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与问题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一转向对整个社会科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研究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后实证主义，主要集中在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领域；在中国，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增强与国际话语权相对薄弱的反差日趋凸显，“外交话语”这一问题也引起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兴趣。所谓“话语”，根据语言学功能主义的定义即是指“语言的使用”；所谓“外交话语”，则通常被理解为“是外交实体，主要是主权国家，为表达自己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所使用的语言”或“是体现国家文化传承、意识形态、重大利益、战略方向和政策举措等官方基本立场的表述。”随着近年来中国外交基调转向“奋发有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也出现了诸多微妙而又复杂的新现象和新趋势，“地缘政治”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例。
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和战略时，多少都要考虑到地缘政治因素，对于大国而言更是如此，有些国家甚至还会以地缘政治思维去制定政策和战略，但是在外交话语中将“地缘政治”一词进行公开表达却是另外一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除了南美洲以外，“地缘政治”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中，还是在外交话语体系中似乎都成了弃儿。至1979年出版的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回忆录《白宫风云》中大量使用“地缘政治”一词后，“地缘政治”才逐渐回归到公共话语系统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缘政治”开始在一些世界大国的外交话语体系中被广泛运用。关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地缘政治”时常出现在其中，并且在文本逻辑结构中的地位相当重要，比如1988年里根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其首页就提到“美国战略的第一个历史维度相当简单、清晰且非常理性，这即是一旦一个敌对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控制了欧亚大陆，也就是那块被称为‘心脏地带’的地方，那么美国最根本的国家安全利益将受到威胁，美国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以阻止出现这种情况。自1945年以来，美国就开始致力于阻止苏联利用其地缘战略优势去控制与其邻近的西欧、亚洲和中东地区。”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是在多处提到了“地缘政治”，这份报告提出“大国围绕着权势（influence）的竞争是无休无止的，地缘政治就是这些全球性竞争之间的互动。”它还提出“当前一场自由世界秩序与压迫性世界秩序的地缘政治竞争正在印太地区上演，”而“基于这些地缘政治环境的新特点，美国必须要恢复它的关键性实力。”
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演讲和政论文的读者可能也会发现，普京在其正式公开的表述中经常会提到“地缘政治”，一方面他毫不避讳地缘政治之于俄罗斯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如他在2007年4月的国情咨文中提到“凭借自身的地缘政治位置，俄罗斯有能力并且将会发挥相应的作用。”在2012年12月的国情咨文中他又提到“俄罗斯不仅要保存自己的地缘政治实力，还要提高这一实力。”另一方面，普京也相当肯定地缘政治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对国家对外政策和大国关系的重要影响，比如他认为俄罗斯加入APEC是客观经济因素影响和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决定的选择。在2007年12月答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问时，他又提到“二战”时期是地缘格局和地缘利益把美国和苏联联合在一起；再一方面，2012年以来他非常强调地缘政治在当前世界形势变化中的突出地位，在2012年1月的竞选文章《俄罗斯集中精力：我们要应对的挑战》一文中他提到“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深刻的系统性危机，全球转型建构正在进程中。这是世界向新文化、新经济、新技术、新地缘政治时代过渡的明显表征。”在同年2月的另一篇竞选文章《俄罗斯与不断变化的世界》一文中他又提出“我们将致力于建立新的、以当代地缘政治现实为基础的世界体制。”可以说“地缘政治”既是俄罗斯外交话语体系中正面性的高频词汇，也是其中主流的战略性概念。
然而，有意思的是，相对于这两个大国而言，长期以来“地缘政治”既非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的高频词语，更不是主流的战略性概念，而且近期还被强烈地拒斥，2017年中国国家首脑罕见地三次在国际重大会议的演讲中提到“地缘政治”——在2017年5月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声明“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同年9月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中，习主席又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务实合作平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同年12月召开的第十六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的讲话中再次提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务实合作平台。”。这三次表态无一不寓意深切、发人深思。一方面正如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丁（J.L.Austin）的论断“言语即行事”所揭示的那样，外交话语不只是一国外交政策的反映，它本身就是一国外交政策实践的一部分，而且由于语言是具有创造力的因素，可以建构社会事实、建构思想，甚至是建构人的身份，因此外交话语能够发挥增进认同、吸引他国、设置议题、引领和塑造秩序的作用，有时外交话语产生的外交效果要远远大于实际的外交行为，在外交话语中使用什么概念和词语都有着重大政治影响。另一方面，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它的一个核心功能是表达含义，然而含义并不是自然、客观的存在，而是被赋予的；含义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经常处于流动和更新的状态，且具有多层性。尽管地缘政治是任何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要考虑的客观因素，并无特别的含义和寓意；但是“地缘政治”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和复杂的历史包袱的词语，它出现在外交话语体系中却往往被赋予了特别的含义和寓意，它在不同的语境下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含义和寓意，不同的受众也可以对它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和再解释，它既可以被用来描述客观的权力分布状态，又可以被寓意为强权政治，而这将产生相当不同的政治效果——或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或可能加深国家间的疑惧和反制。因此“地缘政治”这个词语在一国的外交话语体系中往往处于一种十分微妙而又重要的地位，这一点目前还鲜有学者关注。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根据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人民网和外交部网站以及中国历届领导人的文选等，通过分析国家首脑与外交部门领导人在正式场合公开发表的演讲、谈话和文章去研究“地缘政治”在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以及它在每个阶段都有哪些特征，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地缘政治”为什么会被当前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所拒斥，最后就这一问题提出若干建议。
二、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的“地缘政治”：变迁与特征
从20世纪80年代到当前，“地缘政治”在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每个阶段又有着不同的特征：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开始逐渐出现“地缘政治”一词，且基本上使用的都是它的中性政治寓意；从21世纪初到2012年，“地缘政治”在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使用，但这一时期它的负面政治寓意也开始显现出来；从2013年至今，“地缘政治”一词在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经历了从较多正面和中性政治寓意到较多负面政治寓意的调试过程，到2017年该词很明显已经被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所拒斥。
（一）逐渐接纳与单一寓意时期（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期）
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地缘政治因素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对外战略决策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国家领导人也有很多地缘政治方面的论断，比如“中间地带”理论、“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思想等，但他们在公开演讲、谈话和文章中却基本上没有使用过“地缘政治”一词。据信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曾提到中日关系应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客观决定的，从地缘政治上说也应该如此。”这算是中国国家领导人较早谈及“地缘政治”的记载。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公开场合使用“地缘政治”一词的次数有所增多，1996年11月江泽民主席在会见德国总统时曾提到“中德两国之间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在地缘政治上也无直接的利害冲突。”1995年5月李鹏总理在会见土耳其总统时曾指出“土耳其地联欧亚大陆，具有地缘优势。”钱其琛外长在纽约答记者问时也曾谈到“中美作为两个大国，不管建立或发展什么样的关系，都必然具有战略意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是如此，从经济合作的方面讲也是如此。”而在《江泽民文选》中则有两处提到了这一词语——1993年7月在第八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江泽民提出了为实现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而要对待和处理好的五对关系，其中第一个就是远与近的关系，他指出“关于远和近，从地缘政治经济考虑，离我国远的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冲突，我们影响有限，可以相对超脱，但应坚持伸张正义；而发生在家门口的重大问题，直接涉及我国安全和经济利益，我们应该认真对付。”2001年10月在一次军队的重要会议上，他又提到“要着眼于地缘战略态势积极经略周边”。可以说在前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话语体系中，“地缘政治”是个极少被使用的词汇，但总体上使用的次数在不断增多，而且这些都属于中性政治寓意。
（二）广泛使用与两种寓意并存时期（21世纪初~2012年）
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公开场合使用“地缘政治”的次数比以往明显增多，一方面“地缘政治”一词使用范畴已经超越了双边关系，开始被用来表示具有整体性的国际因素，比如在2009年9月，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其中提到“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政治力量纵横捭阖，围绕国际秩序、综合国力、地缘政治、国际市场、科学技术等的全方位竞争更趋激烈。”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国家领导人在使用“地缘政治”一词时多取其中性政治寓意，如在2006年5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召开前夕，胡锦涛接受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记者采访时曾指出“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也经历了深刻调整，本地区各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2007年8月，在吉尔吉斯斯坦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时，他又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势头良好，已成为欧亚大陆的重要地缘政治力量，在促进地区安全和发展、维护成员国共同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这一时期，胡锦涛还曾先后两次在重要的正式场合提到“周边地缘战略依托”这个概念——在2006年8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他提出要“主动参与并推动周边主要战略方向的安全合作和机制建设，妥善处理周边热点问题和争端，扎实构建周边地缘战略依托”，在2009年7月的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中，他再次提到要“做实做深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工作。”可以说这一概念在当时似乎非常有望成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主流的战略性概念，但它在2009年以后却再未出现在国家领导人的公开正式讲话或文章中。
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地缘政治”的负面政治寓意也开始出现，如在2006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的正式演讲中，胡锦涛提出“上海合作组织不是封闭的排他的军事政治集团，不搞地缘政治对抗，不针对任何国家和组织。”在同年7月的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上，他提出要“避免地缘政治纷争干扰全球能源供应。”而在同年9月的第六届亚欧首脑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再次提到要“避免地缘政治纷争干扰全球能源供应。”这一时期中国国家领导人即便要使用“地缘政治”去表达负面政治寓意，也多会在该词后面加上一个负面性动词（如“纷争”、“对抗”等）去改变“地缘政治”原本的中性寓意，直接使用“地缘政治”去表达负面政治寓意的讲话或文章并不多，笔者仅能查到两处例子，且都出现在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后期。2010年12月，时任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当代世界》撰文提出“有的国家出于冷战思维和地缘政治需要，不顾中方坚决反对，仍在坚持对台售武，这种言而无信的做法不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违亚太地区和平、合作与发展潮流。”在2012年1月的世界未来能源峰会上，温家宝总理指出“受国际货币体系、过度投机、垄断经营、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大宗能源产品价格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的供求关系，加剧了世界经济的非正常波动。”前者把“地缘政治”与冷战思维划归到一起，后者则把“地缘政治”与世界经济形势中的消极面联系在一起，这可谓是以后“地缘政治”被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拒斥的滥觞。
（三）反复调试与拒斥时期（2013年至今）
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公开场合使用“地缘政治”的次数更多，但从2013年到2017年，“地缘政治”一词的政治寓意在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经历了一个相对复杂的变化，大致呈现出从正面和中性政治寓意较多到负面政治寓意较多的变化过程。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上任之初比较强调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邻近优势，认为这有利于增强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合作与互联互通，因此从2013年到2016年，中国国家首脑和外交部门的领导人多次提到了这一点，在这些讲话中“地缘毗邻”“地缘文化”和“地缘经济”等都具有正面政治寓意。
不过在2015年，“地缘政治”一词在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的负面政治寓意陡然增多，且迅速变为多数。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划清“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的界线；二是“地缘政治”常常被用来描述当前世界形势中消极的一面，尤其是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性问题方面。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如前文所述，2017年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曾3次在重大国际会议上特别强调划清“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界线，这一提法可以溯源到2015年3月外交部长王毅答记者问时的一个表态——他指出“‘一带一路’诞生于全球化时代，是开放合作的产物，不是地缘政治工具，更不能用过时的冷战思维去看待。”而就目前的趋势来看，中国政府似乎不仅要划清“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的界线，而且还要划清中国外交政策和行为与地缘政治的界线，比如2017年4月在同巴勒斯坦外长会谈后，王毅向记者表示“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作为没有任何地缘政治考虑，也无意去平衡谁。”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根据笔者查找到的公开资料，从2015年到2017年这三年间，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在正式场合谈到了11次，其中2015年4次，2016年4次，2017年3次。比如在2015年3月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依然突出；地缘政治因素更加突出，局部动荡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南北发展差距依然很大。”在同年9月召开的G20峰会上，习主席又提到“地缘政治因素错综复杂，政治安全冲突和动荡、难民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地区热点和全球性挑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则自2016年3月以来至少4次在公开场合提到全球形势中“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此外，从公开资料上看，近期中国国家领导人似乎还比较强调恐怖主义与地缘政治的联系，比如2017年1月，习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提到“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问题都同地缘冲突密切相关，化解冲突是根本之策。”同年9月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习主席又提出“恐怖主义就是典型的例子，其滋生蔓延受经济发展、地缘政治、宗教文化等多种复杂因素影响。”
通过上述整理和分析可以看出，“地缘政治”在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几乎完全成为负面性词语。一方面它经常被用来描述国际形势中的消极特征，在当前的中国外交话语中它被放到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对立面上，与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和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具有正相关性；另一方面，该词被等同于强权政治、冷战思维和大国权力野心，从而又被放到“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对外政策的对立面上，在这一点上，“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被理解为零和博弈、干涉他国内政、领土和资源冲突、大国谋求权势扩张和势力范围、争夺全球或地区主导权以及大国的权力竞争和对抗等。总而言之，“地缘政治”一词不仅始终未能成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主流的战略性概念，而且当前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又表现为强烈地拒斥它。
三、拒斥之因分析：四个维度的理解
本文认为“地缘政治”之所以被当前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所拒斥，其主要原因有四：首先是因为“地缘政治”这个概念歧义过多且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其次是因为外交话语要发展为外交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需要特殊的概念作为支撑，而“地缘政治”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再次是由于近期部分国家对中国的一些对外政策和行为感到疑惧，在外交话语中拒斥“地缘政治”可以增信释疑；最后是由于地缘政治因素的效用被各种新因素、新条件所削弱，古典地缘政治逻辑和思维还能否适应当代和未来存在着较大的疑问。
（一）“地缘政治”：歧义与历史包袱
“地缘政治”已是个被严重滥用和色彩化的概念，从广义上理解，它的本意是指地理因素（空间因素）与政治因素（权力因素）互动而形成的关系和状态，由于地理空间是人类活动最基本的物质载体和质料，政治是人类活动的最高组织方式和形态，所以这两者互动而产生的结果和影响往往相当重大，可以说“地缘政治”天然就与政治实体的权力、安全和生存等“高位政治”问题紧密相关。因此从狭义上理解，地缘政治其实就是指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和变化，尤其是指大国间的，在这一点上，它与“国际格局”是一个意思。对于地缘政治这个重要的关系和状态，人们不可能不对它进行思考和研究，而作为客观存在的地缘政治一旦投射到人类思维这个多面镜中，它便会呈现出不同的镜像，概括而言，这镜像主要有三：作为战略和政策的地缘政治、作为理论学说的地缘政治、作为世界观和世界秩序的地缘政治，作为客观存在的地缘政治与它的这三重镜像在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都有体现。
作为战略和政策的地缘政治随着人类文明的诞生即已出现，它远远早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之类的近现代概念。政治实体中的决策者根据自身所面临的自然地理因素（地形地貌、气候资源等）与人文地理因素（相对位置、权力格局等）而设定目标、划分步骤、区分轻重缓急、寻求实施的方法和工具，这就是地缘战略或地缘政策，它在中外历史上都是极为普遍的现象。然而地缘政治发展成为理论学说则是在19世纪末的西方。一方面理论学说化后的地缘政治更具系统性和规律性，从而在实际政治中大有可为，不仅能够发挥政策分析和指导工具的作用，而且可以为政策提供理论合法性和思想动员。另一方面，地缘政治被理论学说化后，它变为了一个歧义繁多、寓意复杂的概念，同时还背负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地缘政治学主要分为古典地缘政治学（classical geopolitics，又可译为经典地缘政治学）和批判地缘政治学（critical geopolitics）两大类，后者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但“批判地缘政治学”这个术语创造于90年代初，批判地缘政治学借鉴了大量建构主义和批判主义的思想，所谓的“批判”主要是批判古典地缘政治学，目前该理论在学术界颇为流行，但它在实际政策领域却鲜有影响，而且它太侧重于旧理论之破，在新理论之立上却没有太大的建树，因此它还很难算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理论。故而在多数文本中地缘政治学就是指古典地缘政治学，它能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分析方法和论据以及宏观建议。古典地缘政治学又可以分为英美古典地缘政治学和德国大陆古典地缘政治学两大类，尽管它们都是帝国主义高潮时期的产物，都积极地渴望影响国家政策，都强调大国强权之间宿命式的冲突和对抗，而且都过度渲染牺牲他国权益以实现大国优势地位的合理性，但是它们之间仍有着较大的区别。
英美古典地缘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框架是由美国海军少将阿尔弗雷德·马汉（A. T. Mahan）、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 J. Mackinder）和詹姆斯·费尔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以及美国国际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等人在近半个世纪里相继提出的，该学说有三大假定，即欧亚大陆中心论、海陆强权对立论与海权至上论，它与德国大陆古典地缘政治学存在着两点最重要的区别：首先，虽然体系性地理因素（枢纽地带、边缘地带、海洋）在其学说中意义重要，但它同时也重视政治经济因素，比如麦金德认为“在任何特定时间内的政治力量对比，一方面取决于地理条件——既有经济的又有战略的，另一方面取决于国民的相对数量、活力、装备和组织。”他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则经常提到“人力（manpower，包括作战力和生产力）”这一概念，而马汉提出的海权六要素中只有前三个属于地理因素，后三个则是人口数量、国民特性和政府特性，因此英美古典地缘政治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色彩相对较淡；其次，从整体上看，英美古典地缘政治学并不关注于建构一套先验的规律性法则，它总能随着实际形势的变化而进行重大调整，比如在“二战”期间，麦金德和斯皮克曼都不约而同地将海陆对抗论调整为海陆合作论，“枢纽/心脏地带”从陆权强国扩张的大本营和倍增器变为了战时抗击德国的根据地和战后遏制德国的防波堤。
相反，德国大陆古典地缘政治学的确是建立在地理环境决定论之上，它本身就包含了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在其后期更是与纳粹党的种族主义有所纠缠，它最早的创立者是德国博物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瑞典政治科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en）正式使用了“地缘政治”这一术语，“一战”失败后，德国出现了从地理角度探究战败之因和国家命运的研究高潮，而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所倡导的地缘政治理论还一度成为纳粹德国的官方学说。该理论的基础性观点是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它认为一个国家必然和一些简单有机体一样地生长或老死，而不可能停止不前，当一个国家向别国侵占领土时，这是它内部生长力的反映，强大的国家为了生存必须要有生长空间。这就意味着国家扩张合乎先验的自然规律；虽然到了豪斯霍弗这一代，德国大陆古典地缘政治学吸收了不少英美古典地缘政治学的思想（比如海陆对抗论、枢纽/心脏地带论等），但它的理论核心却是“自给自足（autarky）”和“生存空间（lebensraum）”，它们的思想源头还是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因而该理论所追求的世界政治秩序是将全球划分为四大强权（德、日、美、苏）或三大强权（德、日、美）分别主导和控制下的能够自给自足的泛区（pan-region）。此外，德国大陆古典地缘政治学过多地参与到纳粹德国的对外扩张，而它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又被逃离到美国的德国政治学家们过度地负面渲染，以至于该学说被普遍认为是纳粹德国扩张的指南。在“二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地缘政治和英美古典地缘政治学被不加区别地与德国大陆古典地缘政治学混为一谈，“地缘政治”由此也背负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由于古典地缘政治学在历史上有着如此深重的影响，它使“地缘政治”不再只是个客观存在，而成为一个包含着不同意思和寓意的复杂概念，古典地缘政治学则成为地缘政治三重镜像的核心。一方面，尽管“二战”结束后德国大陆古典地缘政治学在学术领域和实际政策领域均已丧失了影响，但英美古典地缘政治学却仍然在实际政策领域发挥着较大的影响，它简明易懂的逻辑仍然深深地影响着决策者的思维，往往使他们不自觉地运用它的逻辑和思维去分析和应对本国的安全和发展问题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所以本文后面提到的古典地缘政治学及其逻辑和思维主要是指英美古典地缘政治学及其逻辑和思维，各国的决策者受这种逻辑和思维的影响，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地缘政治思维定式；另一方面，古典地缘政治学鲜明的理论风格和曾经巨大的政策作用亦给受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德国大陆古典地缘政治学，经过不断的社会化后，即形成了所谓的地缘政治世界观和世界秩序，这种世界观和世界秩序目前还只是一种印象式的存在，它的根源正是古典地缘政治学及其逻辑和思维。该世界观大致认为世界政治的主线是大国政治，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和博弈是命定的、永恒的，大国为了在这些竞争和博弈中巩固安全、扩大权势就应该以各种方式（如联盟、干涉、控制、兼并等）在其所在区域内建立主导权，从而世界被分裂为若干以大国为中心的相对均势的区域集团。地缘政治式的世界秩序基于这种地缘政治式的世界观而形成，在这种观念和秩序中，国际合作、多边机制、国际法、国际规范、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等要么居于次要地位，要么被弃置一旁。
因为地缘政治有如此复杂繁多的歧义和沉重的历史负担，“地缘政治”一词不只在多数西方媒体中是个负面词语，在学术领域，地缘政治作为一个概念和理论，不仅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其大加挞伐；就连古典现实主义也认为它是地理决定论，从而将其斥为“伪科学”；新现实主义则极少论及“地缘政治”，它的核心概念“极”是一种脱离地理空间意义的抽象的权力存在；而在承受较多诟病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中，“地缘政治”却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二）话语上升为话语权之条件
虽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著名论断“话语即权力”揭示了话语具有权力性，但并不是所有的话语都能自动上升为话语权，这一上升过程不仅取决于话语主体的实力和地位以及话语表达的平台和渠道，更取决于话语本身。由于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遭到的“话语瓶颈”越来越突出，中国学术界就外交话语具备哪些条件才能上升为外交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提出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意见。
张弦认为外交话语是否能向外交话语权成功转化及转化后获得权力的大小强弱，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外交话语的内容；二是国际传播的平台、方法和手段。他认为第一点与三个要素密切相关：外交话语在国际上要有较高的关注度和认知性；外交话语要能定义外交政策及内容、反映基本立场和价值；外交话语要伸张全球正义和公平。王义桅提出了国际话语权的三要素：代表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引领制定更广泛的国际标准、占据道德高地。孙晓认为外交话语要上升为外交话语权，该话语需要具有包容性、时代性、进步性、实践性。杨洁勉则认为要实现中国外交话语上升为话语权，需要进行外交话语的多重建构，在其中的政治建构方面，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必须服务于国家核心利益，要全面反映中国外交的政治基础和政治主张，要最大限度地体现国际社会的政治共识。另外，陈以定还提出国际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不是直接产生于话语本身，而是来自话语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外交话语要成为外交话语权应有一套基于社会“共有知识”或科学的、客观性的理论叙述和逻辑论证。
拿上述研究中提出的话语上升为话语权的条件与“地缘政治”一一对照，可以发现“地缘政治”的确符合具有较强逻辑性和学术性这一条件，且属于国际“共有知识”。用“地缘政治”一词与美俄等大国的决策层进行沟通，相信对方不会再抱怨中国外交话语太大太空、听不懂，甚至可能还会增进彼此的理解与互信。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地缘政治三重镜像的核心是古典地缘政治学，首先它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欧美学者基于偏颇的西方历史经验归纳出来的理论学说，它所关注的议题囿于军事和安全领域，它所研究的主题局限在欧美强权的权力竞争与博弈上，它所服务的也只是若干大国的利益和权势，因而它既不具备包容性和时代进步性，也不能反映中国外交的政治基础和国际社会的政治共识；其次，它还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歧义繁多、寓意复杂，它其中的德国大陆古典地缘政治学留给受众的印象最深，使他们在各自的印象中把地缘政治想象为一种不平等、不公正、充满危机和冲突的世界秩序，在这种秩序下，霍布斯文化又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家都变成了马基雅维利式的国家。因此地缘政治在当代国际媒体和学术研究的主流中声誉欠佳，如果“地缘政治”以正面形象高调出现在一国外交话语体系中，那么这就有可能会妨害到该国外交话语体系中伸张正义和公平的一面，使其难以占据国际话语的道德高地；最后，“地缘政治”是个外来词语和概念，并不能体现和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先进理念与独特智慧，同时，古典地缘政治学还被马列主义批判为资产阶级狭隘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因而难以见容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基于这三点，“地缘政治”不仅不可能成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主流的战略性概念，而且极有可能被批判和拒斥。
（三）误读、回应与澄析
当然，中国政府既无意扩张领土和势力范围，也无意谋求地区主导权，但客观而言，自2010年以来中国对外战略行为中的地缘政治色彩的确有所凸显，这首先表现在应对岛礁领土领海和海洋权益纠纷上，中国在2012年分别以坚决果断的实际行动回应了菲律宾和日本在南海和东海岛礁领土问题上的挑衅，而从2013年起中国又开始在西沙和南沙的实际控制岛礁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吹填工程，大约在同一时期，美国奥巴马政府高调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势介入南海问题，日本安倍政府上台后又积极地推行对华遏制政策，这一系列的事件和政策转变使东亚—西太平洋地区呈现出激烈的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和对抗态势；其次，地缘政治色彩有所凸显还表现在近期中国一系列的外向型军事战略行动上，比如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海空军力量常态化出岛链巡航训练、海军水面舰艇的飞速发展、建立吉布提后勤保障基地等，这表明中国正在稳步地拓展海上战略空间与补齐成为海权强国的军事上的短板，一个海外贸易发达和海空力量强大的海权强国正在崛起；最后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欧亚大陆腹地而与欧洲联结，“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途经之处是印度洋，前者中的欧亚大陆腹地在英美古典地缘政治学中被定位为欧亚大陆“枢纽地带”或“心脏地带”，后者中的印度洋则有“世界海洋的枢纽地带”之称。而且官方文件《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又明确指出：亚欧大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地区。这一点正好又对应了英美古典地缘政治学中的“欧亚大陆中心论”的假定。这三个方面的新变化引起了部分国家对中国的疑惧，它们中的一些分析人士从地缘政治角度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和行为进行了一系列的误读，而在这其中“一带一路”倡议被他们从地缘政治角度误读的最为严重。
正如科林·弗林特（Colin Flint）和张晓通在其论文中所分析的那样，相当一部分西方地缘政治精英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将“海上丝绸之路”视为中国追求全球领导地位的举动，他们还视“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中国在“心脏地带”进行实力资源动员的战略举措。2015年2月纳德热·罗兰（Nadege Rolland）就在其时评文章中提到：“一带一路”将使欧洲沦为由中国引领的亚洲大陆末端上的半岛，欧洲将在经济上融入并依附于中国引领的这个新格局，而美国则将沦为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孤岛，同时它还将使全球战略和商业中心从海洋转向欧亚大陆，进而削弱美国掌控的海上霸权的重要性。查理斯·克劳沃（Charles Clover）和露西·霍恩比（Lucy Hornby）则在2015年10月撰文提出：中国正在用“一带一路”建设从经济、外交和军事巩固其亚洲的区域领导权，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倡议还表达出中国要建立新势力范围的渴望，而这将是19世纪英俄“大博弈”的现代版本。同样在2015年，印度前外秘萨仁山（Shyam Saran）撰文指出：“一带一路”不只是个经济倡议，它有着明显的政治和安全意义，它是从海洋和欧亚大陆两个维度巩固中国地缘战略空间（geo-strategic realm）的长期性工程。这些误读当然会加剧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疑惧，从而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不利影响。面对这些误读，甚至是刻意的扭曲以及它们可能会产生的严重后果，中国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要划清“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界线，澄析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同时在外交话语中批判、拒斥地缘政治，向世界清晰有力地表明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的初心，这是最直接、最明确的一种增信释疑方式。
（四）地缘政治的当代有效性问题
这一问题包含两个直接相关的分问题：一是地缘政治因素是否还对当前国家安全和发展以及国际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二是古典地缘政治学及其逻辑和思维还能否解释并指导解决国家安全和发展以及当代重大国际问题。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的“地缘政治”根源于并部分反映了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从“地缘政治”被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拒斥来看，中国政府似乎是认为地缘政治因素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古典地缘政治学及其逻辑和思维在当代也已经失效，从大趋势和进步主义的视角来看，事实或许如此。
第一，构成国力增长要素的转变降低了地理空间因素的经济意义。在农业时代，一国国力的强弱往往取决于领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寡，因而领土是各国争夺的重点，在工业时代，除了上述两个要素外，资源和市场也开始对国力的增长发挥着重要影响，因此扩大外部资源供应地和市场以及与此相关的势力范围和制海权成为各强国争夺的重点。上述这些均构成了古典地缘政治学及其逻辑和思维的关键性要素。但同样也是在工业时代，构成国力增长的关键性要素已不只是这些，政治体制、产权制度、财税金融制度、法治条件、科技水平、创新能力的重要性甚至远远超过了上述要素，而它们在信息化时代的价值和意义更是被进一步放大。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冷战结束前夕的苏联和新加坡，苏联拥有排名世界第一的洲级性领土和更为广阔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作为势力范围，以及几乎能匹敌美国的远洋海军；而新加坡却只是个面积仅719平方公里的城市国家，更没有广阔的势力范围和强大的海权。但是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国运却与各自的地缘政治实力极不相称——苏联走向崩溃，而新加坡却在继续创造着经济奇迹，对比感更强烈的是1990年2月苏联总理雷日科夫在访问新加坡时甚至还曾屈尊向新加坡副总理请求借款5000万元。因此，可以说构成国力增长要素的转变使地理空间因素的经济意义不再那么重要，而古典地缘政治学及其逻辑和思维所宣扬的领土面积、势力范围和制海权的实际价值也大为贬值。
第二，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科技的飞跃极大地削弱了地理空间因素的军事意义，从而挑战了古典地缘政治学中一系列分析工具与核心概念的有效性。核武器杀伤力的不断提高，导弹、军用卫星和战略轰炸机在战争中的广泛应用减弱了地理空间的摩擦效应，战场变得立体和多维，传统的前沿与纵深、前方与后方的界线基本消失，精确打击和“斩首”行动成为战争中的常态，距离和地面因素在战争中不再那么重要。
这一巨变首先冲击了“缓冲地带”这个概念的有效性，以往竞争性的大国或大国集团为了保障彼此实际上或心理上的安全，往往会在它们领土或势力范围相邻相近之处设置“缓冲地带”。但是核武器和中、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的出现使“缓冲地带”的实际军事效用大打则扣，一国可以用它们在较远距离、较短时间内对另一国的腹心区域和关键目标造成极为严重的打击，“缓冲地带”既难以发挥空间障碍和防御前沿的作用，又难以增强国家间的互信。其次，“陆权”和“海权”理论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麦金德宣扬的欧亚大陆“枢纽/心脏地带”的重要性，无非是强调作为枢纽/心脏地带强国的俄罗斯凭借铁路的机动性有可能把欧亚大陆整合为一个由其主导的统一的地缘政治力量，再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组建舰队，进而挑战海上霸权国。但是从历史事实上看，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巅峰时期挑战美国霸权的关键性资本并不是它的陆权，而是它数量上占优的导弹与核武器；另外，在“海权”理论中，海上霸权国较之与对手的优势和主要的制胜方式是其制海权基础上的全面海上封锁，以这种方式从经济和心理上动摇、削弱对手的战争基础。但是一旦海上霸权国要对另一大国实施全面海上封锁，这就意味着双方的矛盾已无可调和，必定是以一方或双方的完败而告终，这也就意味着双方的战争已经是或非常接近于全面战争，双方为了避免完败不可能不可考虑使用核武器，但核时代下大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概率接近于零，因此或可以认为大国全面海上封锁的出现概率也接近于零；假设即便爆发大国全面战争，在这个过程中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极大，但在这核战争中并不会出现全面海上封锁这一传统的战争方式，因为海上封锁要取得成效必须要有较长的时间作为保障，封锁的时间越长，效果就越大，但核战争注定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的。因此“海权”理论所推崇的全面海上封锁能否在未来战争中再次出现还存在着较大的疑问，这也使得因大国对抗而引发的海上通道安全或海上生命线问题是否还将存在面临着较大的疑问。
第三，现代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的扩展与深化使得古典地缘政治逻辑和思维在当代行使受阻。首先，“二战”后广大的亚非殖民地国家群体性走向独立，并加入联合国，其主权独立与平等得到联合国的保证，主权神圣原则得到了更多国家的支撑和支持，古典地缘政治学的逻辑和思维所推崇的对外扩张与控制成为不道德、不合法的行为，往往会遭到国际社会压倒性的反对，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而引发的海湾战争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其次，随着主权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民族主义的全球性高涨，国家对其主权和独立往往高度敏感，成为其最不可能让渡之物，国家之间进行战略性合作一般也都建立在相互尊重与平等的基础上，大国若想通过干涉其盟友或伙伴的内政去巩固彼此的战略关系，往往会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这一点使古典地缘政治逻辑和思维中的“势力范围”在当代难以通行；再次，根据温和建构主义的观点，国际体系文化处于不断进化之中，其所包含的原则和规范的变化虽然不及国际体系结构变化迅速、频繁，但其意义和影响却远甚于结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武力的使用上。正如理查德·内得·勒博（Richard Ned Lebow）在其书中所写：通过武力获取霸权已经不再被认为是合法的，战争和国际地位变得越来越难以相容，战争的胜利也很难再有助于提升一国的国际地位，而且事实上如果一国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而发动战争，则很可能会损害它的国际地位。1956年英法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的不败而败，苏联在十年阿富汗战争后的铩羽而归，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泥潭中的窘境都足以证明这一点。此外，随着国际法调解冲突功能的逐渐完善以及各地区性组织在实现地区集体安全方面的作用的强化，古典地缘政治逻辑和思维所暗含的大国武力崇拜同样在当代面临着重重阻碍。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将世界变为了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各国可以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而自由地进入国际市场，自由地利用国际资源、资本和劳动力，优化配置各种经济要素，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和收入的增长，进而实现国家的和平发展，这使得古典地缘政治学及其逻辑和思维所推崇的以权力斗争为基调的国家发展方案再难以站得住脚。最有力的例证莫过于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通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整体国力和全球影响力已得到了巨幅提升。而在这期间，中国没有谋求过地区主导权，没有谋求过领土扩张和势力范围，没有与他国建立军事联盟和政治集团，也很少主动与其他大国进行战略对抗，更谈不上拥有强大的海权。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在对外战略中信奉古典地缘政治逻辑和思维的美国与俄罗斯，前者正在经历较为严重的相对衰落，后者则遭遇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国力的进一步衰退，雄厚的地缘政治实力反倒成为“地理的诅咒”。中国的案例既表明古典地缘政治学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能给国家发展提供有效的方案，也证明了古典地缘政治逻辑和思维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并不适宜。另外，在当今时代更吸引媒体注意和大众关心的，是诸如恐怖主义、粮食安全、网络安全、金融风险、难民危机、环境气候问题、重大跨国传染性疾病之类的全球性问题，相对于地缘政治问题而言，它们经常性地爆发出来，直观明显、抓人眼球，而且与民众的生活直接相关，其在紧迫性上也往往要超过地缘政治问题，而使各国决策者们不得不予以重视。但是对于这些日益增多和凸显的全球性问题，古典地缘政治学及其逻辑和思维并不能提供有效的应对方案。
综合上述这四点分析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当代的各种新因素、新条件弱化了地缘政治因素的作用，使古典地缘政治学及其逻辑和思维在解释、预测与指导上的有效性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对其有效性持巨大怀疑态度的基础上，中国外交话语体系选择了拒斥“地缘政治”这一概念，当然，具体而言，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所拒斥的是古典地缘政治学及其逻辑和思维以及作为世界观和世界秩序的地缘政治。
四、对地缘政治有效性的再探讨与中国的应对之道
尽管外交话语并不完全等同于外交政策，但外交话语根源于且能部分反映出外交政策的一些基本要义。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地缘政治”一词的现状来推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政府对古典地缘政治学及其逻辑和思维的不满与拒斥，与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相一致，中国学术界也普遍认为“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已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必须创新思维，更新观念，以新地缘政治取代传统地缘政治。”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结合时代的新变化与中国自身的特点而提出了诸多试图超越古典地缘学及其逻辑和思维的新观点，国内的这些探索性研究都是有益的，但是它们似乎都忽视了一个应当首先回答的问题，即地缘政治因素对国家安全和发展以及国际政治的影响真的无足轻重了吗？本文并不认为它们已经完全失效，这些新因素、新条件只是使地缘政治因素的维度变得更广、内涵更为复杂，而且古典地缘政治逻辑和思维仍然在大国的外交决策层发挥着影响。
首先，领土性因素对于一国的经济意义与军事意义确实有所下降，但是一方面，由于媒体的放大作用和民族主义的普遍存在，领土问题已经超越了它本身的实际意义，而在更高的层面上直接关系到一国的国家尊严和国内政权的声望，一旦问题引爆往往会引发大国之间的战略性对抗，比如因钓鱼岛事件而激起的中日战略性对抗，因克里米亚事件而引发的俄罗斯与西方的战略性对抗等，这表明领土性因素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意义依然很重大；另一方面，既有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目前还难以有效解决海洋上的权益争端与领土性冲突，虽然国际社会就此问题提前制定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作为一个相互妥协的产物，它在一些关键性争议上（特别是“专属经济区”）规定的过于模糊（比如“适当顾及”原则），留给了各主权国家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同时又在执行上乏力。而且对于像海陆形势为“地中海”式的多数东亚国家与像单面向洋的多数南美洲国家而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关于“专属经济区”的普适性规定也较不合理——对于后者而言，它是一个相对妥善的划分方案；对于前者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因此它是否具有全球普适性，能否长久有效地预防各国围绕着海上划界、划分海洋权益而进行争斗，仍存在着较大的疑问。从这点上来看，地缘政治中领土性因素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不是在消退，而是在转移——从陆地转移到了海洋。
其次，科学技术的飞跃的确削弱了地理因素对军事行动的制约，但还谈不上彻底摆脱，而对于地缘政治因素来说，科学技术的飞跃所带来的影响则更为复杂。一方面，地形仍很关键，地形决定了战斗节奏和方法；另一方面，距离因素仍然不可忽视，战机、导弹和军用卫星等空权力量只是相对改变了距离因素对国家战略行为和战争行为的影响，由于实际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它们还不能完全克服距离因素的上述影响，如果能够完全克服的话，美国怎么会愿意承担美俄关系恶化的代价而将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在东欧，中国又怎么会对“萨德”入韩反应得如此激烈。一国能否在距己更远、距敌更近的位置侦察到敌国的兵力信息往往是抢占制胜先机的关键，特别是对于预警技术落后的国家来说，距离因素尤为重要，而这就与一国的国土面积、势力范围和海空战略空间的大小直接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空权力量的发展事实上是增强了距离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再一方面，地缘政治因素不同于地理因素，地缘政治博弈也不等同于战争，科学技术飞跃所削弱的是地理因素对军事行动的影响，而对于更宏观、更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来说，科学技术的飞跃是柄双刃剑。在海洋上，随着科技的飞跃，人类能够进一步大规模地开发海洋资源，海洋的战略价值在国际通道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资源宝库这一项，从而加剧了国家在海洋领域的地缘政治博弈与对抗；在陆地上，科技的飞跃可以通过削弱地理因素的作用而强化地缘政治因素对国家间关系和地区局势的影响，典型的例子可举中国基建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南亚关系的影响。以往喀喇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等天险既阻碍了中国与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又使中国与南亚彼此难以在军事安全上相互施以重大影响，因此彼此都不相互构成地缘安全重心和地缘战略重点。但是随着中国基建技术水平的提高，连接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喀喇昆仑公路不断升级，连接中国与尼泊尔的中尼铁路也在筹备之中，而青藏高原上将布满公路、铁路、机场和电网。这既能前所未有地增强中国对南亚的地缘政治影响，也将前所未有地增强中国与南亚之间的地缘政治互动，同时又将使中印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因素进一步增多，印度对华政策中的地缘政治色彩也将更加突出。
最后，经济全球化目前还只是个动态的过程，它是美国霸权秩序的产物，除此之外它还有三大支柱：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微观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信息技术的进步，在这四者中，前三者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的霸权秩序已经有所动摇，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根支柱正在遭遇冷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受惠均等，众所周知，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之间和阶层之间的分化被拉大，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国家的税收主权，挑战了国家原有的分配制度，因此各种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政策和行动开始频频出现，这就冲击了经济全球化的第二根支柱；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第三根支柱来说，过去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追求廉价劳动力而通过直接投资把工厂设在发展中国家，有了机器人等自动化技术，加上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大幅度地降低了国内的能源成本，将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将工厂迁回本国，这又将严重制约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而产业资本正是此轮经济全球化的支配力量。因此，可以说经济全球化还面临着不确定性，它目前尚未被证明是人类的命定之路，各国能够自由地进入世界市场，自由地利用世界资源、资本和劳动力还不到四十年的时间，而仅仅用这三十多年的例子去否定地缘政治因素的有效性似乎还为时尚早。那么基于这种新旧并存的事实，中国该采取怎样的应对之道呢？这可以从知和行两个方面去思考。
（一）充分认识到周边大国对地缘政治的关切
需要清楚的一点是，外交话语只是外交政策的工具，是外交政策决定外交话语，而不是外交话语规定外交政策。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拒斥“地缘政治”是明智的，其主要目的是在增信释疑的同时向世界其他国家展示中国与以往大国不同的外交宗旨和追求，以产生吸引和建构的作用。然而中国的外交政策却不能完全拒斥地缘政治，更不宜认为地缘政治因素在当代业已失效、无足轻重，这是因为即便中国政府真心实意地想要在本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秩序中拒斥地缘政治，但中国周边的四个大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却高度重视地缘政治问题，它们的外交政策和对外战略中渗透着古典地缘政治逻辑和思维，它们的对外战略目标中包含了大量的地缘政治性质的追求，比如美国对海上霸权秩序和欧亚大陆权力平衡的高度敏感、日本对“海上生命线”问题的过度关注、印度对地区主导权和“缓冲地带”的迷思、俄罗斯对欧亚空间和势力范围的执念等，甚至地缘政治在俄罗斯已经上升到了国家认同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中国不能不对此予以重视，一方面中国应充分认识到这四个周边大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地缘政治思维定式，认识到它们对所谓的“主导权”“海上霸权”“势力范围”“缓冲地带”和“海上生命线”等地缘政治问题的特别关切，在对这些问题的学理背景和当代效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与它们坦诚沟通彼此的地缘政治关切，这样做达到的释疑效果可能会更好；另一方面，中国还应认识到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大国，本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战略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地缘政治影响，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基础上，认真评估其对他国地缘政治利益和安全以及区域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然后再综合分析、判断、施策，以达到政策的有的放矢、进退有度。
（二）引领地缘政治与全球治理相结合
一般在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中，地缘政治与全球治理是相对立的概念，全球治理的前提是全球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其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大国合作以及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的不断完善，其对应的主要问题则是各种全球性挑战，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相反，古典地缘政治学及其逻辑和思维却强调的是传统的大国权力斗争，在它们看来世界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或是海陆两极对立式的，或是几大泛区多极并立式的，国际体系中既缺乏真诚的信任与合作，又不存在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只是个权力的角斗场。因此古典地缘政治学及其逻辑和思维被普遍认为制约了全球治理的发展，由是地缘政治与全球治理被看作一对水火难容的思维和理念，不过事实并非如此。
尽管古典地缘政治学提出了“海权强国”这一概念，但却没有对它的战略行为模式和诉求进行深入分析，只是论述了陆权强国/枢纽地带强国对海权强国的威胁以及后者的争霸方案。然而，一方面，海权强国/海上霸权国实际的战略行为模式和诉求与古典地缘政治学留给人们的印象并不一样。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英国和美国相继成为头号海权强国，也即是海上霸权国和世界霸权国，它们不仅军事力量强大，而且经济相对发达，以工商业立国，经济利益和商业网络遍布全球，海外贸易量一般都排名世界前列，而这也构成了它们建立和维持海上霸权的动力与支撑，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商业联系是其对外政策的重点，占领和控制大量外部领土则在其对外政策中居于次要地位。它们在这一点上迥异于古典地缘政治学中重点论述的偏重于军事力量和扩大外部领土的陆权强国/枢纽地带强国。另一方面，海权强国/海上霸权国与陆权强国/枢纽地带强国在影响世界的方式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后者则更倾向于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去扩大本国的利益和权势；前者却更倾向于通过建立规则与秩序去参与和推动世界经济合作，在此过程中增进国家利益、巩固霸权地位；后者的陆权秩序往往会产生出一个相对封闭的集团，前者的海权秩序则往往能产生出一个相对开放的世界。不可否认英美海上霸权国的霸权是自利性的，但是它们的海上霸权却产生了诸多国际公共产品，如英国倡导的海洋自由航行秩序和世界自由贸易秩序，美国倡导成立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它力主推动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等，这些都成为当今全球治理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工具，可以认为英美海上霸权是全球治理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所以地缘政治与全球治理并不是两个截然对立的思维和理念，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中国固然应当在外交话语和实际行动中倡导全球治理，而不是引导世界回到古典地缘政治逻辑和思维中，但中国也应当认识到要倡导全球治理，更需要的是这个倡导国强大的地缘战略能力。本文认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高举“全球治理”大旗的同时，还应一如既往地扎实提高本国的地缘战略能力，特别是在中国的“大周边”区域。参考古典地缘政治学来看，中国既是陆权强国和枢纽地带强国，可以成为半个多亚欧大陆上的枢纽；又是边缘地带强国，有望发展成为全球性海权强国。尽管中国仍是海陆复合型国家，但在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地缘战略行为模式和诉求以及影响世界的方式使中国早已不再是1999年陆伯彬（Robert Ross）所认为的那个“陆权强国”，中国的地缘战略行为模式和诉求以及影响世界的方式更像是海权强国，这一身份决定了中国应当致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与引导全球治理体系的改善，它是以后中国应不断坚持和完善的地缘政治身份；同样，具有枢纽地带性绝不是中国的负担，它也有助于中国发挥全球性强国的作用。
基于对当代中国地缘政治特性和身份的分析，本文认为首先中国应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同时，坚持推进国内的各项改革，提升本国的开放型经济水平；其次，继续大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新旧两种国际机制中都积极发挥作用，并利用多边场合广泛发声，更充分、更扎实地阐释出中国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再次，建设一支功能明确、灵活高效的远洋海军，在不挑战美国海上军事霸权的前提下，量力而行地接手若干美国已不愿承担的海上霸权国的功能和责任；再次，稳步开发和运用本国的枢纽地带性，加快边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大周边”为重点，积极支持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的陆上互联互通；最后，从战略高度重视周边的中、小型国家，主动与它们中的一些国家加强安全合作，然后以它们为基础打造一批以协调和解决多边安全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准备战争为导向的周边战略支点国家，使其能在周边安全问题和全球治理上与中国形成密切的战略协作关系，进而建构中国坚实的周边地缘安全依托。
五、结语
“地缘政治”作为一个词语和概念，它有着复杂的含义和历史包袱，并不符合外交话语上升为外交话语权的条件，同时由于近期部分国家对中国的疑惧有所上升，它们中的一些分析者从地缘政治角度对中国进行了不少误读，因此，中国需要在外交话语中主动与地缘政治划清界限、拉开距离以减轻外部世界的疑虑；当然，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拒斥“地缘政治”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对地缘政治因素的当代效用的怀疑和对古典地缘政治学及其逻辑和思维的不满。但是“二战”结束以来的各种新因素、新条件并没有使地缘政治因素完全失效，反而使其维度更广、内涵更加复杂；而且古典地缘政治逻辑和思维仍旧活跃在国际政治中，对一些大国的决策层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它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均起着消极作用。
外交话语不同于外交政策和实际的对外战略行为，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发挥出类似于后两者的实际作用。中国在外交话语体系中拒斥“地缘政治”而高举“全球治理”的大旗是明智的，然而地缘政治因素与古典地缘政治逻辑和思维作为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大基本事实，中国在外交政策和实际的对外战略行为中不能对其视而不见。中国海陆复合型的地缘政治特性使中国的对外战略行为方式和诉求以及影响世界的方式既可能走类似于英美海权强国式的路径，也可能走类似于俄罗斯/苏联陆权强国式的路径。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其地缘政治身份已经更接近于海权强国，基于这一变化，中国应坚持与完善这种海权强国式的战略行为模式和诉求以及影响世界的方式。在全球层面上，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改善；在大国层面上，中国应充分理解古典地缘政治逻辑和思维的学理背景与当代意义，认识到周边大国对地缘政治问题的特别关切，善于运用古典地缘政治逻辑和思维与它们打交道；在周边层面，中国应继续扎实提高本国的地缘战略能力，在推进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建设的同时，打造一批与中国经济上高度联系、安全上密切协作的战略支点国家。地缘政治与全球治理不是截然对立的，地缘战略能力的提高是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善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改善全球治理体系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提高地缘战略能力的深远意义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