，国家可以把香港纳入“大湾区战略规划”，但是没有义务、也不方便替香港解决“创新科技、房屋土地”等问题。政治上，某些人想隔绝于“一国”之外，享受“半独立政治实体”的自由，也是痴人说梦。“一国”兹事体大，香港这一制再特殊，也大不过一国。宁愿没有普选，也不能有带“分裂国家”倾向的候选人出现。
结果就是政治经济两头卡。港青“上流、上位、上楼通通无望，只能上街”，所以就成了一堆干柴，不管出现什么事情，不管什么人煽风，都是一点就着，无限上纲埋怨港府和中央政府，一而再再而三。
到了临界点的香港，向上要大开大合看问题，重新梳理思路；向下要重拾理性和耐心。当务之急是摒弃暴力和恐怖行为，依法惩治不法之徒，回归法治，以便在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之前，为香港社会赢得宝贵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