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我国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加快，中国在长期作为全球主要国际移民迁出国的同时，也逐渐成为重要的国际迁移目的地国。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和国内特大城市的广州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日益成为国际移民青睐的迁入地。
国际移民研究作为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课题，发展出了一系列关于为何移民、影响移民的因素和移民如何持续的理论。学者们不仅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的层面来阐述从迁移到定居的完整过程，而且从强调市场导向的经济理性选择论到关注政治等多元因素对移民的影响。对西方国家政策制定者们形成重要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强调市场导向决定论或经济理性选择理论，随着研究推进移民政策、政府管控、战争难民等政治因素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迁移情形是多种多样的，过往理论多基于五大迁移体系（北美、西欧、海湾地区、亚太地区及南美）聚焦在人口大规模迁出或迁入的情况，如由欠发达地区迁移到发达地区，缺乏对零散人群迁移的研究。在具体的移民情境中，迁移者并非总是对迁移到哪个目的地、是否定居等有明确的计划或意愿，而是带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牛冬通过对广州非洲人的深入调查对“移民”概念提出反思，非洲人缺乏融入中国社会的需求和不能融入中国社会而频繁往返于两国或多国，形成了“过客家户”、“过客社团”。因而研究视野的拓展、移民类型的挖掘有助于丰富对复杂多样的迁移过程及结果的解释。
比较分析是把握这一多样性的有效方法之一，通过控制某一地理空间变量可以考察两个或多个来自不同祖籍国的族裔在同一移居国所扮演的角色，或者来自同一祖籍国的族裔在两个或多个地缘政治区域中的不同际遇，加入时间变量可以实现共时或历时的比较，由此总结移民群体及其迁移实践的特征及规律。本文参考有关移民的理论文献和实证研究，展示备受关注的在穗非洲和韩国商贸型移民的基本形态，探讨广州的历史和结构因素包括对外贸易需求和供给侧改革、政策与移民社区的发展、移民群体在移居地的社会地位等对两个移民族裔群体产生的影响，考察来自不同祖籍国的非洲和韩国商贸型移民与移居地互动之下的聚集空间、贸易和生活，并针对此种情况提出政策性建议。
二、移居地的历史和结构因素
有研究者考察在美国和新加坡的华人新移民及其社团组织与祖籍国之间互动模式的变化，发现国际移民的迁移历史以及移居国结构的多重差异导致海外华人社会在人口构成和族裔社区建设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笔者通过对移民广州的非洲裔和韩国裔两个群体及其实践的比较分析，着重探讨移居地特定的国际迁移历史和结构因素如何影响移民群体的形成及其特征。
（一）广州的国际移民进程
广州市地处中国南部、珠江三角洲中北部、濒临中国南海，隔海与香港、澳门相望，2016年常住人口达1404.35万人，居全国第三，广州是广东省省会、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亦承担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建设国际大都市的重要规划。广州自唐代就有了外向性的市舶贸易，因而最早的国际商贸型移民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在不同历史时期国际移民来穗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唐代安史之乱后，古代广州“蕃坊”（政府划定的侨民聚居区）开始兴起，蕃坊内居住着来自于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等各国的商人。时至唐末和宋代，广州蕃坊便进入了成熟期。第二阶段是宋末元初，元代泉州取代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首要海港，蕃坊随着广州港的衰落而日益萧条，原住广州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大量东迁。第三阶段是清乾隆二十二年间实行“一口通商”政策之后，广州重新成为外籍商人尤其是西方商人进入中国贸易的门户城市。第四阶段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殖民者取得在中国通商、泊船、租地、建楼、传教等特权，广州沙面等地成为英国、法国、美国、葡萄牙、德国、日本等国开展在华活动的一个据点。由此可以看出国际商贸型移民来穗与广州的地理位置、在对外贸易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和政府的通商政策等有重要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不断加深，表现在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都有了显著的提升（见表1），广州的国际移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统计，2016年外国人入出境人数居前三位的口岸包括广州白云机场口岸（425.54万人次，占外国人入出境总人数的8.20%），其中韩国和非洲自1995年以来入境游客也在逐年上升（见表2）。多数来穗外国人为从事经商、就业、学习、探亲、旅游、访问等活动的人员，本文主要聚焦于来穗的非洲人和韩国人当中的商贸型移民，基于相同的迁移动机，来自不同祖籍国的外籍商人群体在同一移居地际遇不尽然相同。
大规模的非洲人进入广州大致是在19世纪90年代末，恰逢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原本在东南亚国家寻找商机的非洲人，在阿拉伯国家的商人的带动下来到广州。一部分在香港重庆大厦等地居住和贸易的商人发现广州的生活成本更低、离货源地更近于是转到广州。广州及其周边中小城市分布的服装、小商品、电子产品等批发市场众多，足以满足非洲商人的贸易需求，广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交会成为广州在非洲人中间的一张名片，通过亲属关系等社会网络越来越多的非洲人链式迁移到广州。近些年由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廉价商品的优势日益减小，政府对违法的山寨品牌进行打击，整顿城市环境和打击“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力度不断加强，部分非洲人开始分散到浙江义乌、佛山南海、黄岐等地。根据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提供的数据，以2016年6月25日时点统计，全市共有在住外国人7.7万人，实际在穗非洲国家人员约1.1万人，仅占在穗外国人总数的14.8%；其中常住人口约5000人，临时居住人口约6000人。
据六普数据，在华居住3个月以上并接受普查的外国人593832人中，韩国人以120750人成为最大的在华常住外国人群体。在华韩国人主要集中分布在北京、广东、山东、天津、辽宁、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在穗外国人以韩国人居多，约8800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来穗投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韩国人越来越多。2003-2013 年间各省市的韩国人口规模都经历了相似的先增后减的变化过程，人口规模在 2007 年左右达到顶峰，在华韩国人口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趋势，金融危机爆发后，其人口规模出现较大的波动起伏，此后有所恢复至平稳。从韩籍人员到华入境旅游的人口数量变化来看，从2004年开始呈快速增长趋势，十年间数量增长至三倍之多。
表3：韩国历年到中国的游客人数（单位：人）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尽管国际移民来华已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但国际移民来华的历史时间短，外国人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相当低，六普数据显示外籍人员占总人口的0.045%，我国并未培育出成熟的移民文化，作为一个非移民国家我国的法律框架中并无相关的移民法和类似移民局等专门管理移民的机构设置。规范境内外国人行为的法律中最重要的两部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这些法律中并无“外来移民”概念。根据《广东省外国人管理服务暂行规定》，外国人的管理和服务工作遵循居住地属地管理的原则（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外国人的管理和服务工作（第四条）；公安机关是外国人管理和服务工作的主管部门（第五条）。执行上述法律和条例，涉及众多政府部门，进入中国的外国人面临来自公安、劳动、工商、税务、宗教等地方部门的管理，而其中以地方公安部门的压力最大，对外国人入境后的管控重任几乎全部倚赖警察，这也导致了外籍人口与基层执法人员的相对紧张关系。
（二）移居地的结构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移居国内在的结构因素对国际移民的移民动机、迁移模式、迁移意愿和在地融入状况都产生一定的影响。移居国内在的结构因素包括对外贸易需求、经济结构、劳动力结构等经济因素、影响移民社区发展的政策如出入境管理法、外籍人口管理和服务等、移民群体在移居地的社会地位等一系列因素的互动。
1.对外贸易需求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非洲和韩国商贸型移民的人口规模的变化与外贸易需求、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等经济因素密切相关。从制造业角度来看，广东省是全球制造业重要基地之一，特别是处于珠三角商品集散地的广州，有各类涉外专业市场60多家，档口3万个，比如在小北所在的越秀区，以非洲商人为主要销售对象的涉外专业市场近20家超过50000个档口。广州有8个对外口岸，白云国际机场作为中国三大航空枢纽之一开通了航线110多条，通达国内外100多个城市，便利的交通条件、包容的城市氛围、较低的生活成本是广州成为移民目的地的重要加分项。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广州与非洲、韩国的经贸合作不断加强。宏观层面上中国与非洲和韩国的双边贸易发展在微观层面上就是国际移民的增加，因此广州外国人“族裔经济区”的兴起与其“世界工厂”地位密切相关，是全球与地方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995年至2002年是中非贸易的逐渐提升阶段，2003年起中非贸易开始进入持续6年的快速发展阶段，2009年以后中国变成了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4年中非贸易额迎来历史新高，与此同时2000年在穗的非洲人口数量为约6000人，2005年增长至约20000人，在2010年前后在穗非洲人数量达到了近年来最高峰。自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以来，贸易形式从间接贸易转为直接贸易，自1998年起贸易额迅速增加，至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增速减慢，2015年贸易额有所回落，目前中国仍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国。由于各国在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中国以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劳动密集型产品多年来是非洲自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非洲自中国进口建材、机械设备等产品的数量也不断增加，非洲对中国的出口仍然以原油和各种原材料为主。同样，中国和韩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结构互补，各有所需，也为两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必要性和现实性。
表4：中国同非洲、韩国历年进出口总额（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
然而近些年珠三角产业转型使得跨国商贸者利用信息不对称展开商贸活动变得困难，广州及周边中小城市通过质量提升和品牌打造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变，产品也从做鞋袜、产服装到做装备、造品牌，产品形态走向高端化，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导致“中国制造”价格上升。这种情况对非洲商贸型移民来说冲击更大，Gordon Mathews等人通过在香港和广州基于非洲移民生计的调查，展现这些非洲移民们在华南地区通过小额资本、灰色交易，转手由中国生产的大量的低端货品，实现“低端全球化”。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依托廉价劳动力推动的服装类制造业的崛起和非洲消费市场升级已经让一些非洲人离开了中国而前往东南亚地区。2015年开始，中非间贸易额下降，在穗的非洲人数量明显减少，2014年广州市常住非洲人约1.6万人，2016年实际在穗非洲国家人员约1.1万人，较2014年减少了约5000人。在广州白云区三元里、远景路等皮革、服装、鞋业等产品集散地从事中韩贸易的韩国商人因同样的问题遭遇瓶颈。
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中年商人说：“绝大多数的非洲人来中国是为了购买便宜的商品，也许中国生产的商品的质量不是很好，这是正常的。有些非洲人没有钱，像尼日尔、尼日利亚、马里、多哥、苏丹，所以不会选择购买欧洲或者美国人或者日本人生产的商品，接受山寨货，不管质量好不好，但是也有一些国家的人不喜欢劣质商品，比如加纳、卢旺达、加蓬、南非。问题是现在中国的山寨货价格也正在上升，这让我的生意难以进行。”（访谈，天秀大厦，2016年12月4日）
2.政策与移民社区的发展
非洲和韩国在穗商人的商贸活动都是依托于所在的移民社区而开展的，而地方政府的政策极大影响了移民社区的形成与发展。外籍人员在广州的聚集区的形态并不是任意发展的，相反它处于被相关管理部门掌控的“适度集中”状态。其次，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和双边关系，中国对来华人员签证的审查和管理有所不同。根据签证的稳定性可以将外籍人口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合法不稳定签证持有者，持贸易签证（即M字签证）和旅游签证（即L字签证）入境；二是合法稳定签证持有者，往往是和中国人结婚后获得家庭团聚签证（Q字签证）或持工作签证（Z字签证，也即职业签证；三是寻求庇护的难民如索马里人；四是不合法签证持有者，往往是由于持不稳定的签证入境过期未办理续签。
广州整顿城市环境和对“三非”外国人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强首先影响的是广州非洲人的生存状态。研究发现政府的管控力度加大会明显提高非洲人的迁居频率，在粵非洲人的迁居存在源于被动而后主动适应的特点，迁居是他们适应当地生存的重要手段。一些非洲人为了摆脱聚集区日趋严格的环境而开始离开广州，进入周边甚至内地城市如佛山、义乌等。Adams B. Bodomo等人比较了广州的非洲移民和较晚近出现的义乌的非洲移民与当地社区融入程度的差异，认为代表国家的行政部门的专业程度、执法效率和对移民的态度对非洲人在当地生活的难易程度有相当的影响。大部分非洲商人是通过商务签证来到中国。
一位来自多哥的商人今年只身来到广州，认为自己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取决于中非贸易发展情况、能否顺利续签和地方执法强度，不确定因素多，“我拿的是贸易签证，获得新的签证要回到本国，更新签证要不断进行即出境、入境。现在必须到登峰街外国人管理服务队办临时租房住宿办理登记，房东也会陪同前来办理出租屋手续，在街上查护照也查的很严格，中国政府有很多办法让非洲人从广州消失，停止向非洲发放签证，找我们的麻烦”。（访谈，童心路，2017年5月12日）
与之相反，政策要素是远景路作为韩国人聚集区的重要推手，远景路原本是广州一个普通的城中村，后白云区政府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利用部分韩商居住在附近的优势，由时代集团投入2个亿修路和建商业街，由此远景路作为韩国街逐渐成型，具有观光、贸易、生活等多种功能，为白云区政府和投资开发商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但远景路沿线的房租、铺租也随着上涨增加了韩商的生活和生意成本，部分韩商开始主动或被迫逃离远景路，将住所和公司搬到附近的岗贝和同德，或是更远的番禺、海珠、天河等地。
3.移民群体在移居地的社会地位
两个移民群体在移居地的社会地位存在较大差异，这是由于两者的移民类型和与当地社会的族群间差异不同。尽管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相较之下非洲国家多数处于经济落后的状况，非洲人到广州是由 “南” 流向“南”的移民类型，而韩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国，韩国人到广州属于发达国家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北”-“南”移民），这就使得韩国人在广州当地社会处于较高的位阶。加之非洲人与广州当地居民族群间差异大，来穗非洲人由于其明显不同于当地居民的种族和肤色而更容易受到来自当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一方面排斥心理的产生多源于本地媒体排斥、矮化性的负面响应，多数媒体只简单地将广州非洲人“问题化”，采用“数字游戏”夸大其数量，忽略了其对中非贸易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当地民众与非洲人交往较少，或是在交往中遇到部分非洲人在诚信、克制、时间观念等方面表现不佳便对整个群体产生负面印象。而韩国与中国不仅地理位置相近，文化也是同根同源，都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经贸往来十分频繁，韩国人与当地居民的族群间差异较小，因而鲜有受到来自当地社会的排斥。
三、广州国际商贸型移民的基本形态：区隔与融入
在全球化资源配置和地方发展响应的情形下，非洲和韩国的来穗商人运用自身的社会经济资源开展商贸活动，呈现较高的流动性，以相对集中的小聚居分散在广州市的各主要行政区域，在地方社会构筑跨国社会空间并以此为中心开展生活和贸易活动，但由于两者在社会经济背景、民族特性、社会空间和活动等因素存在的差异导致在当地社会遭遇的区隔与融入状况也呈现不同的模式。
（一）移民的社会经济背景
以20岁到40岁的年轻人为在粤非洲人的主体，以男性为主，已婚或有伴侣的比例接近－半，受教育程度普遍在高中及以上。来源地有北非、西非、东非以及非洲中南部地区的国家，以来自尼日利亚、马里、埃及、刚果（金）和几内亚的人员为主。根据职业类型大致可以将在粤非洲人分为以下几类，派往中国的非洲外交官和其他官方代表；在中国短期进修或长期留学的非洲学生；来自非洲大陆和其他非裔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非洲雇员（专业人员），在中国长期居住或短期逗留的非洲商人。其中非洲商人是数量最大的群体。
非洲商人的流动性普遍较高，根据广州市公安局工作人员介绍，近3年从广州出入境的非洲人保持在近60万人次，出境人次比入境人次略多，这个数字与常居的1.1万人数相距较大，可见其流动之频繁。多数根据签证规定的居留时间在穗的停留时间是一个月，他们多是来进行正常的贸易商品活动，在穗采购大批量的货物之后就用国际物流运回国，包括低端电子产品、轻纺织品、五金产品和家用电器以及一些建筑材料等，这类商人在他们本国一般都办有一些中小型的中非贸易的企业，短暂在华采购后就回国。有小部分商人是临时过境，顺便进行小型货物采购随即离开。有一部分长期居留的商人由于国内大型跨国公司长期派驻或者在广州已注册公司而留在广州的，停留的时间在3个月及以上，有的甚至在中国娶妻生子或获得中国居留权。非洲商人作为聚集区的主要群体，围绕他们的商贸活动产生了其他为此服务的行业，比如为他们提供中介、保镖、电话卡销售、搬运货物、餐饮住宿等服务。在华停留时间少于180天的非洲人是广州非洲人的主体，而这一数字在广州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期间达到峰值。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看，掌握英语的人最多，其次是法语，仅有少数可以掌握中文。
据笔者调查，在华韩国人普遍拥有较高学历，以男性青壮年居多，多数接受过本科及以上教育。相对而言，韩国人来穗的原因较为多元，除了经商和创业，还有受韩国政府、韩资企业等派遣和到华留学。早期来穗的韩国多是单身出户，后随着居住时间增长也有部分家属因家庭团聚来华。总体而言，三分之二的在穗韩国人从事经营和贸易，主要经营服装、皮革、鞋子和布匹等和相关的餐馆、住宿、医疗等服务；另外三分之一的韩国人主要在集中在领事馆、贸易馆等政府派出机构以及学校里面。
由于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广州韩国人社会内部存在着明显的群体差异。住在天河北附近的韩国人多是韩国政府在广州使领馆、商贸协会等机构或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派出人员，大多会讲流利的汉语，与广州的政府、社会组织和当地居民都有交流，居留时间较长。留学生群体的生活圈子则较为封闭，有些在校学习汉语。到广州经商的韩国人多聚集在远景路，他们的经济状况较好，多数人不会说汉语或者只掌握简单的日常汉语，时常需要依赖中国朝鲜族做翻译和中介服务，尽管时常往返于中韩之间，但由于中韩两国经济贸易频繁、签证相对容易取得，因此在较长时段来看韩国商人在广州的居留时间相对长且稳定。
据一位来自首尔的贸易公司职工介绍，“公司前几年成立的，老板和我们都是韩国人，一起10人左右，主要做韩国国内下的订单，都是服装、鞋子、皮具等这些商品，货源有时是在广州服装批发市场拿的成品，这种进价便宜，有时会根据要求找广州或附近城市的加工厂根据设计图纸生产，这种定制的成本高些价也高，再找物流公司运回国”。（访谈，远景路，2015年10月）
（二）族裔聚集区里的生意与生活
广州的非洲商人早期主要集中在越秀区登峰街道的下塘、童心、淘金北、宝汉等社区，包括为人们所熟识的天秀大厦、登峰宾馆、越洋商贸城、秀山楼等，白云区的三元里片区主要由沿广园西路两侧的商贸楼组成。登峰街道和三元里作为非洲商人的聚集区成型较早，非洲人相对集中，靠近衣服、鞋、皮革等商品货源地，且临近机场路入口、广州火车站、地铁、多个汽车站，交通区位条件便利。后非洲商人扩散到广州的近郊区如白云区的石井、花都区、佛山南海等生活成本更低、管控力度更宽松的地区。番禺区的丽江花园和祈福新村、天河区的东圃天河广场附近等地都是以居住为主，居住环境更为舒适。非洲人的宗教信仰主要有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他们时常会到越秀区一德路的石室圣心大教堂做礼拜，附近有万菱广场、德宝玩具交易广场等零售业批发市场，在主麻日可以看到许多非洲穆斯林聚集在位于越秀区光塔路的怀圣寺和越华路的小东营清真寺，这两个地方距离小北不远，亦有部分非洲人会选择住在教堂或清真寺附近街道。
非洲人在整个广州范围呈现扩散的趋势，由于喜群居在微观层面上仍然是聚居的形态。尽管非洲人不断地寻找新的居住空间以融入当地社会，小北作为最早的非洲人聚集区已然超越其自身地理空间而具有多重意义。非洲人来到小北可以及时交流关于广州、本国乃至世界的最新消息，比如银行汇率、办理签证、租房、到厂家拿货等各种有助于生活和贸易开展的实用信息，在小北可以完成约见客户、了解商品或工厂信息、价格谈判、订单缔结和集装箱装载等一系列程序，一笔买卖就成交了。更深层次上，小北是许多非洲人在适应广州环境过程中的家园，不管是在本国人经营的餐厅中吃到家乡食物看着自己本国的电视节目，或是在非洲人的酒吧和自己的老乡用家乡话聊天，或是在遇到困难时向社团求助（多数非洲国家的商人设立本国社团，把办公室设置在小北），促进非洲人群体在广州形成归属感和认同感。笔者在调研就遇到曾经搬离小北的非洲人因为想念小北的食物或朋友等又搬回来，可见集聚是非洲人在适应异国环境的重要方式。
贸易可以说是两国商人与广州所发生的最紧密的联系，但这种联系是不稳定的、暂时性的，这也是在穗外籍商人流动性高的原因。经过广州经济转型的优胜劣汰之后来穗非洲商人的整体人口素质提升，从事行业更多样化，如从单一依赖外贸批发日用品如服装、鞋包皮革、电子产品、手表玩具等，到涉足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并衍生出规模化的新行业，如专门针对中非外贸商品集散地的物流业、非洲投资业务谘询等。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小北已经形成一个贸易生态圈，非洲商人和中国商人共同聚居在小北从事跨国生意，登峰街道的村民将商铺和房子出租收取租金，来自中国西北的宁夏、青海、新疆等的穆斯林则为他们提供餐饮、翻译等服务。笔者在2016年调研时在登峰街道的天桥下时常可以看到西北穆斯林为非洲商人提供货币兑换的地下服务，许多非洲人开餐馆也倾向于招募具有同样宗教信仰的西北穆斯林，每周五的主麻日在小东营清真寺等地方可以看到非洲穆斯林和中国穆斯林一起做礼拜。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序上会建立双方的信任，但除了生意往来和共同居住在同一空间之外，两者之间并无太多密切联系。国籍是非洲商人之间最主要的连结纽带，他们所开展的贸易是在族裔内部的经济体系中运行，并没有完全融入中国社会。他们没有融入当地社会的意愿，当地社会也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一个尼日尔商人说：“我们绝大多数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居住或者生活，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生意，是为了赚钱。是赚非洲人的钱，不是赚中国人的钱。但是一些中国人不了解黑人，害怕黑人，一些出租车司机不愿意载我们，觉得我们身上味道太大，或者载我们要多收费。”（访谈，天秀大厦，2016年12月10日）
根据笔者从2011年以来的调查，聚居广州的韩国商人主要分布在四大片区：第一片区是白云区的远景路、机场路片区，经旧城改造后小区设施相对成熟，附近是服装皮革等贸易集散地，交通出行和物流运输便利。第二片区是天河北片区，部分广州韩国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多数是领事馆、贸易馆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居住在该片区，交通便利，居住条件优越，距领事馆、大教堂较近。第三片区是番禺区的祈福新村、丽江花园、星河湾等地，有长期在中国从事贸易的韩国人，居住的性价比较高，他们有自己的班车接送上下班或周末去教堂做礼拜等。第四大片区为海珠区的新港西和滨江东，主要是从事布匹贸易的韩国人。除了这四大片区以外，在珠江新城、花园酒店、江南西、十三行、黄埔大道西等地点也零散分布着一些韩国人。
广州的韩国人虽然分散在不同的行政区域，但在小范围内聚居的倾向仍然明显，多数韩国人会选择居住在同一小区，甚至几家韩国人联合起来一起租下数个楼层，这无疑增加了他们居住在陌生环境中的便利和安全感。但是与非洲人多数集中住在登峰街城中村的情况相比，广州的大部分韩国人由于经济收入良好喜欢住在西式的休闲娱乐配套设施完善、建筑品质良好、小区管理和环境较好的小区，房价或租金都高于周边普通住宅，同时他们与中国人混居在一起，住在同一小区，与中国家庭尤其是中国朝鲜族为邻居，边界模糊。
尽管远景路的商铺和租房成本越来越高，由于是最早形成的韩国人聚集区，它仍是目前韩国商人在广州最为集中的区域，是有名的“韩国一条街”。远景路有贸易服务机构、医疗机构、教育机构、商场超市、餐馆饭店、美容美发店、宾馆旅店等专门为韩国人服务的基础设施，已经形成一个完备的族裔社区。即便是初来乍到的韩国人也可以用迅速复制在本国的生活方式，融入族裔生活圈，但与当地社会建立联系就相对困难，这就需要借助中国朝鲜族作为中介的力量。韩商主要集中服装、皮革、鞋子和布匹等日用品的批发和零售、餐饮住宿、医疗美容、物流、房地产、出版影像通信等行业。来自中国东北部的朝鲜族由于具有语言优势则为韩国商人的饮食起居、生意交往、沟通联络而服务，如开韩国餐厅、提供翻译服务、开设美容美发店、韩国商品店，以及从事家政、代办签证等各种“跑腿”服务。在适度的主动浅层融入的表象下，通过与朝鲜族人的互补共生，来维系以“深度区隔”为核心的文化适应，是广州韩国人文化适应的一种基本策略。事实上，除经济活动及工作方面的必要来往外，韩国人与中国朝鲜族的接触并不多，和非朝鲜族的中国人则基本没有接触和交流。大多数广州韩国人信仰基督教，居住在不同行政区域的韩国人可以通过基督教礼拜定期聚集在一起，他们借此开展社交活动和交流工作生活信息，此类活动往往不会有中国人的参与。
由此，在穗非洲和韩国商人都基于职业和社会经济能力差异呈现群体内部居住空间分异的现象。二者相同之处在于居住空间多遵循资源和市场指向的原则，主要分布在商品贸易集散地和交通便利的地方，其次是距离工作地点、大使馆、宗教场所等近，再次是搬到近郊区减少居住成本。不同之处在于韩国商人大多具有合法身份或收入良好会寻求更好的居住环境，而部分非洲商人则偏好执法环境相对宽松的区域，从中大致可以看出两个移民群体在同一移居地不同的社会地位和际遇。
集聚的一面是融入，非洲商人和韩国商人作为两个移民族裔中的主要角色都选择了聚集的方式来进行资源的共享和群体内部的整合以应对在异乡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在地方社会构筑族裔色彩鲜明的社会空间并复制自身文化的同时也是一种在地的融入。另一面则是区隔，集聚区是将族裔活动空间进行划界，界内是我群，界外是他群，相对孤立和封闭。广州非洲和韩国商人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等都与本地社会文化融合程度不高，由于自身流动性高与本地社会文化的融合需求度较低。除了少数商人已移民中国之外，大多数均不以长斯定居中国为目标，出于商贸动机来华，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移居社会的“过客”，他们在广州的社会适应是基于暂时性的实用需求。不同的是，广州韩国人在工具性需求和文化优越性基础上自我隔阂，导致了在地方社会的移民文化孤岛的形成，而非洲人在广州的适应所遭遇的族群区隔，可以说是被动的结果。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长期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对移民广州的非洲裔和韩国裔商人群体及其实践的比较分析，探讨广州国际移民的历史进程和经济、政治、社会等结构因素对两个移民族裔群体产生的影响，考察商贸型移民与移居地互动之下的聚集空间、贸易和生活。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贸易的兴起和发展是影响国际移民来华动机和人口规模等的基本因素，而近些年珠三角地区的供给侧改革对在穗外籍商人尤其是从事低端商品贸易的非洲商人的移民规模、从事行业等产生影响。外籍商人在广州的居住空间和生存状态都受到地方管理部门的管理规划和签证等相关制度的影响，地方政府对小北片区的管控力度加大致使一些非洲商人搬迁，而远景路作为韩商聚居地由于地方政府的规划而愈加发展。两个商人群体移民类型和与当地社会的族群间差异不同也导致他们在移居地的社会地位存在差异。在这些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非洲和韩国的来穗商人运用自身的社会经济资源在地方社会构筑跨国社会空间并以此为中心开展生活和贸易活动，但由于两者在社会经济背景、民族特性、社会空间和活动等因素存在的差异导致在当地社会遭遇的区隔与融入状况也呈现不同的模式。总之，本文从比较的视野研究移民地社会与国际移民的互动形态，丰富了现有的国际移民理论与实证研究。
中国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和中国在海外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对国际移民的动机及行为的塑造将是长期的，但是中国作为非移民国家的文化、地方政策以及管理服务并未与这种趋势相适应。在已有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本文将从培育移民文化、管控和规划移民社区和依托社工机构开展服务等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一是从各层面培育移民文化。随着我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应当从法律、机构设置、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来培育移民文化，可以有效促进移民对经济的贡献。在政策和制度上应当进一步吸引国际人才尤其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型和资本型移民，比如延长居留许可时间，精简办事程序，消除对移民的制度性歧视。广州市在来穗外籍人员的管理经验中已经形成了各部门直接参与、齐抓共管的“大外管”工作局面，但仍以公安机关为主力军，且侧重管理而非服务，在移民社区设置小型的、专业、较为全面的管理和服务机构有助于缓解此种局面。在媒体和社会层面应当认识多元文化的存在，为移民群体在穗工作和生活创造适宜的社会舆论环境。
二是积极管控、引导和规划移民社区。移民社区作为外籍人口融入当地的社会空间，有赖于政府的适度管控以维持稳定秩序，同时可以充分利用地方空间打造族裔景观，比如远景路作为韩国街吸引了许多游客，登峰街加以引导和规划也可以成为城市新的人文名片，亦是中非友谊的示范区。通过与外籍社团组织合作或招募社区内外国人作为志愿者，使在住外国人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充分融入社区，也可以使当地居民通过观光交流的方式在穗外籍人员及其社区形成深入客观的认识。
三是依托社工机构开展服务。调研发现来自不同祖籍国的外籍人员在广州生活和工作的需求因群体不同而存在差异，比如在广州有稳定生活的家庭则有医疗卫生、儿童教育等需求，来穗开展贸易的商人则需要中文学习和有关签证和法律知识的学习，这些都可以由社工机构等来开展针对性服务。如登峰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位于非洲人在广州的聚集区，成立于2012年，外国人服务为该中心特色服务，由政府购买其服务，为来穗外国人提供租赁房子咨询、游玩广州、信息翻译、法律咨询、基础的汉语知识学习等服务，对于长期居住在广州的外国人还提供系统的中文学习、跨文化交流、政策咨询、医疗帮扶等服务。社工机构这种小型的、专门性、非官方机构更适合在流动性较高的外国人聚集区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