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规模的增长是靠什么支撑，当然是企业家，实干家，是靠是他们的资产支撑，而资产数量的支撑是资金。他们也完全是资金支撑起来，这当中主要是间接金融。股票市场发展到今天，我们很多GDP的支撑仍然是间接金融的支撑。”10月17日，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在以“金融科技链接智慧未来”为主题的2018杭州湾论坛上如此表示。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银监会原副主席 蔡鄂生
蔡鄂生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发展和起飞，科技和教育领域是提高我们素质最基础、最重要的点。到了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走到湖北在火车站月台，跟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说，空谈误国，实战兴邦。不要再做所谓的争论。
到了2012年，十八大刚刚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的领导集体参观国家博物馆，又谈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8年以后，在我们的挑战过程中，结构得到根本调整，这不是技术上面和量上面的调整，而是思维方式和根本的观念上面的转变，就是要从粗放的规模式的增长向效益型和质量型发展。
蔡鄂生表示，要说今天我们遇到的困难，要和1998年相比，亚洲金融危机和90年代相比，到底是大还是不大呢？当时的金融系统是一个什么状态。那个时候要化解一个风险小小的信用社都惊动从国务院到最地方的领导。就是一个小小的信用社都不行，风险就会惊动。但当今抗风险的能力有多大？我们的应对能力和法制程度都已经不一样了。那时候小小的信用社和一个分行出现问题，马上就会出现连锁的挤兑，但我们现在没有这个问题。
蔡鄂生认为，我们现在发生的变化和遇到的问题与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加入WTO以后，多边贸易融入世界市场，融入国际市场以后的变化，以及规模的增长和效益质量的发展关系。中国的高规模的增长是靠什么支撑，当然是企业家，实干家，是靠是他们的资产支撑，而资产数量的支撑是资金。他们完全是资金支撑起来，这当中主要是间接金融，包括股票市场发展到今天，我们很多GDP的支撑仍然是间接金融的支撑。所以，从宏观经济和监管角度看是这样。从企业层面看，也是在粗放的思维下去发展。企业的发展战略和可持续的管理水平，与资金错配之间的关系，再加上金融方面的措施，这是两个方面导致的问题。
蔡鄂生最后表示，目前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是急功近利，第二个是要把握好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有的时候过于乐观了，或者是把这个市场觉得我们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只要措施一到位，问题就解决了，但却没有想到稳中有变的重要性。谈信心，我们的信心要靠现在的政策去树立。
以为下发言实录：
蔡鄂生：谢谢波明的夸奖，虽然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搞金融一辈子，但是我今天不太想讲金融。每次我都是很认真思考，只是没有PPT。
温故知新，咱们改革开放40年，小平同志复出的时候，40年的标志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在77年有一个很著名的会议。我们看电视剧都知道，是八八座谈会，八八座谈会里头请了很多老科学家，还有教育家，这次会议完了以后迎来了3月18日的科技大会。
八八座谈会在教育体制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改革和突破，就是恢复高考，波明跟我们都是受益者，这个决定对于我们怎么从教育和科技领域里头让我们起飞特别关键，这是从基础的角度。
1978年3月18日的科技大会，科技大会里头了很重要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科技是生产力。原来我们对于科技生产力这个问题在78年之前的认识。第二个讲了科技工作者作为劳力工作者也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一点当时的解放思想过程当中是根本性的转折，这次大会上面郭沫若想要坐轮椅，但是工作人员考虑到身体不行，所以，闭幕式上面发表的一篇讲话是科学的春天。
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科技教育，我们回顾历史我们除了解放思想之外，最主要在体制机制上面之外，最主要是科技教育领域。但是40年来科技教育创新，联想到十三五，我们讲了五大理念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
所以说，对于中国的发展和起飞，我觉得在科技和教育领域里头，包括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他绝对是最基础，提高我们素质最重要的点。如果我们在这个方面有更高的气色，周书记讲杭州的数字经济，科技金融方面，波明说需要有一种宽容度，我觉得这是一种光明。
第二个我讲讲1992年。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走到湖北在火车站月台上面跟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空谈误国，实战兴邦。后头是关键的。不要再做所谓的争论，所谓当时的争论是什么？就是姓社姓资的问题，紧接着往后就是深圳的新政策。到了2012年，十八大刚刚结束，习总书记带领新的领导集体参观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又谈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18年以后和18年之前我们改革发展过程当中，18年以后作为新时代我们在挑战过程当中，结构根本调整，不是技术上面和量上面的调整，是思维方式和根本的观念上面的转变，就是要从粗放的规模式的增长向效益型和质量型发展。
你说今天我们遇到的困难，要和1998年相比，亚洲金融危机和90年代相比，他到底是大还是不大呢？当时90年代末期国企的状况，包括消费者，再往下通货膨胀，保值储蓄，关键是我们的金融系统是一个什么状态。那个时候要化解一个风险小小的信用社都惊动从国务院到最地方的领导和政府官员以及监管人员。就是一个小小的信用社都不行，风险就会惊动。
当今抗风险的能力有多大，不瞒大家说，我了解到黄龙体馆这么多投资在这里，我们的应对能力和法制程度都是不一样，那个时候小小的信用社和一个分行出现的问题，马上就会出现连锁的挤兑，我们现在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从我们现在发生的这个经济活动当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通过现象看本质，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在上个世纪之前基本上都是在经济和金融都是绑定在一块出现问题，但是我们都走过来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加入到WTO，98年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国企的改革，下岗分流，这么重大的任务使整个结构和基础发生了变化。
而我们现在发生的变化和遇到的问题不一样在哪里呢，我的体会最主要是在于加入WTO以后，多边贸易融入世界市场，融入国际市场以后的变化。还有一个规模的增长和效益质量的发展关系。回顾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高规模的增长是靠什么支撑，当然是企业家，实干家，但是它的资产的支撑，资产数量的支撑是资金，他完全是资金支撑起来，而且这里头主要是间接金融，包括股票市场发展的今天，我们很多GDP的支撑仍然是间接金融的支撑。
所以，大家通过股市看晴雨表，看到股市发生的变化，这里头为什么我们落实“三去一降一补”的过程当中，到底是严监管还是强监管这种情况下，这种问题出现还是如何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情况的出现，他绝对不是一个方面的，他一定是两方面的问题。
所谓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先把金融的方面，你的资产都是资金支撑，先把宏观经济和监管大家所看到的东西，我们企业层面的问题，你也是粗放的思维下去发展。所以，从企业的发展战略和可持续的管理水平上面，和你的资金错配之间的关系发生的问题，再加上金融方面这些措施，这是两个方面结合的作用。
不是说你企业很好，现在不是说企业很坏，而是说企业发展在12年之前，甚至到18年这个时候，我们在转轨时期，你也是在一个过程当中。
但是有的东西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的时候，由于我们资金和财务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所述的情况跟我刚才讲的历史，改革开放40年，78年和92年不一样，我们十八大结束以后，新时代的要求，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的蓝图，还有十三五规划的五大新理念，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整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小康开放，小康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指导。这些问题没有争议。
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争议和当时的思想状态是不一样，为什么在我们目标和这些理念，小康开放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在经济社会和经济发展当中出现这么多问题，我们要值得思考。我们有怎样的目标和理念或者是信念来怎么去奋斗。
我看到前两天我们《财经》杂志可以喊出来过苦日子的概念，我不知道这个话用得对不对，我们现在在这样的发展，人民享受美好生活的情况下，有没有一种牺牲精神来迎接一个新的东西。过去人家可以牺牲自己赢得我们新中国的成立，现在我们这些企业的牺牲到底是牺牲了哪个方面，我觉得这些都应该值得思考。
另一方面，我觉得有两个问题确实要解决，第一个就是急功近利，第二个是不是很好地把握了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有的时候过于乐观了，或者是把这个市场觉得我们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只要我的措施一到位，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没有想到稳中有变，这些事情都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你说谁来找答案，只有在实践当中去把他更好地解决。
你说信心，我们的信心要靠现在的政策去树立的信心，难道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两个100年奋斗目标，三降一去一补，对这些没有信心，如果我们对这些没有信心，我们40年来是如何走过来的，我觉得现在要洗心革面，要好好换换脑筋了，我今天就讲这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