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致良知——树立正确的三观。
王阳明创立心学的根本宗旨就是要激活儒家文化的理想主义精神，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旨趣落到实处。
现实世界中，“道”“术”兼备方可成功。有“术”无 “道”，迟早玩完，有“道”无“术”，必然沦为空谈。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是因为西方民族把基督教精神成功地转化为资本主义精神，赋予了以效率、利益为重要诉求的资本主义以精神性指向，也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因过度追求效率和利益而产生的弊端。
◆日本的资本主义则是将来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与西方资本主义相融合，创造出“论语加算盘”的具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精神。
在涩泽荣一看来，《论语》代表的是企业家的理想人格和社会责任，是传统话语中的“义”；“算盘”则代表企业家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对工商管理的完善，是传统话语中的“利”，涩泽荣一创造性地将儒家思想与来自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做了嫁接，形成了日本式的资本主义精神。
涩泽荣一又就此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士魂”就是一个人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商才”就是他还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
日本能够在明治维新后短短几十年间一跃而为东亚第一强国，打败了老大帝国清王朝和地跨欧亚的沙俄，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基础。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在几十年里再度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原因依然如此。
197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指出：自然世界在趋向混乱无序(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自然界有增熵趋势)的同时，会产生出负熵流，从而使世界变得越来越有序，越来越进化。
老子在两千五百年前也说过“反者道之动”，意思是物极必反。《易传·系辞》则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这是指出，当一个国家、民族、社会混乱到了极点时，就一定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一个文明和谐、健康完善的社会，一定内心有信仰、社会有规则、国家有法治。对企业经营管理而言，在这种背景下，应当从王阳明心学中吸取有益养分，将企业建设成为有信仰有理想的经营性组织。
第二，高度文化自信。
王阳明是一个慧根极高的人，从小就立下了高远的志向。这种天赋和个性使他绝不可能为前人、定论束缚。
王阳明学说及修炼功夫主要要解决的是如何处理事业发展中因挫折、失败导致的焦虑、恐惧、忧伤、绝望等问题。换言之，就是在忧患中如何坚定信仰、安身立命，保持心态的平和、理智和正常。
因此，从理论上说王阳明的心学没有太多玄奥，说到根本就是心理调适、人格砥砺、境界修为的问题。
王阳明学说最精粹的地方在于他以其艰难诡异的人生经历，具体而微地展示了如何将儒家的自信坚忍与道、禅的逍遥自逸融合为一，锻造出以儒家为本，道、禅为用的积极向上而又极富弹性的心智模式，而为后世有为之士树立了一个既可远观崇拜、又可努力践行的榜样。
第三，高扬思想自由创造的本性，使心灵对万物的感知、理解始终处于活泼灵动的状态。
“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是中国思想史上两种学术路径。该说法出自宋代哲学家陆九渊的《语录》，“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所谓六经注我，就是强调自己思想的创造性、创新性，儒家六经是用来证明、阐释自己思想的，是自身思想的注脚。而我注六经则更强调对儒家六经的继承性解读，尽可能地还原六经的本意。
以王阳明的才华和改造世界的人生理想，他走上六经注我的道路是必然之事。但王阳明并非从一开始就走上六经注我之路的，而是在经历了长期紧张的我注六经不得后，以生命为抵押探究人生真谛， 最终历经“狂风骇浪失棹橹”的生死考验才成为六经注我的大师。
在中国学术史上，我注六经的学者们着力于字词音韵训诂之学，主要是通过对经典的解读，还原经典的本意。六经注我则主要是思想家尤其是创新型思想家干的事，他们着力于提出自己对世界、人生的独到见解，经典主要是用来加强自己观点的论据而已。
从学术流派来看，纯粹的儒家学者更偏向于我注六经，因为儒家以保存、继承传统文化为己任。道家和禅宗(主要是南禅宗)更偏向于六经注我，道家偏向于思想的自由，默许乃至鼓励创新。
从思维方式上看，我注六经更接近渐悟，六经注我更接近直觉顿悟。
《中庸》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段话的意思是，当一个人达到了中和境界之时，他就可以让宇宙人世的万事万物各归其位，各自得到充分发展了。王阳明上述心得正是《中庸》修为思想的实践。
当一个人将宇宙人世的根本大道彻底领悟之时，当他充满着纯正理想而且对这种理想高度自信之时，他的精神状态一定是最高昂、最激越、最富于创造性的。此时，他是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的。
《征宸濠反间遗事》记载王阳明学生问用兵之术，王阳明说：“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凡人智能相去不甚远，胜负之决，不待卜诸临阵，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
此话道出了王阳明心学的核心价值：对个体创造潜力的激发、对自由精神的高扬。
王阳明心学对个体创造潜力的激发、对自由精神的高扬，在他的弟子王艮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王艮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成圣，《王心斋先生遗集》中， 王艮说他二十九岁时：“一夕梦天坠压身， 万人奔号求救。先生独奋臂托天而起，见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万人欢舞拜谢”。
这种自作尧舜的意识出现的背景是晚明政治的极端混乱与黑暗，士人对朝政普遍失去信心，因此要寻找精神出路和救世良方。在王艮看来，朝廷的当权者已完全失去了治理天下的能力和资格，因此在野的士人甚至匹夫也有资格成为治理天下的圣人。
他说：“飞龙在天，上治也，圣人治于上也；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圣人治 于下也。唯此二爻，皆谓之大人。故在下必治，在上必治。”
虽然《论语·宪问》中记载孔子讲过“当仁，不让于师”，却从来没有讲过一个儒者能够自作尧舜，相反，孔子十分强调名分等级，《论语·泰伯》记载孔子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王艮这种自作尧舜、当仁不让的精神，显然与传统儒家谨守君臣名分之别的理论有相当距离。这是对王阳明心学的新发展，是晚明启蒙主义思潮中重视个性、个体价值在儒家思想系统中的体现。
而之所以在王艮这里结出果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王艮出身底层，更少受到正统儒学的束缚，而保持着更多与下层社会相联系的思想的原生性与创造性。
第四，务实苦干精神。
王阳明心学高度重视思想的践行和计划的落实。他的三次重大功业，都是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务实苦干，创造性解决问题、圆满解决问题的典范。
王阳明平乱，不是简单地军事剿灭就了事，而是要从根源上铲除滋生社会动乱、破坏社会安定的所有因素。因此，王阳明在平乱的整个过程中，都秉持战略思维原则，首先做好顶层设计，然后逐步落实，使匪患横行的地区逐渐走向安定和谐。
王阳明的很多具体做法，如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兴办社学、推行乡规，都是这种务实苦干精神的体现，也因其显著的成效被后人延用。
中国传统思想中，无论儒家、道家、佛家都有清谈、空谈的现象，坐而论道、不务实际在历史上不绝如缕。受此影响，企业家中也有这种不良倾向。
而王阳明是真正做到了有“道”有“术”的杰出思想家和政治家、军事家，他的思想和功业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