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钻”的会长
2015年1月13日，阿拉善SEE又吵开了。这一次，会长任志强独自一人“对抗”整个理事会，还把五十九岁的秘书长刘小钢急得重度高血压。
当天，刘小钢正式在理事会上提出辞职。任志强有些生气：“我本来就不同意，你干嘛又来提？”刘小钢反驳：“你不代表整个理事会，你不同意我也要提。”在此之前，她已经三番五次跟任志强申请过，均被拒绝，写去的辞职信也被扔了。辞职的理由，刘小钢说得很清楚，是为了阿拉善SEE的可持续发展—她早就把副秘书长王利民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有意识地下放工作和管理权限，但多头管理让秘书处团队无所适从。刘小钢说完之后，王利民站起来想顺着她的话接着说，被任志强打断：“王利民你坐下，这里你不要说话。”
为什么一意孤行，强留刘小钢，任志强没有过多解释，只是说：“当初你答应我，我当会长，你就当秘书长，现在我还没有卸任，你没有权利不当秘书长。”理事们觉得任志强霸道、不可理喻，章程委员会主席王维嘉指责他“侵犯人权”，刘小钢和王利民也经常私底下嘀咕：“任会长到底什么意思？”直到刘小钢因为这件事血压骤然升到225，任志强才不得已“放过她”。
4个月后，王利民接任秘书长。在被理事会正式任命之前，他已经当了一年多的代理秘书长。过渡期间，刘小钢经常告诉王利民：不要计较任志强的态度，只要他说的有道理，就赶紧去落实。“不能说面子、自尊心受损，那死定了，这些企业家讲话有时候没轻没重的。”
没出意外，王利民在任志强手下不好过，被劈头盖脸地骂是常事。
2014年，阿拉善SEE在广州举办一个活动，因为规模临时扩大，秘书处就找钱、改预算。王利民觉得小事一桩，把钱补上就行，结果任志强不依不饶 ，认为应该严格执行预算。王利民告诉我，任志强批评人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根本不考虑对方的情绪。“他不管我们高不高兴，毫不留情地批评我们，拍桌子瞪眼睛的，大家很不理解，觉得这个老顽固，一点小事弄得大家不开心，这是干嘛呢？”
此外，任志强还追着秘书处抓紧写会议纪要，不仅要编号、归档，还规定24小时内发给所有理事。这种会议纪要不是只记录哪个人说了什么，而是要把各方观点整理出来，会上达成的共识还要跟相关部门沟通，讨论如何落实以及决定执行人选等，写一个会议纪要已经耗时耗力，任志强要求的24小时内送达每一个理事难度更大。“我们也不理解，觉得这个会长烦死了，还要记录细节，大家都很不舒服。”
刚开始，王利民很反感纠缠在这些细枝末节上，“我很烦，你哪来那么多事？我这里还有一个系统的工作，有一个大的团队，还要理清楚一个理论框架，这些也是大事啊。”
“小题大做”，是任志强对待秘书处一贯的风格。刘小钢记得，在她刚加入阿拉善SEE不到一个月，还没搞清楚这个组织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任志强就莫名其妙骂了她一通。“其实那个事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任志强特别凶。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只是人家告诉他这个人来接秘书长，就开始骂我。我当时真的想走了，凭啥不讲道理地骂人？特别特别不服。”
在任志强的高压下，秘书处的运作出现了成效，工作效率、机构管理明显规范了不少。这个时候，王利民有些看明白了，任志强在用抓基础建设的方式，帮助秘书处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任会长以前是会计，又是管华远的，熟悉财务流程，知道机构的系统、战略怎么搞，他又是阿拉善SEE的创始会员，对各方面很了解，他就把自己的经验导入到秘书处，包括之前一直不让小钢姐离开，就是希望能先把这些事做好。他不跟你讲太多大道理、做太多解释，就是冲着事去。”
通过任志强这两年的调整，阿拉善SEE已经为后续发展打下了可靠的组织基础。王利民反思，公益人容易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实际上只是社会有时候给了公益人一个高尚的职业而已，“我们这种优越感已经越来越少了，更多的是职业化地要求自己，不会给自己找退路、理由和借口，这跟任志强带来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王利民好奇：任志强老是揪住一些小事不放，搞得团队很伤自尊，但回过头看，很多事情又抓对了。他请任志强分享这方面的心得，任谦虚地回答：“这是经历。”
采访中，我问任志强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总是在一些小事上揪住秘书处不放？”他的回答很不客气：“因为秘书处就是干小事的，你以为他们是干大事的？他们要干大事，要理事会干嘛？他们把自己的位置搞错了，我要狠狠批评。” 失衡的治理结构
在阿拉善SEE近五百名企业家会员中，与任志强观念相近的不在少数。
2015年11月7日，阿拉善SEE治理团队再一次换届选举。会员薛健当场批评秘书处服务不到位，致使上海项目中心的一名会员退出阿拉善SEE。后来，薛健又在竞选理事的演说中强调：“如果这次我当选，肯定是要对秘书处‘开刀’的。”选举结束，公布计票结果时，薛健以199票当选新一届理事。
刘小钢也参加了理事的竞选，有会员问她当选后如何对待执行团队：“你想像妈妈一样，还是会像奶奶一样对待他们？“刘小钢回答：“我会像兄弟姐妹一样对待执行团队。”这个回答赢得了台下秘书处团队的欢呼，有个女孩冲着她大喊：“小钢姐，我爱你。”这种欢呼声所蕴含的情绪，我似乎在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国从此独立，天安门广场人群欢呼雀跃的影像资料中感受到过。
对于这样的风气，王利民很无奈，他直言“来到阿拉善SEE，‘三观’受到严重挑战”，“当了秘书长之后很痛苦”，这家机构的情况与他以往对非政府组织的认知、理念落差太大。被刘小钢“挖”来前，王利民已经做了近20年的环保，期间在国际环保组织WWF工作了十多年。“我没预料到，这里的治理层面、工作环境、企业家对公益环保专业性的接受度，跟我的想法是那么错位。”
王利民说，阿拉善SEE的很多企业家，真是不懂公共领域的管理。
他认为，这些企业家在商业领域太成功、太强大，又对社会组织的认知有局限，导致了他们对SEE的认知也有偏差，使得阿拉善SEE秘书处处于弱势到不正常的地位。“某种程度上，这些人都很自我。说得好听是自我，说得不好听就是刚愎自用。他们长期在商业领域，解决的是商业和经济问题，那不是社会问题，SEE要解决社会问题，是另外一套系统，他们到现在还没认知到这一点。目前，在他们眼里，我们秘书处这些人干的事都是小事。”
企业家会员们还经常拿阿拉善SEE与商会、俱乐部对比参照，这让王利民有点哭笑不得。“一说什么事的时候，就‘你看看人家俱乐部，看看人家商会’，我们不是商会和俱乐部，是一个处理公共问题的非政府组织。从我们专业人的角度，会员交的会费不是为会员服务的，是用于环保的社会财富。这一点，即便我说了，他们也不能接受。”
11月7日的换届选举大会结束前一分钟，任志强主动肯定了秘书处。他说，相比国内其他NGO，阿拉善SEE的秘书处已经做得很好。“只因为我们组织中有太多的企业家，他们会提出太多的要求，反而我们的秘书处在企业家面前显得有些逊色。其实横向对比，所有人都在夸我们的秘书处比他们的秘书处更好。”
这种看似常规的谢意，却让王利民感到惊讶和感慨—过去两年，任志强从来没表扬过秘书处。
2013年，任志强当选会长后，很多人毫不怀疑阿拉善SEE又产生一个强势的会长。王维嘉在微博上说：“对于强势会长必须用章程严格约束，使之不敢、不能越章程之雷池一步！”任志强却评价自己是阿拉善SEE历任会长里最不强势的。他的理由是，在当会长之前，他担任过阿拉善SEE的章程委员会主席，完善了章程中对权力制衡和权责关系等方面的缺陷，“我确定了一个新的章程，对权力做了各种各样的约束，我不会去违反我自己确定的，如果违反，那就会和我的理念发生冲突。”
章程委员会委员颜俊说，章程委员会与任志强相安无事。“如果章程里没有明确规定，或者解释不清晰的地方，他会遵从章程委员会的意见。”
即便如此，与任志强合作过的两任秘书长还是评价他“难搞”、“刁钻”。我问任志强这是否与他的自我评价有出入，他说，没有出入，“因为他们工作不好，老被我批评，所以他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评价我）。其他人都觉得我批评他们是对的。” 不怕丢脸，为公益站台 2015年10月，阿拉善SEE组织会员到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收割“任小米”。那天，任志强下了大巴车就朝金色的小米地小跑过去，嘴里还用京腔念叨：“小米儿”。他先轮番接受媒体的采访、录短片，开收割机收割了几亩小米后，又操起镰刀教年轻的会员干农活，一边教还一边调侃：“没干过吧？”、“开玩笑，你这么割在我们插队那会儿是要挨揍的”。等到坐在我面前，任志强已经满头大汗。我问他是否需要休息一下，他匆匆把瓶子里的水喝完，说“不用，快（采访）。”
任志强先向我介绍了他最近几天的行程：深圳、青岛、天津、余姚、扬州、黑龙江。忙碌，是他任期内的生活常态。他几乎无条件地听从秘书处的安排，到全国各个城市，为阿拉善SEE的活动和产品站台，发展新会员。
王利民回忆，有一次阿拉善SEE在广州搞活动，任志强在台下已经很疲劳，走到台上一下又变得精神抖擞。“我们是看着他拖着疲惫的背影上去的，很多人就是被这个背影感动，当场就表态捐款。”王利民所说的背影，我在那天的换届选举会场看见过。
选举进行到一半，任志强起身从前排位置向后走，因为不苟言笑，沿途跟人打招呼的笑容有点“凶”。他迈着匆忙却又僵硬的步子从我身后过去，由于驼背，西装下摆和手臂已经大幅度前倾，头发接近半白。
也许是任志强在公共领域的“生猛”形象，我几年里多次见他都没联想到“老头”一词。当他憔悴、驼背的背影呈现在眼前，我才顿感：彪悍如“任大炮”，终究也没扛过时光荏苒，在两年的奔波劳累中愈发衰老。好在他的骨架挺大，背影不至于太“萧条”。
任志强个性强势，“炮火”范围覆盖国家机关、权贵，也包括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但为了帮阿拉善SEE扩大影响力，他没有脾气。上台募捐，底下的人起哄“你唱歌，你唱我就捐”，五音不全的任志强就给他唱；有人打趣“你给我抱一下我就捐”，任志强就让人家抱。“他在台上，人家拿他开心，他一点不觉得丢人。有时候在我们看来有点丢人格的事，在他看来，‘只要你捐钱，让我干什么都行’”。王利民说。
2014年，阿拉善SEE深港项目中心举办年会，邀请任志强参加。执行团队在具体对接的环节中出了差错，任志强提前一个月就抵达了深圳，准备参加年会。深港项目中心秘书长孙莉莉接到任志强的短信立马就蒙了，“吓得半死，不知道怎么跟任总交代。”权衡之后，孙莉莉决定向任志强坦白，并希望当面向他谈一谈深港中心面临的困惑。任志强很爽快地答应了，“没问题，你马上过来。”
任志强当会长的两年里，阿拉善SEE经历了一个发展的高潮。大多数会员对任志强的评价是“可爱”。秘书处还专门拍了一部题为《致敬任志强》的短片。
“当这个会长的动力就是我认为前几任干得不好，我要证明我比他们都行。”任志强没有当选会长之前，就批评前几任会长太笨，一些挺简单的事却做得很费劲。有一次，在于万通举办的媒体见面会上，记者问任志强是不是说冯仑干得不好，他迅速点了点头。
阿拉善SEE的会长，素以难当出名。我问任志强自己当了会长之后什么感受，他想都没想就说：“当了之后，我觉得他们还是比我笨。”比别人聪明在哪？他说聪明在会发动群众，“我比他们更多投入时间，比他们更多以身作则，比他们发展的会员多，比他们融资多，比他们推广农业技术多、种植多，你说我是不是比他们更优秀？”
两年时间，任志强发展了近300名新会员，超过了阿拉善SEE过去十年的会员总数。“这两年经济情况不好，有一些企业家没有能力再资助，所以他们退出了。如果他们不退出，今年总会员数可能超过600。” 主导阿拉善SEE战略转型
这样的发展速度，在阿拉善SEE内部有争议：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得这么快？会员们的意见分成了两派：一部分会员认为应该吸收大企业家加入，任志强这一拨会员则认为发展重点应该放在中小微企业家和年轻企业家。“环保是社会问题，需要更多的人认识、关注。中小企业和微小企业能带动更多人，这比大企业仅仅出更多的钱支持环保更重要。这里还有一个传承问题，大部分成熟的企业家岁数都比较大了，我们需要有人接代、传播，希望年轻人都积极加入到环保组织。”
问题是，任志强即将卸任，如果下一任会长出自另一拨“阵营”，认为阿拉善SEE应该精英化怎么办？任志强本能地否定了我的看法，“不，不，不，你错了，你错了，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并不担忧治理团队换届之后，阿拉善SEE的“路线”出现重大转变。
2015年，任志强主导了阿拉善SEE的战略转型，请贝恩咨询公司制订了一套社会化的战略措施。自那之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和基金会分治，SEE基金会也从私募基金会转为公募基金会。“贝恩的方案是理事会统一通过的，我们现在已经在一步步落实，下一届不管谁当会长，都会照着做。即使我不当会长，现在的理事会里，也许有人还是下一届的理事，甚至是会长，他们仍然会延续这个战略。一个民主的体制，管理者更换之后，重大战略发生变化的情况，通常不会存在。”
对于这个战略方向，阿拉善SEE新一任会长钱晓华并不打算改变它。“我支持老任，这个方向没有问题。我们就是要让更多企业家参与环保，不管他们量级大小。开烧饼店、油条店就不能参加环保吗？”
战略层面没有问题，那么战术层面呢？阿拉善SEE在短短两年内新增近三百名会员，扩充几个项目中心，后劲不足的问题便显露出来，“会员层次也参差不齐。”孙莉莉说。
两年前，有会员宁愿从华北项目中心坐飞机到深圳，去参加深港项目中心的活动。当时除了北京总部和深港、西南两个项目中心外，其他项目中心基本没有成熟的项目。
是时，任志强刚刚上任不久，孙莉莉向他汇报了这个问题，并建议总部不要以开会为唯一的形式聚集会员，而是支持各个项目中心把项目做扎实，“他们可能参加完一次会之后，第二次觉得没意思、说得多做得少，就不来了。”任志强很快就安排秘书处落实了这个建议，其他项目中心也陆续派人到深港中心“取经”。但是，项目中心多、成熟项目少的状态，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
2014年加入阿拉善SEE的薛健也在抱怨，会员深度参与项目存在障碍。“我本来去年就想退出的，在里面无聊，新会员根本没办法融入，一些新会员可能进来一年不认识任何其他会员，不知道阿拉善SEE在干什么，没有黏度，没有服务。”
任志强上任时，曾提出三个目标，除了发展300名新会员和将阿拉善SEE基金会从私募资格转为公募资格外，也要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注册为全国性质的企业家协会。最后一个目标遭遇的阻力最多，也没有完成。“本来预定今年慈善法会出台，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慈善法不能出台的话，我们不能迅速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公益组织。这一任还是有一些遗憾的。”
任志强还做过一个不成功的尝试。2014年，理事会通过了一项资产保值增值的提案—阿拉善SEE基金会出资1200万元购买诺亚财富的理财产品。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后受到风险波动，监事会得知此事后向理事会施加压力，要求理事会和秘书处首先确保本金安全。“监事会认为这个合同有问题，我们是企业家，都懂这个问题，理事会没有事先征求我们的意见就通过了，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我就说，理事会如果不能在我们下次开会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向全体会员说明这件事。”时任监事长钱晓华说。
任志强受到了监事会的强大压力，为了减小基金会的风险，他提议所有的损失由全体理事承担，这又被时任理事周洲指责。表决这项投资提案时，周洲并没有同意，他认为损失应该由当时投赞成票的理事承担。
诺亚财富CEO汪静波也是阿拉善SEE会员，双方召开紧急会议，很快达成了妥善的处理方案。3个月后，阿拉善SEE收回了1200万元本金和对应的27万元收益，这件事才得以圆满解决。
这两年，任志强一直在尽力成为阿拉善SEE创立以来最好的会长，但也留有遗憾。他是历任会长中最认真的一个，任期内投入三百三十多天时间为阿拉善SEE奔走，之前的四任会长，均只在一百天左右。他认为自己最大的成绩是改变了阿拉善SEE只想用少数人来做公益的做法。“我一定要干得超过前四届会长，而且要给后面的会长巨大压力，让他们投入更多。”任志强发表卸任演说时，几百名企业家三次全体起立为他鼓掌。
有些时候，我对任志强的言行感到匪夷所思。不是因为他说北京某些地段的房价可能超过八十万一平。
为了让自己更专业，任志强到欧美考察了一批老牌的非政府组织，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鲍尔森基金会，心得之一是，慈善是这些富豪家族的传统。我问他：“你是否考虑带你的女儿也深度参与公益慈善？” 我以为，任志强顶多会表示“随缘”。结果，他肯定地说：不会。这两年，他一直在鼓吹环保，又“忽悠”了很多年轻人加入阿拉善SEE，怎么到他自己女儿这里就不行了？
按照任志强的解释，他不是不带女儿做公益，而是不打算成立家族基金会，因为中国缺乏一个让家族财富可以正常传承的社会制度，他说马云在海外设立公益信托是中国政府的耻辱。“如果中国的政策好，为什么要转到国外，拐一道弯？这不是耻辱吗？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的社会制度，至少一部好的慈善法应该尽快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