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英国人吴芳思（Frances Wood）来到中国，参加英国文化协会一个为期一年的交流项目。她在剑桥大学学过汉语，四年前也曾造访过中国。这一次她就读于一个历史进修班，班上有很多从工厂调来学习的中国学生，为了统一管理，外国学生也被要求每天早起做广播体操，参与学工学农，挖防空洞，在体育课上扔手榴弹。他们在北京的学习非常“全面”，这段经历在二十多年后被她写成一部回忆录，《 在 北 京 练 习 扔 手 榴 弹 》（Hand-grenade Practice in Peking）。事实上，作为一位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吴芳思撰写了数目繁多的中国题材著作，其中包括在中国产生过很大影响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在新书《口岸往事》中，吴芳思追溯了百年间英国侨民在中国条约口岸的经历。这些资料覆盖面极广，有书信、日记、公开出版的游记，甚至还有以中国为背景的虚构文学作品。这也决定了《口岸往事》一书的基调，它不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理论作品。在书中，吴芳思将近现代中英关系的大历史层层分解，转变为无数英国侨民私人生活史的独白。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隐情
《口岸往事》的英文书名是“No Dogs and not Many Chinese”，它来自某个租借公共花园的告示牌。百余年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句告示被华人世界视为对自己种族最深最重的侮辱。但是，吴芳思在《口岸往事》指出，事实并不像看起来简单。“No Dogs and not Many Chinese”的告示从没有单独出现在任何公共场所的告示牌上，它是与诸多其他规定，例如不许打球、骑自行车和摘花这些规定一起被写下的。“其用意是阻止任何人获得快乐。”吴芳思如此评价道。这其中自然有歧视和偏见，但全部事实要复杂得多，也暴露了英国人介入中国历史时的混乱矛盾。自鸦片战争直至二次大战结束，中英两国针对是否全面开放中国的贸易市场所展开的漫长拉锯战，英国人看似在这场战争中绝对占据上风，但《口岸往事》却通过大量侨民的真实记录告诉我们，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对垒，被卷入其中的两国民众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吴芳思在《口岸往事》中写道，英国商人最先来到中国时，并未对中国的土地有所觊觎，吸引他们的是广袤的中国市场。但中国当局严苛的限制挫败了英国商人的雄心，四亿人市场的诱惑和巨大的贸易逆差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如愿以偿地迫使中国开放了一些口岸。
吴芳思搜集了许多具有说服力的资料以再现这些初代开拓者的生活：中国南方的湿热毁掉了他们的身体，他们在毫无市政建设的口岸城市里被遍地污水和偶尔可见的人类尸体吓破了胆，每天经受着随身衣物被昆虫和毒蛇盘踞的考验，一步走错就可能遭到中国百姓的围殴。
吴芳思为读者再现了英国政府如何被困在中国沿海口岸的商人的急切所绑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商会认为，只要进一步开放沿海口岸，打破和中国人之间的种族人群壁垒，他们仍然可以占领广袤的中国市场。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对于英国人来说，有一点至少是确定的，自此以后，中国与西方的长期隔绝被打破了，传教士和商人第一次被允许自由出入中国全境。
中国的好奇与英国的冷漠
1843年，从英国来的首位上海领事及随从人员进入上海，本地的老百姓把他们当作一种凶猛的珍禽异兽远远围观。《口岸往事》中记录了一位当事人的证言：“我们（英国人）无论何时走出房子，数以百计的人都会聚拢在街头，尾随我们，目光所过之处都能引起轰动，如同伦敦街头人群争睹女王一般。”
及至《天津条约》生效，不到二十年间，稀罕的外国人已经遍及中国全境。很多时候他们不能继续假装身处欧洲故乡，在偏远的中国腹地，任何能提供住宿的地方都是宝贵的。吴芳思为我们转述了一位旅行者的经历：他常辗转于中国北方那些几个世纪都没有变化的村落，他的到来对于村民来说是一件盛事。他所居住的旅店客房都没有窗玻璃，窗户用纸糊住。村子里所有的孩子会聚在窗外，不断地戳破窗户纸偷窥外国人。倒霉的外国人不得不呆在窗户纸全是破洞、四面透风的房间里苦挨一夜，冻得半死。”
伴随着中国的日益开放，观摩外国人的趣味性变淡了。新办外国工厂的数目快速增加，许多具有野心的商人来到中国，虽然他们推销新产品的行动多半以失败告终，但外侨仍然源源不断地前往中国各地。无论他们多么抗拒中国的天气、食物和习俗，还是有更多的人选择在开埠口岸定居下来，并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侨民寄宿学校。然而，外国侨民不愿与中国人交往，甚至完全避免接触，他们努力维持母国的生活方式，唯一接触的中国人只有雇佣的仆人。《口岸往事》记录了很多英国侨民和他们雇佣的中国仆人之间互动的轶事，我们无疑可以通过这些故事了解不同文化、不同经济体制和生活方式中的人们，如何在壁垒和误解中试着相处。这些故事的记录者都是“要求生活品质”、“爱干净”的英国侨民。他们总在批评中国仆人的行事方式：不讲卫生、爱占小便宜、仆人之间喜欢乱借主人家的东西。最让他们头疼的事件之一，莫过于去别人家参加宴会时，看见自己家祖传的盘子赫然摆在宴席上。还有，他们很难让中国仆人理解西方的卫生观，也没法让他们区分抹布和洗碗布。有一家侨民颇以自己中国厨师做糖霜蛋糕为傲，他们一直以为厨师使用的工具是裱花袋，直到厨师当着客人宣布，糖霜的效果是用自己的一只旧牙刷做出来的。
他们终归是访客
20世纪20年代，随着交通的发展和中国的日益开放，从欧洲来中国旅行形成了一种新的流行趋势。对中国怀有兴趣的外国人终于来了，记者、作家、名媛、学者、投机分子把上海、天津和北京看作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他们采购精美的丝绸、乘坐黄包车、参观寺庙和长城，享受夜生活。纸醉金迷、夜夜笙歌配上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的背景，具有了致命的吸引力。《口岸往事》以专章讲述这些人的中国之旅，他们的故事确乎是近代史上一个充满八卦和秘密的独特篇章。
最热衷于中国之旅的是记者和作家。记者彼得·弗莱明曾多次深入中国腹地旅行，1938年，他作为《泰晤士报》记者再一次来到中国，和诗人奥登以及小说家伊舍伍德结为旅伴，后两位显然并没有为中国之行做好精神准备。在上海，他们参观了电池工厂，大量铅中毒的童工对他们的良知造成极大冲击。孩子们在死去，内战的机关枪声时有时无，与此同时，富人乘坐游艇出游，购买来自世界各地的奢侈品。比他们早将近20年，老于世故的毛姆也曾造访中国，之后他写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在中国屏风上》——中国屏风上浮现的是西方侨民的群像，他对西方同胞的冷漠与封闭做了穷形尽相的描摹，令那些对号入座的侨民读者很不痛快，声称他再敢踏足香港就要用鞭子抽他。
巴克斯爵士在中国题材上的另类创作，也堪称独树一帜。他来到中国四十五年，在坑蒙拐骗的同时创作了几部清朝宫廷回忆录，后来被怀疑内容全是造假。他最辉煌的“成就”在他死后才得以面世。人们发现了他的两部淫秽遗稿，其一描述了他与英国外交大臣的风流艳史；其二是他与慈禧太后的风流艳史，“我的本事难道不足以让陛下情欲高涨吗？”出现在他旷世艳史中的配角，还包括清朝宫廷太监、魏尔伦、比亚兹莱、斯宾塞、亨利·詹姆斯，等等。
少数英国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他们与中国知识阶层进行了密切的接触。首当其冲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子朱利安·贝尔，他在武汉大学教书期间与著名的画家、小说家凌叔华有了一段恋情，致力向英语世界推广她的作品。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受邀来华访问一年，他计划在北大讲一年哲学和逻辑，但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环中国旅行之后因身体原因离开了中国。他对中国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宣称：“我会为了帮助中国人做世界上任何事情，但这并不容易。”剧作家萧伯纳曾受到另一些人的邀请，也曾到访中国，会见了鲁迅、林语堂、瞿秋白。他也爱上了中国：“我在那里感觉回到了家。我属于那里。”
但吴芳思并不认为他们看见了真正的中国：“至于条约口岸体系的合法性，条约口岸受到外国人统治的中国人……极少有参观者会产生政治层面的疑问。对邮船上的游客们来说，在这个被列强瓜分了的世界，中国只是一个停靠点而已。”无论是外国游客，还是外侨，几乎所有来到中国的人都对中国事务抱有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
可是，在日军全面侵华之后，住在口岸租借区的外国人不再能置身事外了。起先是从欧洲逃难而来的大批犹太人被隔离起来，很快，从日本敌对国来的侨民就被迫告别了他们经营多年的欧式生活和带花园的精美住宅，被送进了集中营，吃熬茄子、喝混着蠕虫的薄粥。在集中营，很多人死去了，很多人精神崩溃了，另一些人试着维持往日的体面和尊严，却也不得不承认伦理在不可遏制地崩坏。上海集中营里的一幕幕，深深印刻在一个名叫巴拉德的英国小男孩脑中，几十年后，他以此为蓝本创作了小说《太阳帝国》。书中的一些描述震惊了西方读者，因为“小说中将英国被拘禁者描述为很少有无私慷慨之举的人”。
就算外国侨民曾在条约口岸有过辉煌，一切也即将成为过往。在“二战”后期，中国与英美签订协议，英美两国同意归还租界，放弃“治外法权”；日军战败后，活着的侨民离开集中营，绝大多数人都选择返回祖国；1950年，上海英国商会退出了中国市场，最后一批坚守中国市场的英国人黯然离去。这是持续了近百年的口岸生活的终结。一百年来，几代外侨试图在水土不服、习俗迥异的中国土地扎下根来。为了挣钱、传教、让孩子们活下去，或是仅仅为了让往日生活继续，他们和中国政府、老百姓、起义者、匪徒缠斗。但或许从一开始他们就注定要离开，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艰辛和幸福，注定只是漫长历史上奇异而短暂的一个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