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应该为万科说句公道话
上周一《我的朋友王石，善与大意的代价》一文，影响和争议都超预期。秦朔瞬间赢得了几十年不遇的绰号，真心体会到众声喧哗的威力和“群体极化”的网络效应。
有人叫他“中国最佳猪队友”，因为“秦朔老师建议王石[微博]卸任，出任万科董事会终身荣誉主席。……思前想后，决定也应王石先生心声，给这位秦朔老师颁个奖：中国最佳猪队友。”几位朋友微信推给我，他回答：我可能是猪脑子，但不是猪队友，因为从不站队。我今天写作只为两方负责，就是我的读者，和我的真心。
有人则叫他“会舔功”的“秦门客”，所谓“王石上厕所大便都不带纸，直接带着秦门客”。
还有要替潮汕商人出气的，说“潮汕再怎么看也比你那个河南强”云云。
而最多的争议，则是质疑他的独立性，怀疑“一个媒体总编和企业家之间不清不楚的关系”。
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越是爱惜羽毛越是难逃泥潭，除非一言不发。早就说过，“我希望有一张安静的书桌，用安静的心、平静的心智，独立思考和观察，不盲从，不偏信，不迎合，不媚谁”。今后不会再浪费读者时间讨论这些，这是他最后一次澄清立场问题。
他和王石说得清的关系
对于他和王石“不清不楚的关系”，因为不只是他，还牵连到王石，所以有几句话要说。
他和王石确有交情，有思想交流。但迄今为止，王石邀请他参加的活动只有两次。王石在《让灵魂跟上脚步》一书中都写到了：
“(2006年)10月17日，晴，西风。……8:10，出发。……太阳升高，光线强烈。追上两位并排行走的队员：秦朔和万杰(注：应是万捷)。小个子秦朔扬扬手，苦笑：‘腿拉伤了，走不快。’着一身户外装的万杰轻松状：‘王总，你赶路吧，我陪着秦朔，难得机会聊聊天。’我超过二人，继续赶路。
“秦朔原来在《南方窗》(注：应为《南风窗》)担任总编，后来，他到上海创设《第一财经日报》并任总编。两个月前，秦朔的一番话对我有所触动。一次聚会，他直言批评万科对媒体的采访过于敏感。两个月后，秦朔作为特约嘉宾，出席在杭州召开的万科集团季度例会，并作题为《万科如何避免大企业病》的专题讲演。也就是在那次杭州会议，老王邀请秦总编参加戈壁徒步。”
(注：玄奘之路戈壁行我是自费参加的，王石、曲向东那边没费用，我也没向第一财经报销，尽管后来在日报写了四五千字的报道。我给万科季度例会上课，没有课酬，只有一个纪念品，万科杭州良渚项目的一块砖。)
他对王石和万科是不是靠“舔”？有兴趣者可以搜索《橡子：金色雅筑事件能否成为万科新里程》一文。橡子是他的笔名，文章发表在2009年4月16日《第一财经日报》。
“每一家房地产商都会面对交楼问题，也没有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百分百OK’，从这一点看，‘金色雅筑事件’并不是不堪面对的。……但是，万科是否真正从这一事件中获得教训，是值得提醒的。因为，类似问题，在万科近年来并非独此一例。……业界公认，万科的建筑成本并不低，以不低的制造成本，却出现类似‘金色雅筑’这样的硬伤，更值得万科反复思量，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万科是靠口碑起家的
“万科是靠口碑起家的。万科的高管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历史。假如他们每个人都到‘金色雅筑’那些充满不良记忆的房子里去过，感受过，也许他们会重新明白口碑的力量，也许他们会重新定义万科今天的使命，也许他们会把忧患真正写在心里，把责任真正挑在肩上。
“我们不知道在一个已经很庞大的万科组织结构里，来自顾客和一线的信息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真实全面的传导，但我们相信，如果在‘金色雅筑’这样的事件后，万科的领导层还不能发自内心地触动一些什么的话，万科将开始远离那些多年来一直对它信任、期待、尊敬，甚至热爱的目光。”
中国媒体是有一些不堪与无奈，但就他25年工作经验看，大多数媒体和媒体从业者都是遵循职业准则的。大多数媒体和大多数企业在大多数时间的关系，是正常的、健康的。污名化的想象与不恰当的贬损，都与事实不符。
上周一文章说过，他不掩饰对万科和王石的偏好。仅从上例朋友们就可明白，王石和万科是开放包容的，是不怕批评甚至悦纳批评的。拿“金色雅筑”评论来说，当时《第一财经日报》已有好几篇新闻报道，再写一篇敲打万科，并非一定必要，因为按这种标准，别的发展商的问题就是天天写也写不完。万科知道我在写，但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万科人打过招呼。
一个不粉饰太平的万科，一个尊重媒体报道权利的万科，作为媒体人，我凭什么不喜欢？！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本；欲流之长也，必浚其泉。”万科今天的影响，和它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践行“健康丰盛的人生”、“阳光照亮的体制”是分不开的。冯仑曾说，“我们完全有理由深信植根于万科经理人当中的企业文化和价值伦理才是最重要的获胜基因。”在这一点上，我的态度和他完全一致。
因为坚持原则，不搞私相授受乌七八糟那一套，万科在各地有很长时间都拿不到中心城区土地。不过，万科之道不孤。王石对我说过，中部一座大型城市的市府秘书长，因为爱看《万科周刊》，当万科想进入时，排除困难给出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很多媒体都试图采访姚振华，都没有结果。我请第一财经资深的保险记者陈天翔带信给他们，回答是“条件不成熟”。中国有很多富豪，神龙见首不见尾，N年也没有哪个媒体采访过，不知道低调背后到底什么调。但为恪守中道，宝万之争至今，我没有联系过王石、郁亮和万科任何人，所有采访都通过别的渠道。
关于潮汕，不是地域歧视，是呼唤开放文化
至于他在上文中对姚振华的评论涉及对潮汕商人的批评，如果客观上给潮汕商人造成负面影响，他愿表达歉意。但对潮汕商人存在的封闭性、投机性、保守性的问题，我不改立场。
潮汕商人存在封闭性、投机性、保守性潮汕商人存在封闭性、投机性、保守性
对于潮汕商人，他没有丝毫地域歧视(要说地域歧视，河南人多年备受污名打击倒是真的)，他想表达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地方不能发展出“非人格化的交易”，而习惯于血亲乡族本地人的“人格化交易”，那这种文化不可能支持可延展、可持续的发展。
浙江大学[微博]史晋川教授做过一项“非人格化交易”和“人格化交易”的比较研究。10至14世纪，活跃在地中海地区的马格里布商人，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仅从本族商人中雇佣贸易代理商，一旦某个代理商有欺诈行为，整个马格里布商人联盟会对他集体性地进行永久惩罚。
同一时期，活跃在地中海地区的还有热那亚商人，他们从事远距离贸易时则不排斥与非热那亚人进行合作，为此创立了“社区法庭”以保证跨时空的陌生人之间交易合约的执行。最终的结果是，基于法治的非人格化交易机制的贸易扩张，比人格化交易机制的贸易扩张更有效率，热那亚商人在地中海远距离贸易活动中的生存历史也较马格里布商人更为长远。
看起来都是生意，但由于“非人格化交易”能够提供法治这种资源，所以更持久更健康。
请问，潮汕商人中，是“非人格化交易”更为通行，还是那张不可触摸的“人格化交易”之网更为通行？
请问，是万科、平安、华为、腾讯这样的开放型用人公司发展得更好(以他当年认识的一些万科领导人为例，郁亮是江苏人，郭钧是河南人，莫军是北京人，肖莉是湖南人)，还是宝能这样有浓厚地域商帮和亲族色彩(多年来姚振华和弟弟姚建辉不断对调在宝能系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的公司发展得更好？
作为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之城，在深圳，是依靠团队文化的公司更有吸引力，还是仰仗团伙文化的公司更有吸引力？宝能系的前海人寿2012年成立，三年下来换了三任总经理，高管换血率更高达2/3(开业12位高管至今剩4)，而前海人寿挖角给出的薪酬超出同行30%以上，为什么高管还都像走马灯一样留不住呢？
他的答案是文化。换言之，前海人寿的生意类型不需要开放文化、不需要职业经理人制度，也能挣得到钱，靠老板的胆子和路子就够了。但是，长远看，真的够吗？
王石个人生活与时间安排的合宜性问题
通过阅读一周来宝万之争方方面面的报道，以及对很多opinion leader的采访，他的体会是，此次王石面对的挑战甚至超过2008年汶川地震时那句不合时宜的真话所引发的声誉危机。王石在风口浪尖起舞，猝不及防且没有退路。
而一个悲哀的事实是，相当多年轻人并不站在他的一边。
万科是中国罕见的从理想反推回现实的公司。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尊重生命、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鼓励表达不同意见，就是这家公司的文化。“人才是一条理性的河流，哪里有凹地，就向哪里汇聚。”万科员工进进出出，“二进宫”“三进宫”很正常，在别的公司这很难想象。
最早追求公司民主化、员工人性化的王石，可能不会想到今天，当很多年轻人在网络上自由抒发意见时，他们挑边“油条哥”而不是王大哥。根本理由是王大哥居高临下说了“油条哥”。这实在是一个经济民主化、选择自由化时代的经典场景。对王石来说，30年前他倡导的理念今天反过来给了他一个惩罚。
除了股权与控制权的挑战，王石在舆论方面遭遇的挑战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是讲情怀，还是讲商业规则、市场力量？是讲职业经理人文化，还是对所有股东承担信托责任？是讲别人不配，还是反思自己为什么不早做准备？最后是在万科董事长这个位置上，个人生活与时间安排的合宜性问题。
先谈最后这个问题，董事长的定位问题。王石今天的定位是万科的历史选择。诚然，董事长兼CEO类型的企业家(如马明哲、马化腾、李彦宏、雷军[微博]、宗庆后[微博]，还有国外的韦尔奇和乔布斯等等)的驱动力最旺盛(有大量研究支持，他对中国企业家所做的300个样本的研究结论也是这样)，但不同行业的企业在不同阶段的高管管治安排，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比如马云[微博]、柳传志、王正华[微博]等就没有兼任CEO。
也有研究显示，董事长和CEO集于一身的体制，在企业绩效优越性上的表现是不确定的。这涉及集权分权的利弊问题，也涉及管理风格问题。有些企业家从早到晚呕心沥血手机接不完，这是一种可贵的精神。
有些企业家，几乎没有什么手机打进来，除非他打出去，授权管理井井有条，胜似闲庭信步，该休假时就休假，该关机时就关机，这也是一种境界。不能因为王石主要在外面活动，就说他对万科不尽责、可有可无。他选择郁亮同享决策权，并把执行权交给郁亮，发挥郁亮善于管理的优势，这种AB面结构对万科可能就是最好的制度安排。
王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过，“在公司创业初期，当然个人魅力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企业制度的建立，随着职业经理的形成，应该说，个人的魅力仍然很大的话，反而是一种危险，现在万科来讲，个人的魅力虽然在媒体面前显现得比较明显，但是实际上，万科主要是一个优秀的团队在起作用，王石个人的魅力作用是越来越小，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2014年时王石还对媒体说过：“实际上，这之前10年我一直在登山。那时也是一离开就两个月，并不影响万科的正常运营。现在只是登山换成了在校园学习，从通信联系上来说，其实是更便捷了。仍是登山，但不是物理的山峰，而是心中高耸入云的知识的山峰。”
就他个人喜欢亲力亲为和处在现在的年龄，他不讳言，他更喜欢马明哲、马化腾、雷军式的全情投入模式，但他完全尊重王石和万科的选择。王石自觉地从“奇里斯玛型”领导人(Charismatic，个人魅力)向法理型领导人(legale)的转换，既是他崇尚的制度安排，也为郁亮这样的优秀经理人打开了空间。
他之所以建议王石在未来出任万科董事会终身荣誉主席(可能这个建议会伤到正在“打仗”的他)，只不过是把万科现有的高管管治模式向前再推一步。他认为，在这个无形驾驭有形的年代，王石在“虚位”上的作用(更宏观，更易于整合资源)可能更有利于万科的发展。当然，这里的前提是，万科董事会必须对王石的薪酬待遇“根据他的独特贡献给予特别安排”。
当年，他放弃了自己唾手可得的40%股权，引领万科走上了新兴企业之路，今天，用任正非的话，“我们倡导学雷锋，但决不能让雷锋吃亏”。王石不说，万科董事会必须考虑。如果这个问题未来万科董事会解决不好，上天决不会原谅他们中的每一个。
说到个人生活，他想，王石在这样的年龄去读书(他生于1951年)，始终不放弃本源性思考，不抽烟、不喝酒、爱锻炼、爱冒险、爱读书、爱思考、爱公益，没有几个企业家比他的生活方式更健康吧！至于感情问题，家家都有难念的经，他并不认为王石是个负心人。
以前，王石在接受采访、回答“您太太和家庭对您的事业成功有多大的帮助”时说，“应该是帮助非常非常大的。我是1983年到深圳去的，当时我的女儿一岁，家里非常需要我照顾，我离开广州去了深圳。我太太第一表示理解，第二表示支持。女儿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一直是我太太承担着对她的教育任务。
应该说，没有她们的支持和理解，我全力以赴做事情是很难的。”这话肯定发自内心。王石也跟我说过，那时候每个周末都坐火车回广州。后来的变化，他不妄议，只觉得长期分居对夫妻来说肯定不是好事。
怎样理解商业规则与创始人的反应
在宝万之争、王姚之辩中，很多财经精英坚定支持王石，但也有不少精英对王石颇有微词。
以下是四位中国一流金融家、企业家的看法，他认为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应他们要求，均不署名。
【70后创业家，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上市公司被并购很正常，你上市那一天就要想好。你说是恶意并购，其实也是正常的商业举措。宝万之争是一块试金石，看我们按不按规则办事。你把别人定义成野蛮人，是不是想靠社会压力和政府干预把人家赶走？市场中最大的善意就是按规则行事，切勿将道德和情怀加于规则之上。
中国主要的问题不是善意恶意，而是讲不讲规则。古今中外，不管在政治还是经济中，凡以善意恶意来评价人/事，最终都会被证明是虚伪或幼稚的。一切的准绳必须是而且只是“按规则来玩游戏”。
(这位在硅谷的朋友痛心疾首微信我说：“这次你肯定要掉很多粉，你和王石的关系就是双刃剑。”)
【50后投资家，普林斯顿大学毕业】这是蛮简单的一个事情。王石的反应，是任何一个公司创始人都有的，动物般的本能反应。换成我也是这么个反应。宝能系的前海人寿2012年才成立，按国际惯例，人寿公司投入期很长，前8年都赔钱，一个只有3年历史的公司，哪里有可能搞到这么多来路不明的钱？印钞票也印不及啊？当然要质疑。
这就好比一个面目狰狞的贼，拿着偷来的钱去做嫁妆，要买一良家妇女。甭说是姑娘父母，就是路人都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更何况创始人就是那姑娘的爹。当然，王石也有错，又要当偶像，又要当公司老板最后拍板，没有在股权设置上下功夫。一说就是华润第一大股东不管管理层，这真的就好吗？
(这位朋友最后微信我一句英文，there is no free lunch in the world)
【60后金融家，多家金融机构领导人】他觉得王石存在错位的问题。宝万之争，首先是股东对股东，而华润不表态，其次应该是董事会决策，但董事会不开。只有王石说他代表郁亮和管理层，要谈信托责任。那么，你管理层对宝能、前海人寿有没有信托责任？你以为公司是你的吗？你几十年坚持的价值观里，有没有对股东负责这一条？你说宝能系举牌万科的资金有问题，是高风险的。这我承认，这种资金供给买不买万科都是高风险的。大家风险偏好不一样。这是商业判断，胜负自担。
(这位朋友告诉我，王石在深圳和基金行业见面时，因为对所有股东承担信托责任的理解存在分歧，谈得并不愉快。而万科的股价与分红表现，也不令股东满意，相比起来，平安虽然股价表现很一般但分红政策尚好)
【70后投资集团CEO，海外有大量金融投资】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宝能系的保险资金的规模再大也是有限的，能不能在单一项目中运用几百亿？投资额有没有超限？在海外，保险公司投资单一项目不能超过总资产规模的2%，而且欧美是把整个资产运用都算上。比如，你的股本是40亿，借款60亿，那么是按照100亿来计算。
如果有表外的、配资的债务，还要加上去，也就是将风险全额计入投资，这是很严格的约束。他不知道中国的监管部门考虑不考虑这样的问题？他觉得浙商银行作为劣后资金的提供方，没有太多责任和风险，但宝能系风险很大。而由于监管跟不上，所以目前看宝能系赢的概率更高。
从商业文明的角度提问宝能和安邦
保险公司大举投资不动产已经成为趋势。中国保险公司今天面临的两难是：在资产端，大资管时代却遭遇“资产荒”，缺乏优质资产去投资。在负债端，中国保险行业的发展，不像西方保险公司是长期慢慢长大的，主要依靠正常保险业务本身长大的，而是通过短期高成本地去负债、提升保费收入规模、获得资产规模、推动公司的膨胀，万能险、投连险都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矛盾：一方面是越来越低的资产收益率(以不断下降的无风险利率为背景)，一方面是成本越来越高、压力越来越大的负债端(以流动性充裕为背景)。其结果是，一些保险公司看到了二级市场有一些高收益机会，可以对冲高成本压力。于是，估值相对合理的优质房地产公司就成为他们的猎物，他们不惜用10倍、20倍的高杠杆去追逐。
他无意质疑高杠杆本身，他想说的是，即使他们的行为合乎目前监管条件下的商业规则，即使我们不去追究这些资金的源流，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即保险资金“猎取”万科们的目的，不是创造价值协同，而是为了“获得”；不是帮助公司成长，而是看到了万科们账上丰厚的现金储备和优良信用，那可以帮助他们玩更大的资本游戏。
不要跟他说这是逆袭。他喜欢商业领域产品与服务创新所带来的逆袭和颠覆，他不喜欢资本领域“毕其功于一役”的逆袭。
不要跟他说这是奇迹。他相信走了无数的路，积累了千万的时间，才能打造出卓越的公司。如同任正非所说的，华为是靠一个“傻”字才有今天。
宝能和安邦通过正规市场的投资行为应当尊重，但是，靠急功近利，行妙手空空，图近功速效，这样的做法，我们不应该倡导。除非他们真正去理解万科，尊重万科的历史和道路，成为长距离价值创造的伙伴。对这一点，安邦已经有一个表态，但更重要地，我们希望安邦言行一致，行胜于言。
高盛在多年前发布的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GS Sustain)中指出，企业社会责任不是遥不可及的道德训诫，而已经成为一种可行的经营理念，那些诚信、着重公司治理、重视人力资源、参与环保、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企业，更能吸引投资者的关注，更有益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也更容易赢得消费者的喜爱。
高盛的结论是：“更多的资产已经集中到可持续发展经营模式上，市场对眼光长远的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决策者和新进企业的回报也是巨大的，这种回报绝非15年前的人们可以预测到的。”
最近二三十年来，全球管理学界越来越注重将“最大化股东价值”(doing well)的经济目标和“经营造益”、“对利益相关者负责”(doing good)的社会目标放在一个框架下思考。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这就是企业之善(good)的标准。
如果宝能不能向社会承诺，他们未来的方向是“万科化的宝能”而绝非“宝能化的万科”，如果他们追逐的“成功”就是财技的成功而不是“doing well by doing good”的结果，那么，吃下万科的那一天，也就是doing evil的那一天。今天的中国，那一类的“经济怪物”与“怪物经济”还少吗？
请宝能也包括安邦，能够在CCTV财经频道这样的平台上给我们讲述你们对商业文明的理解和你们的商业价值观以及你们的投资主张。坦白说，除了你们频频发布的收购这个收购那个的惊天新闻，我没有看到你们对于投资的真正理解。什么是好的投资？什么是金融的王道？就是有办法弄到钱、大肆收购？哪有这么简单？!
他强烈建议宝万之争这场商业大戏应该成为全社会学习“文明型市场经济”的课堂，他强烈建议各位主角登上电视辩论台，开展公开辩论。我们社会要树立的，不是谁能得到万科这样的“所有权崇拜”，而是如何通过创新价值，通过深深地融入社会去创造正的外部性，让我们的商业社会更加和谐和健康。拜托了，CCTV！
企业家精神是商业文明的核心
他高度尊重产权，它是一切商业活动能够可持续开展的前提。但是，言必称股东，也会走向异化。
从他的研究看，在海盗资本主义、管理资本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股东资本主义，是将股东价值凌驾于其他一切价值之上的一种公司治理模式，其逻辑的第一条是“资本的意志永远是对的”，第二条是“如有异议，请参照第一条”。
股东资本主义要求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化，低税制，崇尚自由投资与产权保护，对管理者施加“利润最大化”和“市场价值最大化”的压力。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企业提高效率，有助于维护出资人权益，但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尤辛(Michael Useem)所指出的，在股东资本主义时代，企业管理层被股东紧紧追逼，他们头上时刻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决策的自由度缩小了，只有不断地实现股东价值，才能稳定自己的地位。
在股东资本主义社会，为实现更高股东价值而展开的生产力创新活动的确比较活跃，但弊端也非常明显，就是国民收入分配差异巨大，资方越来越富，劳方的相对贫穷化程度不断加剧，社会福利救济水平的提高十分缓慢，公共物品质量较差，公共服务与社会财富不成比例，投资率、储蓄率很低。
英国经济学家戴维-柯茨(David Coates)指出，在这种模式下，“积累的决策权主要在私人公司，它们可以自由地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利润目标，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资本；劳动者只能享有有限的和法律明文规定的劳动所得和社会权利。”
股东资本主义
股东资本主义，加上追求资本扩张全球化、资产形式证券化、财富表现虚拟化、衍生交易自由化的虚拟资本主义，构成了一种新型资本形态。它抛弃了20多年前由“卓越的民族商业精英阶层，管理层对企业的稳固控制以及商界与金融机构的长期关系”构成的体制，而代表着“全球对地方、投机者对管理者、金融家对制造商的胜利”(马丁·沃尔夫)。
我们在全球都看到，金融资本的规模和流动性越来越强，但所受约束和监管远远跟不上；金融资产的交易驱动型色彩越来越浓，包装、并购、买卖企业远比老老实实经营企业更受追捧；以期权、期货和互换为代表的衍生品越来越多，以“告别长仓”、“套利为王”为宗旨的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大行其道……这种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当然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其内在弊端也是极为突出的，一旦发作就会酿成大祸，成为巴菲特所说的“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领头羊把所有动物带到了围栏里，等待它们的却是一场屠杀”。
管理资本主义的代表性学者钱德勒1977年在《看得见的手——美国商业界的管理革命》中所写的原则——“在进行管理决策时，职业经理人会选择那些有益于企业长期稳定和增长的决策，而不是那些使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这样的风格今天正越来越弱。 他希望，站在商业文明的立场，能够回到对企业家精神的尊重和弘扬。企业家精神是商业文明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金融资本的运用，只有建立在与企业家为友的基础上，才是合宜的。
他希望，资本的逐利行为，必须符合商业的理性良知、天道人心，必须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和职业经理人行为的长期化，金融不能只谈创新不谈风险，金融也不能不谈道德。繁荣不是金融和商业稳定的护身符，理性的繁荣，和谐的繁荣，才是长治久安的文明基石。
这就是他在上一篇文章中所倡导的“基于企业家精神和商业文明的共生主义”，正如怀特海所说：“生命要求有创造的冲动，但社会与文化必须稳定到能够使追求创造的冒险得到滋养；只有这样，这种冒险才能开花结果而不至于变成没有导向的混乱。”如果我们对于商业和金融有一种负责任的自觉，我们就会深刻地意识到限定性。
经济学更多地研究需求，也就是有支付能力的需要，而社会必须体察那些没有支付能力的需要，这就是经济学的限定性。王石们没有更多的金钱支付能力，这恰恰是我们的商界和金融界要深深体察的。
在王石和他都喜欢看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资本主义被这样定义，“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欲达的经济成功，这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与行会师傅以及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也是截然相反的，因为这种传统主义趋向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这是110年前的观点了，难道今天我们还要对“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的做法赞扬而不是扬弃吗？
一个“美好社会”(good society)其实是它的社会成员寻求更好的社会选择，实现美好人生的过程。在这篇接近万言的述说中，我想我已经说完了我的立场和理解。孤单的王石，茫然的万科，不尽责的华润(在宝能系发起攻击之初，就有良性资本希望战略性投资万科，却被华润否决)，牌局输赢似乎已定。
万科和王石应该反思，他们一定有盲点却未警觉，一定有自负而未自省。但是，面对宝能系这样的机会主义突击手，我们的社会、学者总该站出来说几句话，为万科这个31岁的好青年说句话，总不能以规则为名为宝能大开方便之门吧。如果一定要讲规则，请揭开宝能系的资金链条再说。
社会应该为万科说句公道话
王石，我知道你在痛苦之中，我也在痛苦之中，不知道未来将向何方演化。但是，让我们一起重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名言鼓励自己吧，我怕只怕自己配不上所受的痛苦。
不要责备谁，我们继续坐言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