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清晰阐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与我们工作息息相关是“十四个坚持”中的“坚持新发展理念”，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十九大报告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山西是内陆省份之一，经济社会发展的开放度不足，山西转型发展需要大力加强改革开放的力度。
一
浙江是经济大省，更是民营经济大省。民营经济占比全国最高。2016年浙江民营经济在全省的占比，税收超过50%、进出口总额超过70%、就业人员超过80%，可见民营经济和浙商在浙江经济中的份额、地位和贡献。在2017年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共占120席，连续19年蝉联全国第一，涌现出了阿里巴巴、吉利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可以说，民营经济兴则浙江兴，民营经济强则浙江强，民营经济对浙江发展功不可没、无可替代。
但是，在改革开放前浙江的经济发展并不突出。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间，浙江得到的国家投资累计只有77亿元人民币，仅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是当时全国各省市中人均投资最低的省份。在改革开放初期，虽然浙江处于沿海地带，但是在外资引进方面，浙江一直处于相当弱势的地位，省内也没有可直接利用的民间财富。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浙江在各方面条件均不显优势的情况下，通过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迅速地推动了浙江经济的腾飞。原因就在于浙江人另辟新径，通过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走出了一条浙江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浙商在省内通过“前店后厂”家庭作坊式的生产与经营模式，生产一些普通的小商品，最终成为影响全国甚至世界的大市场。另一部分浙商则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熟悉的村落去外面的世界开拓市场。他们日复一日地过着“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生活。浙商奉行“宁为鸡首，不为牛尾”的价值观。浙商具有强烈的发财致富的动机和极其敏锐的市场意识，大胆创新，不好空谈，注重实效，崇尚“多做事情少说话，做了事情也尽量不说”。正是这种一步一个脚印与踏踏实实地向前迈进的精神，使得浙商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浙商”具有“无浙不成商”的盛誉。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甚至在欧美各国城市，到处都有操浙江口音的生意人。总体上，浙商具有下面这些优良的品质和成功经验。
浙商在创新驱动上实现了新飞跃。创新是抢占发展先机、赢得竞争主动的根本出路。浙商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和水平。浙商高度重视科技创新，通过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国际标准和世界先进适用技术，对标“中国制造2025”，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步伐，推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打开了科技向生产力转化的通道。
浙商在产业升级上实现了新飞跃。实际上，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本质上是看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看企业核心竞争力。浙商产业的升级以信息化、智能化为主方向，尤其注重制造服务化、低碳化发展，加快产业创新综合体建设，推动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浙商在全面开放上实现新了飞跃。封闭必然落后，开放带来进步。浙商坚持立足浙江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理念，以开放的思维和眼界，加强开放合作，不断提高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人才，形成了开放、发展、竞争的新态势。积极“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全球资源的整合配置，着眼全球产业链布局。
浙商在共享发展上实现了新飞跃。近年来，我们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除了履行增加就业、创造产品的社会责任外，还积极响应浙商回归，回报家乡发展，体现了兴业报国的社会责任和奉献精神，实现了企业壮大、地方增收、百姓得益、贡献全国的多赢发展。
二
晋商创造了“纵横天下五百年，跨越欧亚三万里”的辉煌，在中国商业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三晋大地涌现出了一批批成功的新一代晋商，他们秉承晋商的优良传统，传承和发展着晋商的辉煌。
晋商是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晋商的快速发展，取得骄人成绩。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晋商成为山西省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推动山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飞速发展的同时，晋商的发展也面临着很多问题。
政策环境的局限阻碍了晋商的生存和发展。在融资等方面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待遇不同。融资是晋商发展壮大的“瓶颈”。晋商主要集中在传统商贸、制造业、能源重化工和采矿业中。从企业的外向度来看，晋商的经营状况与整个山西经济一样，对外开放不够，经济外向度相对较低。
大多数晋商都选择了家族式管理模式，管理体制上“家族”和“亲缘化”特征明显。实行集权化领导、专制式决策，经营者既是资产所有者，也是资产经营者。这就造成了产权的过度集中或是说单一化。产权单一不利于企业形成一种开放的系统，使社会资源不能有效地进入企业，企业很难借助于外力实现根本性的进步。企业在具备一定规模寻求再发展时，在企业向现代化、国际化和集团化发展的过程中，家族式管理会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局限和不足，缺乏来自企业内部、外部有效的监控、反馈和制约，使得决策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大打折扣。
企业战略的缺位、错位。晋商过于考虑战术、营销和眼前利益，甚至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长期利益，很少能站在行业发展的高度去审视企业自身走过的道路和制定企业完整的发展战略。
以透支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晋商的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在发展之初，部分晋商通过享受当地政府的优惠政策而发展起来。不平等的竞争容易产生异化，容易给这些企业发出错误的信号。成本的软约束和风险的软约束，埋下了晋商在参与国内外竞争中面临的潜在风险。在产业和产品方面，不少晋商还是依靠传统的以资源换增长的做法，过度地透支资源，换来了巨大的环境破坏和生态问题。这一矛盾尤为突出，是晋商可持续发展的第一羁绊。
三
山西的落后，首先是经济的落后，关键是企业发展的落后，这虽然与山西的地理区位条件、企业自身经营状况和管理水平等因素有关，但根源一定是全社会缺乏崇商重企的时代理念和价值观，企业缺乏生存发展的良好环境。山西要鼓励发展民营经济，推动全民创业，是思想大解放的契机，要让重商的理念融入人们的思维方式，让崇企重商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形成全民创业的热潮，这样才能培育出晋商成长的土壤。晋商业要自信自强，要有团队精神，抱团取暖，积极向浙商、徽商等商帮学习。
从资本角度看，晋商应该积极探索金融创新。要加快资本创新，鼓励现代晋商发展对区域经济社会影响的研究，摈弃追求短期利益的短视行为。发挥商会等行业组织的作用。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以前也是假货充斥，后来，成立了行业协会，通过行业自律加强自我监督。义乌的经验值得当代晋商借鉴。
从商帮角度看，晋商应该大力加强战略合作。山西要转型发展，必须要重视商帮的作用。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晋商，在商会的团结下，可以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为家乡的经济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企业角度看，晋商应该努力提升整体实力。晋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不仅促进了山西经济的发展，而且将以新的崭新的面貌再现昔日晋商的辉煌。晋商的发展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晋商要确定企业发展战略，找准企业发展的着力点，科学确立自己的发展战略目标。促进山西更快更好地转型发展。
从科技角度看，创新是晋商崛起和壮大的强大动力。山西省要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跨越发展，必须依靠民营企业自主创新，激发产业活力，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弥补在其它经济领域的劣势，把资源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发展优势。晋商的创新意识要进一步加强。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无论是做什么行业，如果在行业中没有一两个创新点“称霸”江湖的话，就难以立足与发展了。晋商要有创新研究基地，以高新技术开发区为平台，鼓励创新企业发展。紧紧抓住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机遇，立足自身优势，在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等方面勇于创新，抓住这一轮发展的先机。
从教育角度看，晋商需要不断强化对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晋商虽然有很多优势但劣势也不少，高端人才才缺乏是薄弱环节。晋商应该积极地下大力气出大本钱从高水平大学招聘和引进企业急需的人才，特别是技术和管理创新人才。晋商还可以联合省内外大学，创办晋商学院，量身定做，培养符合自己要求的人才。
从开放的角度看，晋商应该具有国际视野。企业是商业发展最活跃的细胞。晋商应该大力实施“引进来”资本创业，鼓励“走出去”开拓创业。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实际上就是要求从“走出去”和“引进来”两个方面，在内涵、外延、机制、途径等角度全方位拓展。国际合作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积极引导晋商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建设，扩大对外贸易，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国内合作就是要按照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要求，积极引导晋商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带动省内装备和相关设备配套输出，积极推动山西企业参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扩大“走出去”的成果，推动晋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国内其他省份拓展发展空间、增强企业竞争优势。在“引进来”方面，加快建立知名晋商领衔回归产业园。坚持举办世界晋商大会等晋商回归主题活动，鼓励市县举办地方特色的商帮大会，联动举办具有投资山西、发展山西功能属性的系列专题活动，集聚省外晋商携手各类投资主体支持山西发展的注意力。坚持每年主动走出去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港澳台以及海外举办投资山西回归牵引专题活动，主动推介山西转型发展的环境，扩大投资山西回归牵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