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高考都会涌出一大批“高考状元”，
他们先后步入政界、商界、学界，
成为社会精英，民族栋梁。
他也曾是高考状元，
以全国文科第一名考入北大，
一个妥妥的学霸，青年史学权威，
在全中国的研究领域曾掀起过不小的风浪。
郭沫若、周予同、黎澍等著名学者，
都对他不吝赞叹之词。
他所发表的论文被称赞过国学大师王国维，
他在《人民日报》上创下整版被摘录的记录。
倘若他还活着，
日后极有可能成为中国史学界的，
泰斗、大师级人物。
遗憾的是，他生错了时代，
年仅32岁时，就陨落于政治运动中，
不幸地被错误地枪决。
他就是：沈元。
1938年，他出生于上海的书香门第，
父亲沈昌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南京政府成立后，曾任镇江县县长，
后在抗日战争中功勋卓著，
因“涉历巨险，忧劳至疾”而病逝。
母亲何天予，
毕业于早期南京女子师范学校，
是一位汉语言学家，书法家。
姑母是协和医院医学博士，
姑父曾任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
医学系主任、医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父亲沈昌
从小他的功课就好，
刚上初中时，他是班上第一个，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
加入了少年儿童团，
（少年先锋队的前身）。
进入高中后，他文理各科，
均为全班第一，近乎满分。
毕业后参加高考，以当年全国文史类，
总分第一名的身份考入北大历史系，
致力于古代史，专攻秦汉史。
学习期间，他像饿牛进入水草地一般，
每日早出晚归，除了上课就是自修，
终日埋头于学校的图书馆，在这里，
他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
他不仅学习勤奋，
还心系天下，关心时政要闻，
常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
曾志向远大地对同窗说：
“我们就是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
在当时提倡做“螺丝钉”的社会背景下，
谁出头，谁遭殃，一切壮志凌云，
都被视为“狂妄”、“无知”、“自大”，
他出众的才华，高调的言论，
招来了不少异样的目光。
1956年，国际形势动荡，
赫鲁晓夫发表长篇“秘密报告”，
揭露斯大林问题，
国际上也对斯大林议论纷纷，
引起强烈反响。
年仅20岁的他十分关心政治形势，
有一次在图书馆阅览室里，
看到一份英国《工人报纸》，
上面全文刊载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他读后大为吃惊。
当时大学生的外语都是选择地学习俄语，
不能阅读英语报纸，
因为他在中学学过英语，
便借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私下供同学们传阅，
其中特别惊人的是，
斯大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
受害者达七十万人之多。
那时候，宿舍每晚都在议论斯大林问题，
他政治敏锐、颇有胆识，
发表了很多独特见解，让人叹为观止。
而当时意识形态尚存，
信息的管制比今天更加严格，
很多资料国内绝对保密，
只供高级干部查看。
醉心于学术和世界形势的他，
只要看到类似的报纸，
便会翻译出来供人传阅，
这无疑犯了当时的大忌。
1957年，
凡是翻译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
都被打成右派，他也自然被定义为“极右”，
被开除学籍发配到了北京西郊劳动改造，
那一年，他才19岁，
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
三年后，他返回北京开始在街道上劳动。
因为才华横溢，领导爱才，
加上三年困难的特殊时期，
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相对宽松，
这位三年级就被北大开除的历史系学生，
被破格加入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任职。
一入社科院，满腹诗书的他如鱼得水，
先是在《历是研究》上发表《<急就篇>研究》，
以当代人的眼光研究汉代的社会性质，
凭借在史学、文学，和音韵学上的，
深厚功底和独特视角，在史学界引起极大轰动，
连郭沫若和范文澜读后，也不由得拍手叫好，
郭沫若甚至还称赞他为“神童”。
25岁时，他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的长篇文章，
被《人民日报》整版刊载。
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现象，
一时间，他的文彩博得满堂喝彩，
祖国各地的学者，都在争相谈论他。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中国，
知识分子相继被打倒，
专注学术但治学惹祸的他，
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竟也会有这么一天。
年仅28岁的他，被列入，
要打倒的“历史学界十大权威之一”，
除他以外，其余九人，
都是历史届大师级人物。
他和家人走到哪里，
红卫兵就追到哪里。
曾经接纳过他的研究所，
也将他扫地出门。
他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
姐姐也早已自顾不暇，
哪里还敢收留他？
一年多来，
不仅被摘去学术研究的权利，
还要承受连续的批斗和陪斗，
他亲身体验了人格的侮辱，
和肉体的折磨。
他看到心爱的学术研究戛然而止，
传统文化被批判、破坏，扭曲。
他想争取多停留一天，
一小时，哪怕一分钟，
在别人已经绝望之时，
他还在苦苦死里求生。
因为他脑海中所储存的历史学研究课题，
一次次在绝望中鼓舞着他求生的信念。
后来实在忍受不了批斗和躲藏了，
走投无路的他选择用竟鞋油涂满皮肤，
乔装成黑人闯入，
非洲国家马里驻华大使馆，
寻求政治避难，结果大使不敢收留，
通报中国政府逮捕了他。
一位清高的知识分子，
经历了何等痛苦的内心挣扎，
竟会破釜沉舟地选择这一条路！
他在给老师的信中曾写道：
我们祖国艺术的伟大特点，
不仅在于其通体之雄浑壮丽，
而且在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常人视为无关紧要的地方，
都是花费了无数的心血和精力的。
我就是这样体念：
我们今天所要继承的，
正是这一种精神。
在狱中，即使他身患重病，
还会将自己有限的口粮分给别人，
昔日的狱友们透露：
“他很安详，有修养有学问，很受尊敬。”
他多想有人喊一声“刀下留人”，
却没有等到。
1970年4月18日，他在北京被枪决。
和他同被枪决的北大同窗还有：
中文系林昭，外语系顾文选，
哲学系黄中奇，化学系张锡琨。
本是“人中龙凤”的他们，
就这样湮没在时代的洪流中。
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签发了一份布告，行文如下：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备注：关于其兄的内容后来在第二次布告中被删除）。
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执行枪决的两年后，
家人才收到“枪决通知”，
竟是因为执行枪决的人，
来家中索要5分钱的子弹费！
文革结束后，许多人获得平反，
姐姐和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奔赴北京，
多次为他上访洗冤，1980年春天，
他们终于收到一张平反通知书：
被告沈元……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Ｏ年四月十八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决书。二，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坚强的母亲再也无法承受，
在儿子死后第一次放声大哭：
“我要人，我不要纸，不要纸啊！
我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儿子，
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一张纸？”
可是，她却再也要不来儿子了。
他曾留下过一部读过的《汉书》，
满篇用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
用以补充前人的注解，
这部书因无人识宝，
才得以在那场文化浩劫中幸存。
后来家人奔波数年，
出资数十万元，将其出版。
一，为文化遗产得以幸存，
二，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他的学术生涯和思想生涯才刚刚开始，
便画上了句号，
如今距他被枪决已经过去了47年。
在和平安定的年代里，
每年高考放榜，举国欢庆，
受万众瞩目的状元们，
未名湖畔意气风发，步履匆匆的学子们，
还有谁知道，记得，
这位一心关注国际形势，
潜心治学，不为功名利禄，
却因才华而被处决的无辜学长呢？！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堆高于岸，流必湍之，
人处于众，谗必随之。
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
一位试图改变历史书写方法的陨落者，
他纵身一跃跳进历史的长河，
惨痛的灭顶之灾，
不由得令人扼腕叹息，泪湿衣襟，
2018年4月18日，
沈元逝世48周年，
今日中国，
我们该用什么来缅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