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第十一届中国蓝筹地产年会上称，“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经济增长减速不是短期临时周期性的，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根本性的、结构性的。”
黄益平以出口为例来说明，“过去中国经济增长30多年，每年接近10%的增长，其中相当一块来自于出口的增长，每年平均在20%-30%之间。中国顺差最高的时候07年占到GDP将近11%，我觉得很难再持续了。因为全球经济危机以后尽管增长恢复，但是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
“另外对中国来说，我们由过去的小国经济变成了现在的大国经济，小国经济就是在市场上怎么增加供给对市场影响也不是很大，但是现在变成大国经济，通俗说法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如果我们再保持20%-30%的出口增长，意味着我们每年要在国际市场上挤占其它国家市场份额两个百分点，是很大的经济政治挑战，很难持续。”黄益平补充说，“过去几年，我们的经济结构在平衡，07年以来，顺差占GDP比重回落到3%，出口从最高的37%回落到25%。”
除出口减速以外，中国的投资增长速度也已经开始放慢，人口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98年刚刚提出保8的政策，劳动人口每年八百万速度增加，现在我们每年三百万速度减少，加上农村剩余农村力即将枯竭，这样劳动力对经济增长贡献变得越来越小。”黄益平称。
“刺激政策不是帮助我们解决经济增长问题的一个根本性办法。”黄益平强调，“现在大家都知道，决策者在最近一两年一直在说我们要重视改革，不能像过去一样刺激增长。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是各种政策调整，当然这些政策和过去四万亿政策有很大差别。但对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如果你听到政府说微刺激，刺激了三次，刺激了六次，很自然会引发一个问题，这个微刺激会不会变成一个强刺激？”
“刺激政策短期内可能有用，但不能从根本上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第一个原因，现在我们说的微刺激是稳增长，不是刺激增长，这和过去有差别。更重要的问题是今天碰到很多问题可能很难用刺激政策解决。”黄益平举例说，“现在大家觉得经济很困难，最困难的在于珠三角、长三角，当然全中国都很困难。比如宁波市经济非常疲软，第一季度全国GDP增长7.4%，到了宁波6%，工业产出1.7%增长率，我们可以想象在制造业出口为主的地区，当它的工业产出只有1.7%增长的时候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宁波经济发展困难是因为货币政策不够宽松，还是因为我们恰恰现在面对了一个产业升级的问题？过去很多很成功的企业，现在做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成本快速上升，过去有竞争力的企业现在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放贷款我觉得没什么用。我们企业如果要真正重新开始保持相对比较快的增长，我们所需要的是产业升级、技术更新，需要的是新的增长机会。”
“另外我们现在都知道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根本性的问题是民工短缺、大学生过剩，大学生需要的一般是白领工作，大学生过剩跟我们的经济结构有关系。”黄益称，“中国经济当中雇人最多的两大产业，第一制造业，第二建筑行业。大学生很少到这样的行业去做蓝领工人，所以如果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为了保增长采取新的刺激措施，通过新的投资，尤其去搞一些基建，最终很难帮助我们缓解市场上的劳动力市场问题，而且很可能出现问题，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民工短缺的问题没有消除，工资还在上涨，但是大学生就业困难依然相当严重，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也许不是简单的刺激政策。”
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要让经济保持一个相对高速的增长，才能推进改革，这个话从理论上是对的。但是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是，这个合适的增长速度应该是7.5%还是7%还是6.5%？”黄益平称，“我的看法是也许适度的低一点，但是花更多精力做经济改革会更好。改革是我们保增长最根本的手段。”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改革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不一样，IMF做了一个测算，如果我们在短期内把所有的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所决定的一些改革措施全部都落实下去，我们在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下降0.2百分点。但是过了六七年我们增长速度可能会提高两个百分点，2%，很多改革好处是需要时间才能释放出来。”黄益平称。
“短期内推进一些改革，比如社会福利体系、企业的改革，消除过去过剩产能，有可能在短期内对增长是不利的，这是考验我们下一步经济能不能平稳过渡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黄益平表示，“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把更多的工作重心放到改革上面，适度的容忍低增长，长痛当然不如短痛，适当情况下为了保持长期增长，短期做调整可能是有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