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和山西，因为一条丝绸之路紧紧相连。
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贡献最大的贸易之路与文明交流之路。它是东西方物贸、文明互相交流的通道，促进了东西方社会文明的整体发展和提升。丝绸之路像一条金线，初期在北魏都城平城大同闪耀出现，后期又在北齐霸府晋阳亮丽盘旋。
粟特人，在中国史籍中常被称为“九姓胡”，本土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粟特人善经商，他们组成商团沿着丝绸之路东行，大量涌入中国，后裔也逐渐汉化。从许多考古遗迹或出土文物可以推断出，北朝和唐代的黄河两岸尤其是山西，曾活跃着很多由胡商、伎乐、官员组成的粟特人。
11月20日，在“山西晚报·文博山西讲坛”首场讲座上，文博大家、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特聘教授、德国慕尼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张庆捷先生就此进行了精彩解读，山西晚报辑选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北魏前期丝绸之路的东端是平城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考察中国，随后在他所著《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说法。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又认可了李希霍芬的提法，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重要的贸易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所以称作“丝绸之路”。
谈论丝绸之路者，一个避免不开的问题就是，丝路东端是哪里？论者首先是说长安，其次是说洛阳。但是奇怪的是，很少有人说平城大同。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有的学者论述丝路东端，是从某一个朝代或者几个朝代的都城来概述的，没有注意到每个朝代的情况。比如以往学界谈论丝绸之路的东端，只讲到西安或者洛阳，因为汉唐时期，这两个城市是都城，都城为丝绸之路东端的代表。都城是一个朝代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外国人汇聚之地，自然也是商业中心，吸纳了大量外国使者、商人和学者。熟悉汉唐历史的人都清楚，汉唐连绵一千余年，都城屡有变更。都城的变更，带来的结果是，丝绸之路东端所在地不断转移，丝绸之路的东端在历代也有所不同。毫无疑问，长安、洛阳是定都时间最久的城市，很长时间是丝绸之路的东端，但不是在汉唐时期的任何阶段，它们都是丝绸之路的东端。其二，限于资料较少，有的学者不了解北魏平城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就公元5世纪来讲，平城因为是北魏都城，因此它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更为密切，密切程度超过了长安和洛阳。
公元439年，太武帝攻灭北凉，再次开通东西方交往之路，然后双方互相派使节。翻阅《汉书·西域传》《后汉·西域传》和《晋书·西域传》，分别记载了西域诸国到达中原目的地（东端）的距离，《汉书》记载诸国距中原的距离，是以长安为目的地；《后汉书》和《晋书》记载西域诸国距中原的距离，均以洛阳为目的地；到了北魏，翻阅《魏书·西域传》和《北史·西域传》，记述西域诸国，多是记载距离代（平城）多少里，如洛那国（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去代一万四千四百五十里”；粟特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去代一万六千里”；波斯国（今伊朗）“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大秦国（古代罗马帝国），“去代三万九千四百里”，都是以平城为目的地，所以说，这个时期平城是丝绸之路的东端。
从北魏文成帝始，平城成为丝路东端最重要城市。从考古发现来看，很多有关丝绸之路的文物古迹都是从文成帝开始出现的，地面上有云冈石窟，墓葬中出现了很多从西域传入的乐器，如琵琶、箜篌、筚篥等。
山西境内的丝路遗存精彩纷呈
在山西境内的丝路遗存大致有三种。
一是佛教与佛教艺术，云冈石窟诸窟是最好的物证。在云冈石窟窟顶发现的佛教寺院遗址，目前是中国最早的寺院遗址，这是印度早期才有的。另外，山西有五百座左右的石窟石龛、崖壁造像，这些都是西方传入的。此外还有丝路乐舞，如在云冈石窟诸窟雕刻着西方传来的琵琶、箜篌、筚篥等数十种乐器，多达数百件。云冈石窟第12窟因为乐器多，被称为“音乐窟”或“佛籁洞”。丝路传来的乐器，在北魏墓葬绘画中也是屡见不鲜。舞蹈如“胡腾舞”“胡旋舞”等。
二是西方生产的器物，如金银铜器、金银币、玻璃器、首饰珠宝等。大同天镇县曾出土过很多波斯银币。清晚期，灵石县还曾出土了16枚罗马金币，可惜下落不明，这在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上有记载。此外，大同还出土了喝红酒用的高脚杯和部分玻璃器皿等。
三是工艺技术，如制造琉璃技术、葡萄栽培技术。2002年冬季，大同迎宾大道北魏墓葬中出土一个玻璃壶，形制与北魏墓中随葬的陶壶接近，可视为本地生产玻璃器的物证。
在云冈石窟第8窟里，摩醯首罗天像中，手里抓了一串葡萄。葡萄的形象很常见，葡萄的种植很久远，距今7000多年的时候，在埃及就有了葡萄，而且在埃及的很多壁画中，甚至是陶罐上，就写着葡萄种植。汉代葡萄进入中国，北魏时葡萄才进入普通民众家。有唐一代，葡萄酒成为并州特产，只有凉州葡萄酒可以与并州葡萄酒齐名，一直是名闻天下的贡酒。《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太原府，太原郡。本并州，开元十一年为府。土贡：铜镜、鐡镜、马鞍、梨、蒲萄酒……”
生活在隋末唐初的并州大诗人王绩在《题酒家五首》(一作《题酒店壁》)中也写诗赞叹过并州的葡萄酒：“竹叶连糟翠，蒲萄带曲红。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美国学者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论述葡萄酒时也引用《马哥孛罗游记》说：“马哥孛罗讲到山西省会太原府时，说‘这里生长着许多优良的葡萄树，供应大量的酒，在全中国只有这地方出产酒，运到全国各地。’”他又在注释中补充说:“正确地说唐朝这个地方的葡萄酒很有名，用来进贡与帝王。在元朝饮用此酒更为广泛”。劳费尔的这段话，可作为唐代山西葡萄酒非常有名的旁证。一直到元代，山西的葡萄酒都是全国最有名的。
粟特人常被称为“昭武九姓”
粟特人的历史靠谁记载？第一是东方，也就是中国，《北史·西域传》中有关粟特国的记载如下：
“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诣凉土贩货。及魏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朝献。”
粟特国的来源，学界有不同意见，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博士撰《粟特国考》，认为：《后汉书·西域传》中的栗戈（“粟戈”的讹字）、《魏略·西戎传》中的属繇、《晋书》中的粟戈都是suk-dok、suk-do的相近发音，即是索格底亚那（Soghdiana）。从所记载的地理位置和物产上加以考虑，也应当将其看作是中亚的索格底亚那。从而，在这些记载以后年代的《魏书》中的粟特国也应该看作是中亚的索格底亚那。
《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康国“康者，一曰萨末鞬，亦曰飒秣建，元魏所谓悉斤者。……君姓温，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土沃宜禾，出善马，兵强诸国。人嗜酒，好歌舞于道。王帽氈，饰金杂宝。女子盘髻，蒙黑巾，缀金花。生儿以石蜜啖之，置胶于掌，欲长而甘言，持珤若黏云。习旁行书。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以十二月为岁首。”
“昭武九姓”泛称是九个国家，实际上超过九个，如钹汗国等。《北史》卷九七《西域列传·钹汗国传》：“钹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古渠搜国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
粟特国也号“温那沙”，据余太山考证，“温那沙的‘温’，据《隋书西域传》，是九姓昭武国之一康国国王之姓，‘那’是粟特语‘九’之讹，……温那沙意为‘温姓的九王’。这是伊朗语对‘九姓昭武王’的称呼”。由此可见，粟特国也属于昭武九姓，反过来，因为诸国都处于索格底亚那，所以学界习惯统称昭武九姓人为粟特人。
北朝唐代黄河两岸的粟特人
北朝和唐代的黄河两岸尤其是山西，曾活跃着很多由胡商、伎乐、官员组成的粟特人。
北朝时期，外商在史书中一般被称为“商胡”“胡商”或者“贾胡”“胡贾”，这种记载始于汉代，随着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进一步开通，西域商人逐渐进入中原，这种称呼就产生并流行起来。《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记载，“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这里提到的“商胡贩客”，就是指外商。东汉以降，尤其是北朝，外商东来人数骤增，他们在中国的贸易活动及其带来的文化，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构成当时社会的鲜明特色之一，是当时东西文化交流和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音乐方面，康国乐、安国乐皆名闻天下，粟特琵琶高手曹婆罗门、曹僧奴、曹明达祖孙三代皆擅绝技，历仕西魏、北齐、隋三朝，皆大红大紫，其中曹明达还被北齐主封为郡王。著名歌手何满子誉满京师，元稹诗云“何满能歌声婉转，天宝年中世称罕”，曹刚善于右手琵琶，人谓其运拨“若风雨”，康昆仑更是号称弹琵琶“长安第一手”，歌手米嘉荣歌声凄楚动人。音乐理论家何妥曾为隋朝正音律，出任国子监祭酒。在舞蹈方面，康国粟特善胡旋舞，石国粟特善柘枝舞，胡旋舞以旋转快速，动作刚劲著称，柘枝舞则胡帽银带，帽上饰金钤，舞时佧转有声。胡旋舞一般都是男子在跳，唐代的安禄山就是粟特人，而且善跳胡旋舞。此外，还有胡腾舞、反手叉腰，首足如弓，倏然腾起，而又颇作醉态，李端《胡腾儿》诗曰：“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
在中国做官的粟特人也有很多，不过一般以武官居多，因为他们善于骑马打仗，升职比较快。至今已发掘的粟特官员墓有很多，如隋翟突娑墓、隋代虞弘墓、唐石善达墓、唐曹怡墓、大晋何公墓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