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9月3日，阎锡山以都督兼山西省长独揽全省军政大权后，开始按照他的治晋方略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整理村范就是这一系列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阎锡山在分析了当时山西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后认为：民国以来，山西商人已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没有商人的支持，山西的任何社会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由此，他把商人与绅士、读书人放在一起同等看待，作为他进行改革依靠的中坚力量，“商人是社会的中坚”。
阎锡山之所以把商人作为他维护改革的社会中坚力量，其原因是：一、自清政府确立以工商立国为振兴工商的政策后，商人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利益从法律上得到确认，他们的社会地位日渐提高，传统的士农工商四位的排位座次发生了动摇，开始向着四民平等甚至于四民向商的方向发展，到了民国时期，尽管山西的钱庄、票号衰落，商业一度凋零，山西商人的商业活动有所萎缩，但由于原来基础雄厚，市场广阔，所以从整个社会看从商的社会氛围并没有减弱。据文献记载，当时地方绅士、商贾大户，以及官宦人家子弟，“不入官场，便入票号”。如工商业较发达的祁(县)、太(谷)、平(遥)、介(休)一带，一般人家都把商贾与读书人、官吏相提并论，“士农工商各执一业”，从事工商业与务农、读书、做官一样，皆可以治生，皆可以定志。正像阎锡山所说：“山西一等人多做买卖，第二等人才去念书。”据《晋绥社会调查年鉴》载，在20世纪初期，山西按全省总人口平均计算，每70人中就有1个从商人员。单从人员数量上看，商人就已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二是商人的经济实力雄厚，信息灵通。山西商人为了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保护自身利益，抵制外商侵略，他们不仅在同行中建立了许多行业公会组织，如粮行、油面行、典当行、酒行等，而且随着商人势力的发展，他们在全国各大商埠先后建立了许多团结同乡商人的会馆，“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这种以联同乡之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同舟共济，相互支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商业组织，不仅维护了商人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把全国各地的各种信息源源不断地传递回来。为此阎锡山动员他们参加到社会变革中来，“社会是大家共同的组织，商人也应该管事”。
三是山西商人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认识到政府有高于一切经济活动的特权。任何商人，不管其资产有多雄厚，却没有资格独立壮大到可能侵犯这种特权的地步，也就是说，任何商业交易行为都必须受官方的监督，都必须有官方作为后盾，因此，他们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手段从官方那里寻求支持与照顾，官方也从商人的商业行为中得到好处。这种官商利益密切的一致性，决定了山西商人与官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商业活动是一种接触社会层面很广的社会活动。商人自然也就是一个接触社会层面最广的社会群体。阎锡山说他们“上通官厅，下又与老百姓常常接近”。加之“商人的语言往往为百姓所乐从”，因此，阎锡山认为商人“为社会中下阶级之枢纽”，正是由于商人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对社会认识较其他层面的人高。
由此，阎锡山把山西商人作为其实施治晋方略的推动力量。他说：“今日整理村范，非藉商人之力不可”，他在各种场合的会议上都要动员商人参加整理村范的改革活动。民国8年(1919年)8月9日，阎锡山在寿阳商界欢迎会上，殷切希望各商号、掌柜“将旧习气一笔勾销得干干净净，一些儿也不要存留，振作精神，帮助社会办些好事，做点公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