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通译“丝绸之路”）本是德国人李希霍芬清末提出的概念，用以表述“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而今天我国搞的“一带一路”完全是一个新的“蓝图”，把它与历史上西方人定义的“丝绸之路”强加比附，其实是完全多余的。进而论之，就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李希霍芬的视角与这类古商路的实际情况，也不是一回事。
一
丝绸无疑是秦汉时代“西方人”（当时典型的就是罗马帝国的人们）对传到他们那里的中国特有产品中印象最深的一种，李希霍芬因此把当时这条商路谓之“丝绸之路”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人们不要因此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这条商路就是为输出丝绸而开的。丝绸是这条商路上中国主要的输出品，但比起西方对中国的输入则是无足轻重的。
其实，不要说张骞以前就已存在中西交通（早就有人提到张骞并非“凿空”。远古以来小麦、马及马车、冶金术等文明因素沿着河西走廊及周边地区“西来说”虽然曾遭政治性的严厉批判，但并没有被真正驳倒），也不要说张骞通西域及西域诸民族的回应主要是基于政治-军事动力（打击匈奴等），通商只是副产品，我们在这里只要指出一件事，那就是在张骞通西域后，这条商路确实前所未有地繁荣起来。但在汉代（至少是西汉一代），这条商路（其实应该是一组商路，包括天山南北及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为表述方便，本文仍称为“这条”）对中国（指当时的汉族地区）而言其实是一条“贸易逆差”之路——那时我们买人家的东西在交换价值上要远远超过人家买我们的东西。因此如果当时存在着今天这样的贸易额统计，那中国的丝绸“出口值”在所谓的丝路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是不会很大的。
当然，古时并没有海关统计，我们没法知道这个比重确切有多大。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是：当时中国输出的丝绸价值远不足以抵偿我们从西边输入的各种商品，其中的“逆差”主要是中国用“币”支付的。中国用以支付逆差的“币”主要就是黄金。有人套用古籍中的原词，说那时的商路应该叫“金帛”之路（王宇星：《从金帛之路到丝绸之路：汉代丝路的物资及文化交流》，《文史知识》2018年第2期）。从中国输出的角度讲，这确实比“丝绸之路”更准确，只是黄金并非中国所特有，西方人提到中国输出品时只想到丝绸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时的“币”不一定是铸币，但作为交换媒介与今天所谓的货币基本同义。黄金在汉代是法定通货，20多年前我在《汉“金”新论》中已详论之。而在远距离国际贸易中，黄金作为货币更具有绝对优势。布帛在中古固然也有为“币”的，但作为货币经济的一个峰期，西汉“布帛为币”比此前的先秦和此后的魏晋隋唐都更少见，长途跨国贸易更是如此。铜钱在汉代国内使用当然最普遍，但跨越几千公里很难带着低值沉重的大堆铜钱做生意。白银还勉强，“丝路”中也确实用过，但汉代在国内，金的货币功能远过于银是毫无疑问的，国际贸易就更不待言。所以“丝路”上频频出现的“黄金”、“金帛”、“金币”就不用说了，即便史籍言“币”而未明指为金，在丝路的背景下理解为金，一般也是不会错的。
《史记·大宛列传》称：“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国益厌汉币，不贵其物。”有朋友说这里的“汉币”不可以黄金解，其实也未必。这段话下面还有：“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这是说当时的内地商人多冒充“汉使”，以“红顶商人”身份牟利，被“外国”识破而生厌恶。所谓“不贵其物”，可以理解为不再把“汉币”视为附有政治意义的官方礼赐，只当做一般牟利手段，也可以理解为“汉使”输出的“汉币”太多，以致贬值，甚至可以理解为不法奸商假冒伪劣失信于人而招厌。但所有这些理解都与“币”的物质含义无关。我们无法判断这段话中“外国”所“不贵”的究竟是黄金还是丝绸，若说是丝绸，胡人不稀罕丝绸？那还开什么丝绸之路？当然也不好断言它是不是黄金。其实，“不贵”丝绸与“不贵”黄金都可以有以上三种解释，是不能强辨的。
实际上，史籍中对“丝路”交易内容记载不多，但在这不多的记载中多数是“金”“帛”并提，而且多是首提黄金，还有只提黄金的，而只提丝绸的倒是没有见过（西方人只提丝绸可以理解，已如前述）。张骞出使，据说就“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史》《汉》同记而无异词。以后，又有“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这就是纯粹用黄金买骏马了。
有人可能会说：官使持金，民间商人却未必。但其实那时的“民间商人”往往也是冒充官使的。上文所谓“其使皆贫人子，……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轻重”即价差、汇差，“言轻重”就是谈买卖），就体现了这种情况。
官使冒滥，导致中国输出品（无论黄金还是丝绸）太多而贬值还是小事（因市场规律的作用，这种一时的供过于求是会得到调整的），但导致官使被人看不起就更为常见了：“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不过从市场经济的观点看，人家不把你当官差而是当成商人，乃至不把你当“红顶商人”而就当你是民间商户，“必市乃得所欲”，这才合乎“商路”的逻辑不是么？
所以，除了张博望、班定远这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外，那时丝路上一般官使和民商的区别其实没有那么大。
《盐铁论·力耕篇》载有当时桑弘羊与一批儒者就这种外贸关系发生的一场论战。按文中所言，当时的外贸就是“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汝、汉当时出产黄金，而“纤微之贡”就是丝绸，汉帝国主要就用这两样东西与“外国”交换。
桑弘羊对这样的贸易评价很高。在他看来，用丝绸换外国的宝贝是发挥了我们的“优势禀赋”：“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如果用黄金购买外国货呢？那更是百利而无一害了。有趣的是，桑弘羊这个“红顶商人”出身的统制经济论者既重视贸易（确切地说是重视官营官控贸易），却又轻视货币——不是说他不想赚钱，而是说他认为货币除了换来商品，本身是“无用”的“虚末”之物，所以贸易的最终目的不是积累货币，而是广获商品。于是在他看来，用黄金这种货币去“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无疑是“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而损敌国之用”的好主意。通过这种以“虚末”买“实本”的逆差贸易，就可以万物皆备于我：“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
这番话所描述的外贸图景，就是中国热衷于买买买、而且也有能力购买各种进口商品，如桑弘羊所言，主要是买进骏马和骆驼等良畜、高档皮货和各种毛织品，以及珠宝美玉和琉璃之类奢侈品等。而中国用以交换的，主要就是黄金和丝绸。值得注意的是：照桑弘羊的口气，他更推崇用“虚末”的黄金，而非实用的丝绸来进行交换。显然，他是力挺逆差贸易的。
而作为他的论敌，贤良、文学这些儒者很不喜欢这样的贸易。他们倒不是心疼黄金（在以货币为“虚末”这一点上，他们观点与桑弘羊都差不多），而是指责朝廷热衷于进口外国奢侈品会有害民生：“今骡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鼲貂旃罽，不益锦绨之实。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余里。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也，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是以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不爱奇货，以富其国。”这里的“昆山”即昆仑山，这里指陆上丝路所经西域各国，“桂林”非今之桂林，秦时桂林郡地近南海，这里指海上丝路所达的西洋南洋各地。贤良、文学指责朝廷耗费巨资从“距汉万有余里”的外国大肆进口昂贵而无益于民生的奢侈品，是一种弊政。尤其是“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之说，明显指出了这种贸易的逆差性质。在另一篇里，贤良、文学还宣称我国万物皆有，“不待蛮貊之地、远方之物而用足。”他们反对外贸，主张闭关自守。但他们主要就是反对进口，至于出口要不要反对，他们并没有说。
这里我们不想去评价这两种外贸思想的高下是非 （以今天的眼光，无论批评桑弘羊还是批评其对手都不是难事），只想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一褒一贬，争论的对象都是逆差贸易，并没有谈到顺差贸易。逆差贸易是好是坏，是个价值判断。而当时中国的外贸是逆差不是顺差，则是个事实判断，这一点双方并无争议。当时中国并没有用自己的丝绸去换取“外汇”，而是用自己的硬通货黄金去购买外国的贵重商品。当然中国也以出口丝绸出名，但如果仅靠丝绸的那点交换能力，那条商路绝不可能如此繁荣。
二
当然，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贬低当时“丝路贸易”的历史意义，也不是否定西汉的“大国辉煌”。事实上古代的“文明间交流”采取并不文明的方式、比贸易（包括逆差贸易）野蛮得多的方式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战争与征服的交流意义在那时常常比贸易还大。征服导致的“民族融合”就不用说了，战争传播新知的作用本身就很突出。我国的“四大发明”主要就是通过战争 （多数还是我们失败的战争，如怛罗斯之战等）传播的。与之相比，贸易不管顺差逆差，应该都是一种文明的“文明交流”，足够伟大了。
而且那时的逆差贸易与今天的“贸易逆差”也有若干重大的不同。
首先，那时的“国际货币”主要是真金白银，即便铜钱的国际流通也有其金属材质的真实价值支撑，“强国的信用”也起一定作用，但不是主要的。与完全靠“强国信用”发行的纸币乃至记账单位不同，这样的通货很少有“国际铸币税”之利，不像今天美国用自己印的美元买外国制品，汉朝用黄金买“宛马”是不会得到“铸币税”的——当然逆差过大对今天的美国也不是只有利而无弊。
其次，古代各国的货币经济更为多样化，一方用作通货支付的黄金在对方那里却往往被视为一般商品，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如当时的丝路上，史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不知铸钱，……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史记·大宛列传》）显然按今天的眼光，汉帝国用黄金白银为“币”购买进口货是有巨大贸易逆差的，但对安息国而言，却不能说是有等额“顺差”，因为他们得到的金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般商品（器饰材料），而不是用作“外汇”。尽管这种现象在今天的国际贸易中也存在（现代国家进口黄金也有用作首饰而不是作为外汇的），而且中国古籍的这种说法也未见得完全可信——汉籍的说法证实了“汉金”的国际货币功能：汉方并不是“以物易物”，但安息得金银是否仅“以为器，不用为币”还待考。现在我们知道当时的安息是有贵金属铸币的，不仅通行银币，金币也有发现，而且总的来说，那时地中海文明区域的贵金属铸币要比中国发达。但是在那个时代，这种逆差与顺差的“非对应”现象要比现在更突出。
再次，那时的“丝路”贸易通常是接力式的分段贸易，丝路两端的汉与罗马并无直接交往。所谓汉帝国的贸易逆差，实际是对直接交往的“西域”而言，并不是对所谓的“西方”。而那时“西方”即罗马帝国，对“东方”即从波斯到中亚这一广大地区的贸易其实也是逆差的。笔者20年前曾指出：“在汉帝国黄金流向西域的同时，罗马帝国的黄金也在向东流。”从共和晚期到帝国时代，罗马为与东方的交易而流出的黄金颇为可观，曾使罗马当局不得不实行黄金出口管制。于是，“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的这片广大中间地区，便成了吸纳罗马和汉帝国这东西两大文明中心流出之贵金属的贸易大“顺差”地区。
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没有直接的资料说明，但可以推测：他们给汉丝绸支付的价值并不高，使得汉必须加上很多黄金才能换回所需商品；而他们把丝绸转手倒卖给罗马却获得高价，使得罗马除了一般出口商品外也还要加上不少黄金才能换回丝绸和“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所产的其他商品。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据说汉与罗马都有直接通商的尝试，却被这些中间国家阻隔：“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大秦即罗马）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
但是，这并不影响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作为当时旧大陆东西两强的地位，而同时从两强那里都吸纳了许多黄金的秦汉-罗马之间地带，也并没有因这种“贸易顺差”而出现“大国崛起”。道理很简单：在当时的条件下，那些黄金只是促使高层腐朽的奢侈品，并没有变成增加国力的“投资”。而所谓高顺差的另一面其实是那里老百姓的低消费，对进口货没有购买力——东西方史料给人的综合印象是汉朝出口到这里的丝绸基本都转销到了罗马，用于当地的消费很少。丝绸这样的好东西，如果当地人踊跃消费，强劲的需求必会拉高价格，使汉朝的逆差减少。而旺盛的当地消费又会使可供转销罗马的丝绸所剩无几，罗马也不会为大量购买它而付出那么多黄金了。而下文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穷国的顺差”并不是一种值得羡慕的现象。
当然，黄金的这种流动还是有重大后果的。罗马帝国姑且不论（国外也有黄金外流搞垮了罗马经济之说），中国从东汉以后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黄金长期稀缺，黄金的货币功能在中国基本消失。一直有人认为，汉代对外贸易的大量逆差导致的黄金外流是“汉金消失”的重要原因，乃至主要原因。笔者不尽同意此说，但是如果把因果关系倒过来，汉金的稀缺可能倒是汉以后这条商路一度衰落的原因之一。除了地缘政治和军事的因素外，从商业的角度讲，当时如果没有中国黄金支付的强大购买力，仅靠丝绸，“丝路”贸易是难以繁荣的。直到后来，在新的经济条件下，这条商路才走出萧条重新活跃起来。
三
北朝唐宋时期，“丝路”贸易又几度繁荣，也几度因战乱中断。但这一时期，中外交往和通商已经全方位化，尤其是海路与草原交通都已大有发展，所以外贸的总体活跃程度是超过汉朝的。这时中国已经不大输出黄金白银，当然小规模的外流可能还有，这个时期中国贵金属的极度稀缺据说仍与此有关。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时中国的外贸仍然属于逆差贸易类型，只是从西汉的贵金属外流变成了一般通货的大量外流。
而且这种外流比西汉的黄金外流似乎更加蔚为大观。考其原因，笔者认为第一应该是海路贸易的船载能力比绿洲上的骆驼要强得多，而草原关塞贸易又比串行绿洲的贸易路途近不少，这使得沉重低值的铜钱也可用于支付逆差。其次，唐宋尤其是宋代经济又上了一个高峰，与周边地区的差距拉大，其通货也更有了国际信用。最后，唐宋的社会富裕也造成了对进口货的旺盛消费能力，尤其是宋，虽然对外战争不如汉唐“强盛”，甚至被讥为“积贫积弱”，实际那仅指赵家财政收支拮据和军事低能，若论社会富庶和国民生活，则学界常以为是前近代中国史上之最，《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中的繁荣，是所谓盛唐长安的“东西二市”没法相比的。宋人出手阔绰的买买买，也助长了“富国的逆差”。
于是这个时期，从“开元通宝”到宋代制钱，都曾广行于周边地区，几成“国际通货”，有似今日美国以美元支付逆差的结果。所谓“两蕃南海贸易，（钱币）有去无还”；“北界（契丹）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矣”；“四夷皆仰中国之铜币，岁阑出塞外者不赀”；“金银铜钱之类，皆以充斥外国”；“泉州商人……载铜钱十余万缗出洋”，等等，可谓史不绝书。
有趣的是：当时的一般趋势是中国经济越繁荣，通货输出越明显，而在经济衰败时期便会出现通货回流。如宋金对峙时代，南宋钱币曾长期北流入金，宋方想拦都拦不住，而当时南宋的经济总的来说也比金更为发达。但到南宋末的最后数十年间，王朝衰败，经济也出现了末世危机，在国际贸易中却出现了钱币回流现象（参见乔幼梅：《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齐鲁书社，1995年，118—183页）。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国力不行了，再不能像过去那样豪奢地一味对外撒钱买买买了。反而是自己消费能力降低促进了出口，导致了“末世顺差”。
实际上只要我们开阔视野，就会发现农业时代的世界贸易史中，有大量相对发达地区贸易是逆差、通货纯流出的现象，而相反的事例较少。前面提到汉帝国、罗马帝国同时出现贸易逆差，而一般公认为发达程度不及这东西两强的丝路中经地区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等）反倒是顺差。就中国来讲，汉唐宋元这几个领先世界的朝代都是国际贸易逆差，通货纯流出。只是到了明代和清前中期，出现了历史性的反转：中国在国际上变得“只卖不买”，至少是“多卖少买”。我们卖出自己的产品，而且往往卖得很廉价，价格很有“竞争力”，却不买或很少买外国货，只愿收银子。于是出现巨额的顺差，外边的白银大量涌进中国，最初是日本银，后来更是海量的拉美银，形成了所谓的“白银时代”。中国这样一个历来贫银的国度，汉代货币用金用铜却不用银，到了明代，主要靠输入的白银却成了中国货币的主角。
四
过去十多年来，史学尤其是经济史界，对这“白银时代”评价很高。与此相关而持续更加悠久的一个现象就是无论经济史还是现实经济中都盛行起“顺差（出超）崇拜”。实际是明显逆差的汉代丝路贸易，我们只是一味盛夸丝绸输出，有些人甚至不顾事实地宣称“西汉一直处于出超地位”。而明与清前中期对外的顺差贸易，则被说成是这个时期中国经济成为“世界中心”的标志，这一时期中国对外的“多卖少买”被认为是“外国工业品竞争不过中国产品”，说明中国多么厉害，并有意无意地与当前我国的“世界工厂”奇迹般的高顺差相比附。清后期受鸦片进口影响导致外贸顺差变逆差，则被看成是中国衰落的典型特征，而且还因这种衰落可以归咎于外国，而被反复强调。
这样的说法不仅使我们没法深究这些“逆差”“顺差”的事实真相，而且也产生了逻辑上的矛盾：我们提到唐宋时喜欢强调中国钱币流行于周边世界，说明了大国辉煌的影响，但是却少有人细思，为什么外国会有这么多的中国通货？这不是外贸大量入超、以通货支付逆差的结果吗？实际上汉代也是如此。汉唐宋元中国的外贸逆差了一千多年，那时的中国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罗马帝国在世界上又是什么地位？
到了明清，中国外贸确实转为了持续的顺差，从过去一千多年我们的黄金、铜钱外流，变成了外国的白银流入，但那就意味着我们变成“世界中心”了吗？其实在这个时期，西欧不仅对中国，对世界其余地区，例如印度、东欧和俄罗斯的贸易也是如此。正如布罗代尔所言：
（西欧）贵金属也经由波罗的海流向东欧。这些落后国家为西方提供小麦、木材、黑麦、鱼、皮革、毛皮，但很少购买西方的商品。实际上是西方逐渐促成这些国家的货币流通。16世纪与（俄罗斯）纳尔瓦的贸易便是一例，……1553年英国人在（俄罗斯）白海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开创的贸易是又一个例子。18世纪圣彼得堡的贸易也属于这种情况。必须注入外国货币，才能指望俄国输出西方期待的原料。荷兰人执意用纺织品、布料和鲱鱼支付货款，结果他们失去了在俄国的优先地位。（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2年，第一卷，548—549页）
难道这个时期的俄罗斯、印度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众所周知，这时俄国的彼得大帝正深感本国落后，不惜以沙皇之尊隐名埋姓到荷兰去学造船，回来后更严刑峻法逼着臣民“西化”，“中心”要向“边缘”看齐，难道他是个傻子吗？
再说清中叶以后，因鸦片进口日增，中国外贸顺差减少乃至转为逆差，白银也从流入变为流出。鸦片作为毒品对中国带来的灾难，确实是西方、尤其英国人的一大罪恶，怎么谴责都不过分，但是要说它使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由“领先”变“落后”、由“中心”变“边缘”，那是没法证明的。
首先，如果说鸦片输入前中国对外“多卖少买”、贸易顺差很大，就表明“外国工业品竞争不过中国产品”，那么鸦片输入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即便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进口工业品仍然很少，顺差变逆差仅仅因为中国人多买了鸦片。如果外国工业品卖不动就证明中国产品先进，那中国岂不是一直到甲午战争都保持了“先进”？事实上，鸦片战争后因开放通商，中国传统商品出口明显增加，而禁烟失败后中国自产鸦片渐兴，逐渐形成了“进口替代”，因此在这半个世纪中逆差还明显缩小了，乃至出现间或顺差。而如果除去鸦片贸易，仅就一般商品贸易而论，则明清以来一直顺差的局面直至鸦片战争时并无改变，鸦片战争后此种顺差还有增无减。就在甲午战争前后，这种顺差还呈急速上升之势：从1891年至1895年，即使包括鸦片进口在内，中国的全部外贸顺差仍然从5.6、7.6、8.5、13.3一路攀升至14.3百万海关两，年均增长26.4％之多。而如除去鸦片贸易，则一般商品贸易顺差更从1891年的34.5增至1894年的46.7百万海关两（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49页），顺差占出口值的比重则从 28％增至29.1％（笔者据前引陈争平书数据推算）。
这就是说，迟至甲午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外国每购买100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就有近三十元无法用他们自己的一般商品，包括工业品来交换，而必须借助于特殊支付手段（白银或鸦片）。与以前的区别仅在于这些特殊支付手段过去是无害有益的白银，现在则部分代之以有害的鸦片。但是西方工业品乃至其他制成品在中国无销路，或者用有些人的话说，“无法与中国产品竞争”，则与前毫无区别——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就是这种“西方无法与中国竞争”的“劣势”（反过来说就是中国对于西方制成品的“竞争优势”）在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间的几十年里似乎还明显增大了！
再就经济总量而言，鼓吹“白银时代”中国如何了得的人往往喜欢引证A. 麦迪孙那个不知如何算出的数字，说中国GDP在1820年占世界的近30%，比今天的美国还牛。而后来的变化似乎只是西方用鸦片替代白银支付了逆差。这当然很可恶，可是从数字看，鸦片替代白银是不会影响GDP统计的。我们知道1820年后西方列强的经济年增长率不过2%左右，而中国经济在太平天国大乱前似乎也没有遭遇重挫，那么，至少到洪秀全发难前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应该仍然会比今天的美国还牛，这可能吗？
五
假如我们相信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地位到1850年代还这么牛，而中国产品比西方工业品的“竞争优势”甚至到1890年代还保持着乃至有所发展，那么以后发生了什么？
甲午以后，如此辉煌的“强势”不知怎的几乎是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从1896年起，中国的外贸便出现持续逆差，而且此期间鸦片进口急剧减少，这种逆差主要是西方工业品和投资品进口大增所致。1896年－1936年这41年中，中国只有6年顺差，其余35年都是逆差，而且差额越来越大，从庚子以前年均不过十几万到1933年最高达到459.6百万海关两（18840万美元）（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51-52页）。正如前人所言：直至甲午战前，西方对华贸易仍然基本沿袭“鸦片战争前的格局，主要是搜购中国农副产品，用输入鸦片抵充对华贸易的逆差”，直到甲午后，西方工业品才真正打开了中国市场 （《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39页）。中国进入了一个洋油、洋铁、洋钉、洋灰……什么都是“洋”的时代。
原来，继鸦片战争使中国开放了通商以后，甲午战争又使中国开放了外国投资。中国经济进一步（尽管是被迫地）开放的结果，使其不但成为商品市场而且成为吸引投资的场所。由于投资拉动，中国的工业化出现实质性启动，进口构成中不仅工业品比重大增，而且与工业化有关的投资品（生产资料及原材料）比重增加更是明显：从1893年到1936年，中国进口商品中直接消费资料的比重由78.6%降至42.5%，而投资品则从21.4％增至57.5％，其中生产资料从8.4％增至44.4％，机器设备从0.6％增至6.1％。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仍然主要是初级产品，但由于工业化的进展，机器制成品的比重也从1893年的2.5％增至1903年的8.0％和1920年的8.2％，虽然总量仍然十分可怜，相对增长还是相当可观。
而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量，也在内忧外患频仍之中取得了艰难的增长。据迄今为止多位权威学者的统计与修正值，从甲午当年(1894)到193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42.493亿两增至192.252亿两，净增了3.52倍（可资比较的是：同一时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增加1.98倍）；中国的人均GDP则由1894年的10.2两增至1930年的40.8两，平均每18年翻一番（可资比较的是：按前引麦迪孙的统计，在1890年以前的长达70年间，包括他认为中国经济辉煌时期的清中叶1820年在内，中国的人均GDP总共只增长了17.6％）。而且这种增长呈加速度态势：1887－1920年间中国GDP每年平均增长3.55％，1920－1931年间年均增长率已提高到5.62％。尽管横向比较，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仍然十分可怜，然而纵向对比，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能说是慢的，它至少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也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幅度，更远远超过了明清间据说中国因为顺差而处于“世界经济中心”时的增长速度。
那么问题就来了：假如“白银时代”的中国经济真的那么牛，后来它的“竞争力”又仍然维持着，到了甲午后似乎西方工业品显出“竞争力”、中国出现实质性逆差（即因工业品而非鸦片进口导致的逆差）了，但其经济增速却又不比西方列强差——那么，中国究竟什么时候曾经落后过？
中国当然落后过，而且是严重地落后。近代以来，中国经历的屈辱与落后相关历史，这应该是常识了。
如果尊重这个常识，那前面的那些说法显然就没法都成立：或者甲午以后那些经济数据全都不可靠，或者那些关于“白银时代”如何辉煌的说法完全不可靠。就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而非经济的绝对量）而言，所谓“白银时代”并不是顶峰，而是谷底。这个时期的经济基数已经是太低了，以至于后来的相对增长率与西方相比虽然不算低，但对如此可怜的基数而言，仍然是没法扭转贫穷落后的局面。
在这两个“或者”中，我们恐怕只能认同后一个。甲午以后的中国毕竟有了海关统计、农商调查等近代数据，就是再不准确，也比麦迪孙在完全没有近代统计依据的情况下依靠间接而又间接的推测给出的“1820年”图景可信得多。
而且这也符合我们在中国历史长河的考察中得到的认知：与汉唐宋元那时“富国（相对于交往对象而言）的逆差”形成对照，所谓明清时期的“白银时代”其实是“穷国的顺差”。经济学告诉我们，只要有购买力，理性的需求其实是可以创造的（而成瘾的鸦片这类“非理性需求”则没有购买力也可以创造），与其说明清时代“西方的工业品没有竞争力”而汉唐宋元时代国人面对的安息大宛女真南洋等地就有什么更具“竞争力”的先进产品，毋宁说是明清时国人对舶来品的购买力已经远不及汉唐宋元。汉代输出丝绸却仍然出现逆差，清代生丝（西方主要用以自己加工而非直接从中国进口绸）仍是第一大输出品，却已经产生了高顺差，这当然不是因为清代的丝可以卖得比汉代的绸还贵，而很可能是因为清人自己可能已经不像汉人那样穿得起那么多绸了。汉唐宋元人在域外的买买买，已经变成了明清人的多卖少买。
联系起前述的罗马帝国的“逆差”和俄罗斯的“顺差”，其实这里还有许多值得探究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