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科院举行。本次会议由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共同主办，也是上海社科院院庆60周年学术活动之一。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杨洁勉在致辞中表示，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他曾写过一篇文章，主要是讲中国外交做了什么，用学术语言讲就是中国外交的实践。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应该侧重讲一下中国外交想了什么，也就是中国外交的理论。中国外交的理论可以从理论体系的内外环境和历史使命、总体思想和基本理论、战略思维和战略布局、政策原则和工作方法等四大要素进行研究。今后几十年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加强的方向是什么？他认为，无论是政治理论还是学术理论方面，应当开始从实践到理论、从继承到创新、从理论总结到理论指导、从认识实践到改造实践等多个方面探索。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作了主旨发言。他认为，改革开放40年，从对外交往角度可以总结出三点。一是，中国需要世界和世界需要中国，成为中华民族和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国家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自力更生谋发展，这个理念看起来不错，但是实践的效果很悲哀，我们同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根本不了解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后来，邓小平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重要结论，由此，我们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我们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二是，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使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走向中国，成为密不可分的统一进程，成为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重要动力。中国不要小看自己，我们是多极化的力量，世界很大，矛盾很多，可利用的机会很多，不要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关键是要对形势有正确判断和把握。三是，继续扩大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仅深刻地改变着我们自己，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周边和整个世界。
于洪君指出，十八大以来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形成的历史新时代，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我们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共同体的理念在国际关系中并非是今天才提出的，更早的时候，欧洲思想家在谈论社会、民主国家、人类未来时都曾使用过这个概念。但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是我们党的创新。它与我们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判断、对于人类社会基本规律的全面把握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过去看世界，往往是非黑即白，甚至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现在讲人类命运共同体，说的是休戚与共。习近平总书记使用了地球村的概念，认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进互联互通、加快融合发展成为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认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些理论都超越了过去简单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思维。打开国门搞建设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不会变。改革开放再起航，对外开放必须是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有质量、更具全球影响力的。未来深化扩大对外开放，是我们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的唯一选择，任何怀疑我们对外开放的言论都是没有依据的。
在交流发言环节，与会者围绕“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思想继承与理论创新”、“战略环境变化与新时期外交布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周边治理与区域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清敏教授认为，要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首先要对什么是外交特色有所了解。传统上对于外交特色的界定，主要是指政治家、外交家长期在外交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气度和作风，是一个国家精神面貌的反映，也是政治家、外交家作风和品德表现。中国外交特色既包括中国自身民族文化特色，同时也包括共产党领导等政治特色。比如外交谈判，中国和西方谈判方式有很大不同，西方是通过谈判达成原则，而中国则是没有原则不谈判。此外，中国是发展中大国，这一身份意味着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大国是不一样的。中国外交的大国特色由中国对外政策所决定，对外政策就包括命运共同体、伙伴关系等。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刘鸣研究员围绕40年来中国领导人对美外交思想的传承、发展与特色作了发言。他以五个变量为观察点，对中美关系作了梳理。这五个变量是：中国自己内在发展动力与身份地位，国际力量对比与中国认为的威胁，中美共同合作战略基础，美国的战略判断与举措，中美战略关系观及其变化。他认为，搞好中美关系，既符合中美双方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但是中美关系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需要审时度势，及时作出调整，但坚持改革开放这一点始终不能变。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存刚教授认为，当代中国外交理论研究必须过渡到自主性创新，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必由之路。第一，要始终立足于当代中国外交实际。当代中国外交理论取得实实在在的创新进展，一刻也不能离开对当代中国外交实践的关注。当代中国外交实践的理论解释权，必须掌握在中国学者自己手里。第二，中国外交理论研究者要不断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我们面对的世界有众多新特点，要构建具有强大解释力和实践力的理论，提高理论思维是关键。第三，中国外交理论研究者要大幅度丰富历史知识。现有研究往往呈现出片段化零散化，缺乏系统性，这与外交研究者学术意识和学术功底有关，也与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水平有关。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余建华作会议总结。来自京沪两地的数十位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