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复活节周末是纪念生与死的时刻。中国的清明节也是一个纪念先人的日子。
本周，我失去了一位荷兰朋友。他的逝世让我意识到，我们“婴儿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和结束后出生的一代）这一代人已经开始了谢幕的旅程。婴儿潮一代创造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突破，促成了全球化，并在此过程中造就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富有的亿万富翁。
与此同时，这代人留给后代的则是严重的环境恶化和污染，人与人之间巨大的不平等，以及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债务负担。婴儿潮一代的一位成员，正手按核按钮，不分敌友地威胁开打贸易战和毁灭性的大决战。
就像罗杰斯和哈特的歌曲中所言，今天数十亿人对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倍感“迷茫、迷惑与迷乱”。
复活节前两周的一系列事件令人惊叹，即便最老练的政治分析人士也感到眼花缭乱。在华盛顿，特朗普解雇了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宣告开打贸易战，而俄罗斯总统普京获得了连任。最令人意外的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到访北京，而他已经同意在5月份会见特朗普。与此同时，意大利经选举组建了自1946年以来的第66届政府——每届政府的平均任期仅为13个月。
这些令人困惑的变动会如何收场？
目前西方的焦虑主要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因为民众将其愤怒发泄到既有秩序上，猛烈抨击全球化、外国人、移民、伊斯兰国家、中国、俄罗斯，以及任何可以被指责的人。包括主流媒体在内的自由主义者过度集矢于特朗普，却没有意识到越攻击他，就越让特朗普在其支持者眼中显得强大。他不是在从事变革，而是在从事表面上的变革。宣布贸易战能令他的支持者心满意足。至于这一套是否行得通，那就是以后的事情了。
当前全球政治中的声音和怒火掩盖了一个重要信号——精英们一直在攻击错误的敌人。他们应该仔细照照镜子，并反思他们是否就是自己最可怕的敌人。
诚然，“美式和平”借助其自由主义的理念，在过去70年铸就了全球和平、自由贸易和投资。但尽管规则导向、人权和自由市场理论拥有华丽辞藻的包装，金融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犯罪、恐怖主义和美国失败的军事干预——已不能再被忽视。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说辞已不攻自破。其自由市场、自动稳定信息无法应对全球化复杂、动荡的政治、人口和技术驱动因素。我们需要寻找一个适用于更广阔历史场域的，哲学化和基于价值的叙述体系，以现实地应对我们还无法理解的力量，并消除因这套体系只服务于少数精英而引发的原始愤怒。
原因就是人口问题。随着医疗保健和科技的巨大进步，全球人口伴随20世纪70年代的“绿色革命”而爆涨。1990年柏林墙的倒塌引发了“劳工冲击”，来自中国、俄罗斯、中欧、印度和其他地区的数十亿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互联网信息传播崛起的速度超过所有人的预料。通信的发展和世贸组织关税降低，真正造就了全球贸易、旅游和投资。随着富裕国家不再朝气蓬勃，它们从“消费者剩余”中获益，却在忧虑“劳动短缺”——移民和技术进步导致的失业。
先进国家通过大规模金融化来掩饰这些问题，即增发钞票为持续增长的债务提供零利率资金支持。实质上是世界其他国家为富裕国家提供了资金，如今却被指责为进行“不公正贸易”。
富裕国家的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意识到大规模金融化造成的政治鸿沟。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对此颇有高论：精英们拒绝审视他们不想看到的东西。因为精英能够负担得起最好的教育、医疗并感觉他们居于法律之上，对非精英阶层的真实状况完全视而不见。
因此，民粹主义便成为非精英阶层的复仇。这里的非精英有时被称为“不稳定无产者”——这些劳动阶层尽管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勤奋，却挣扎在贫困、无家可归和失业的边缘。
因此，生命便成为出生、成长、失败、老去和死亡的循环。但总会有新一代人来继承和面对这一代人的所有失败。
当追溯我们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时，必须为我们作为不够和过度作为的错误而在灵魂深处追索。言语不如行动重要。如同另一位尼日利亚学者的金句所言：变化应该“超越理发台上的小手法——小手法很多，却几乎没有出现真正的进展或进步”。
这就是我，为什么作为婴儿潮一代的成员，要为我们这代人的罪过寻求宽恕并悔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