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必将有前途！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还是中国“真理标准大讨论”40周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就在这个不寻常的2018年，不但中国经济面临着必须与旧发展模式决裂转而进入下一轮更加深入改革开放的关口，思想界、理论界乃至网红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亦如40年前般激烈而热闹：关于所谓“国进民退”的问题，关于所谓民营经济“是否该撤场”的问题，甚至关于中国经济未来会不会发生改革倒退、会不会停滞等问题，各种意见和言论四起。不但经济评论家们纷纷现身激烈论战，甚至很多段子手也不甘寂寞，摆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加之内忧（中国经济面临整体转型带来的短期阵痛）与外患（美国等的外部竞争对手的强压之下）的双重夹逼，社会民间开始弥漫着一股“悲观论”的认识和情绪。
那么，我们应该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失望吗？
或许，只有回顾历史，理性分析，厘清脉络，才能更好地看清未来。
一、“国进民退”问题似乎正在演化为主义之争
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经济是否有前途”的问题，争辩所谓该“国进”还是该“民进”其实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甚至更背后的逻辑：公有制多一些还是私有制多一些亦不是关键。
要说清楚这个道理，恐怕我们需要重新拾起上世纪70年代末“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态度，重新咀嚼小平同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深刻内涵。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之所以能在1978年开启了一段“急转弯”式的经济发展道路大切换，最关键的就是放弃无谓的主义之争，转而实事求是地、脚踏实地地思考如何实现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基本路线，并以实践效果作为检验理论对错的唯一标准。
那么，时至今日，决定“中国经济是否有前途”的最关键因素究竟是什么？
几十年过去，答案一直没变，依然是：市场经济。
这早已成为不是问题的问题，因为不但时至今日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流派的共同基石就是“市场”，前苏联的失败以及中国经济的成功都不断证明着这一点。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不断走向深化和开放的市场化改革就是中国成功的最大实践；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更是中央最重要的表态，是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成功实践反馈后中国将继续长期坚持的政策主线。
换言之，只要中国经济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开放，只要不出现重大系统性风险（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已被列为中央三大攻坚战之首位），中国经济就一定有前途。
所以，究竟该“国进”还是“民进”对于决定中国经济前途这个问题上的讨论意义是不大的。
然而，“国”“民”之争的话题之所以如此吸引人们的注意也并非没有来由，其实背后的焦点其实在于所有制层面的“公”“私”之争，这似乎就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严肃的经济学命题了。
其实从经济学视角去探讨“公”“私”之争核心落脚的是产权问题，因为在产权经济学中，权利界定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换言之，产权问题是向市场经济迈进的前提。
事实上，中国已经用几十年的成功实践回答了这一问题。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简陋表述就是”公有制下的市场经济“。即中国在没有触及所有制这一根本问题的前提下，成功实施了市场经济（即使它离经济学家理想的市场状态还有一点距离，中国政府也从未回避这一点，并表示将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这里的关键之一就是产权改革。从改革开放初期在农村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上世纪90年代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从2004年“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入宪，到2007年《物权法》实施，再到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正式发布——这些无疑都在非常大的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那么，中国下一步改革会最终触及所有制问题吗？换言之，中国最终会走向全面私有制吗？
显然不会。
作为以社会主义为执政基础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恐怕不会在“公有制所有权作为中国经济体制基础”的问题上做出改变。因为在此前中国成功的市场经济改革中，“所有权”问题似乎并未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相反，经济产权中的“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似乎更加吸引市场参与者的兴趣，“所有权”的重要性似乎大大降低了——况且，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公有制，逻辑上看所有权本身就包括你我他。尤其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在共享经济思维下，“使用权大于所有权”的理念更是深入人心。那么在下一步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将更没有动力将所有制问题摆到台面。
简单梳理一下上述逻辑：中国经济是否有前途取决于是否继续深化推行市场经济改革（及控制防范住重大风险），而市场经济深改的一个关键前提是产权制度改革的继续深化。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似乎很好地解决了在不改变公有制前提下的产权改革创新，即对于原公有制属性的资产保持所有权不变，转而下放其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对于已经形成的私人所有权则逐步立法保护。未来，由于执政党的主义使命，中国最终将不会全面走向西方式的全面私有化。
按照科斯、王宁在《变革中国》里的表述：“在最近的30年中，许多观察家和评论家曾经希望中国最终会转向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但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看不到中国共产党有什么改变执政模式的迹象“，“在中国共产党的持续执政下，中式市场经济在一些人的眼里代表一个异样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一争高低的潜力“。
二、国资国企改革是中国深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化解的最后一块坚冰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企改革就一直是振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组成部分。
然而，一方面是中国政府从未停止过对国企的改革，另一方面国企改革的效果一直被饱受诟病：低效、垄断、腐败等一直成为国企改革的老大难问题。
近年来，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成效的关键力量其实是发生在传统政治管制和国营经济夹缝中的“边缘革命”：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或者说，私有经济由于其在产权问题上的天生优势，根本不需要外部强压式改革，他们只需要一篇适合的土壤，就会自动发芽疯长。
当然，所谓“边缘力量”的崛起对中国政府而言并未成为一种政治上的敌视，相反，当那些来自边缘的创新在获得实践的巨大成功后被中央视为一种“意外的收获”，中国政府非常乐意将其作为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并大力推广，由此形成了从最初“摸着石头过河”到后来“顶层设计+基层首创”的独特中国改革模式。
今天，中国模式的成功进一步坚定了中央最终解决好国资国企改革的经验基础和成功信念。
在本轮国资国企改革中，核心的脉络和重点主要包括：
（一）分类改革与监管
长久以来，国企改革之难不在“力度”而在“分寸”，这是常常导致“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魔咒。
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国有经济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关于国有企业的角色和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更是给出了“六种力量”的具体要求：一是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二是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三是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四是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五是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六是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
国有经济这种整体定位自然是全面的、系统的，既满足了市场经济共性要求，又满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性要求。但是，上述整体功能定位会造成具体国有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面临“盈利性使命”与“公共政策性使命”的诉求冲突。一方面，国有企业要通过追求盈利性来保证自己的不断发展壮大，从而实现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要弥补市场缺陷，服务公共目标，这可能会要求牺牲盈利，这就使得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监管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
故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无疑成为本轮国资国企改革的最大亮点之一，意味着国企改革进入了“精细化”时代。
（二）产权的深化改革和“混改”
产权残缺问题（周其仁教授给出的描述是：法权与事实的产权不相一致”导致产权弱化的问题）一直是困扰国企运行低效、寻租腐败、资源浪费、激励不足和监管问题的主要因素。
本轮国资的产权改革将主要在这几方面形成亮点：
首先，国资委自我角色革命，即“从管资产变为管资本”，同时将权力（如内部薪酬、工资总额报备制度、集团投资规划、集团发展规划等）不断向两类公司（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下放，同时进一步理顺两类公司和其出资企业之间的产权和治理管控关系。
第二，在鼓励的领域，加大“混改”力度，不但要“混资”更要“混制”，同时鼓励上市，并以此倒逼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规范和完备。
第三，尤其对出于充分竞争中的商业类国企，鼓励大力借鉴民营企业的机制创新和管理经验，加大组织活力和运行效率的激发，推动国企完成市场化进程的“最后一公里”。
（三）高质量发展
当下，央企考核分配改革全面瞄准“高质量发展”：一是，充分发挥业绩考核的导向作用，推动中央企业质量变革；二是，充分发挥薪酬分配的杠杆作用，推动中央企业效率变革；三是，充分发挥中长期激励的牵引作用，推动中央企业动力变革。
从近些年央企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中，加之央企系统的内部重组浪潮的风起云涌，我们可以看出，央企的角色正在从以往作为一个普通市场参与者的角色，升级转型为国家级战略产业和基干产业生态的构建者，国家命脉产业和重要安全产业的压舱石，跨国竞争和国家外部战略空间开拓的引领者。
同样，地方各级国资系统也竞相纷纷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提出对所属国企的改革要求。
可见，若本轮国资改革目标如期达成，将代表着中国经济大半壁江山的公有制资产更充分地市场化，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后一层结构性障碍将获得突破，中国经济必然迎来下一轮腾飞！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最终状态应该是：国企标签（主要只商业类国企）亦或是民企标签都不再重要，大家都只是在公平市场规则中的竞争与合作的自主经营体。到那时，所谓“国”“民”之争将成为一个伪命题。
相较于当下国企改革的如火如荼、政策频出，客观上似乎映照出民企群体的“冷清”；加之一方面是国企效率提升后效益回暖强劲，另一方面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升级转型的苦痛挣扎，同时还遭遇融资、准入等政策执行中的歧视化对待，更加使民营企业生计窘迫、内心凉凉。
不过放眼长远，民企一味抱怨所谓的“国进民退”或将国企臆想为前行障碍，显然对于自身发展毫无益处；因为未来民企最大的对手不是国企而是整个时代，何不利用好当前国资国企改革、商业类国企加速市场化及混改等释放出的巨大政策空间和动力，借势发展呢？！从近期中央的频繁表态中再一次传达坚定的信号：中国不会限制民企发展，更不会开“民企应该撤场”的历史倒车。
三、中国的未来从不取决于眼前的困难和外部的压力，而取决于民众之心态
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固然重要，但最终决定其对待未来预期的，还是其获得感的增减。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道德情操论》里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事实上，经济发展能否最终带来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促成社会的平等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各主要流派的基本共识和价值评判依据。同样，这也将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面前最终极的、最考验组织智慧的重大命题，甚至由此衍生的整个国民心态和发展预期，将成为决定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最终决定力量！
作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崇高主义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党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在这一逻辑之下，无论是越来越有安全感的民企还是效率越来越高的国企，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对于中国老百姓的整体福祉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更是优势互补的。
综上所述，整个中国经济正处在艰难爬坡的最后决胜阶段，越是艰难处，越是修心时。悲观消极没有出路更毫无意义，唯有积极乐观，努力前行，共克时艰，才有可能迎来一个更有前途的未来！
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的未来报以更大的信心！
展望2019，我们期待中国企业集团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高质量增长，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为中国经济和社会添砖加瓦。
2019年，和君战略与集团管控研究中心不忘初心，牢记三大使命：
第一，基于前瞻性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为企业（集团）成长提供系统级的顶层解决方案；
第二，助推和催生一批真正拥有世界级竞争力的中国企业集团；
第三，为中国特色的世界级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提供一个亮眼的注脚。
王绍凯
和君集团战略与集团管控研究中心主任
2018/1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