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份，德国联邦政府发布秋季经济预测报告，将2024年德国GDP增长预测从此前的0.3%下调至-0.2%。同时，IfW等多家机构集体将今年德国的GDP预期下调至-0.1%。这意味着，德国可能面临连续两年经济衰退，成为G7中表现最差的经济体。
德国时间10月30日，“德国经济引擎”大众汽车集团发布的第三季度财报显示，三季度净利润从去年同期的43.4亿欧元降至15.7亿欧元，同比大跌63.8%；营业利润为28.6亿欧元，同比大跌42%；营业利润率从6.2%降至3.6%，为四年多来最低水平。
为了应对挑战，大众汽车宣布史无前例的重组，计划关闭至少三家德国境内工厂、裁撤数以万计员工并收缩其在德国所有剩余工厂规模，同时要求14万名工人集体降薪10%。目前，大众汽车正与工人展开拉锯式的谈判。当月，德国失业人数增加了2.7万人，失业人口达到286万人，失业率保持在6.1%左右。
德国人对大众汽车有着深度的依赖感，其业绩“暴雷”无疑给德国的经济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当下，全球目光聚焦于美国大选、特朗普上台、强势的美元美股以及中美关系，很少人关注到德国这一老牌经济体在俄乌战争后正走向衰落。特朗普的再度上台定然加速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美世界右转，右翼势力的崛起可能给德国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我曾写德国三部曲《德国重剑：激情政治、统制经济与奴役之路》、《德国模式：经济宪法、自由市场与繁荣之路》、《德国大选：政治挑战、欧洲困境与统一之路》，分析过德国经济的历史。如今，德国正面临新的困境，正发出经济长期停滞的信号，曾经令人刮目相看的德国经济何以至此、又何去何从？
本文逻辑
一、德国模式与经济困境
二、中国追赶与美国施压
三、产业重组与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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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模式与经济困境
二战后，艾哈德改革，开辟了第三条道路——社会市场经济，奠定了德国经济模式。此后几十年，德国经济在马歇尔计划、美苏争霸、东西德统一、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机遇与挑战中持续增长，堪称“德国经济奇迹”。
德国是经济增长最稳定的发达国家，是二战以来极少未发生过经济危机的发达经济体。
在进入被追赶阶段（辜朝明，2023），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大规模地迁移到中国等新兴国家，进而出现贸易逆差、投资不足、利率与通胀低迷等问题，后者对前者形成追赶之势。而德国的突出之处在于，即便在被追赶阶段，德国依然长期保持贸易顺差。
我在《这才是中国经济的出路》一文中，用对外贸易顺差定义出口经济，用第一次对外投资所得净额定义出海经济。
日本与德国作为对照组来比较：在进入被追赶阶段，日本逐渐从出口经济转向出海经济，德国是一个出口经济与出海经济并驾齐驱的国家。
数据显示，在八九十年代，日本是出口经济，对外贸易顺差巨大，巅峰时期达到1200亿美元；进入2000年，尤其是2007年后，转向出海经济，对外贸易顺差逐步缩小，甚至一度出现巨额逆差，2023年贸易逆差达660亿美元；同时，对外投资第一次所得净额迅速扩大，2023年达到2493亿美元。
2023年，在日本上市公司中，40%的营收来自海外市场，在前10大上市公司中，70%的营收来自海外市场。日本大型银行也转型为全球化金融机构。三菱日联、三井住友金融、瑞穗金融的海外信贷净利息收入占比分别为90.6%、85.0%和67.2%。
德国的走势与日本完全不同。从1990年到2003年，德国出口持续增长，对外投资第一次所得净额持续下降，甚至出现逆差。不过，在2003年之后20年的时间里，德国的出口经济和出海经济“齐飞”。数据显示，2023年，德国贸易顺差达到2423亿美元，同时对外投资第一次所得净额也达到1554亿美元。
日本与德国最大的差别在于，日本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遭遇了持续的大衰退，国内有效需求崩溃导致中小企业破产、大型企业集体出海，重创国内产业链和出口经济。而德国经济长期保持稳定，欧洲一体化中稳定的需求支撑起国内产业链与出口，同时又在新兴市场尤其是在中国市场的大规模投资中获得巨额收入。
日本经济从出口转向出海，属于“单翼切换”，德国则保持“双翼飞行”。
这说明德国的产业资源全球化配置合理高效。该出海的出海，该留在国内的留在国内，而且各自都具有竞争力。像德国大众、巴斯夫，是兼具出口能力和出海能力的全球化企业。
再简单比较中国与美国。当前，中国还是一个出口经济体，贸易顺差巨大，但对外投资第一次所得收入长期为逆差。美国与中国相反，贸易逆差巨大，对外投资第一次所得净额规模不小。
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贸易差额为8221亿美元，对外投资第一次所得净额为-1482亿美元；同期，美国贸易差额为-10632亿美元，对外投资第一次所得净额为1366亿美元。
跟美国、日本、中国相比，德国经济模式是非常特殊的、罕见的。在出海时代，中国可能是日本模式、单翼飞行，还是德国模式、双翼飞行，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讨论。
当前，德国的挑战是这种模式可能难以为继，德国的全球产业资源面临重组以及国际竞争力重新定价的风险。
毫无疑问，俄乌战争是打破德国经济这种内外部平衡的关键事件。
俄乌战争以及对俄能源脱钩政策，引发德国大通胀，重创德国化工、钢铁等高耗能产业，导致出口迅速下滑，贸易顺差降至1000亿美元。尽管2023年德国通胀率迅速下降，出口也随之反弹，但是，德国的工业基础受到冲击，汽车、机械设备制造、化工三大产业资源正在重组，以至于宏观经济陷入衰退。
2024年上半年，德国出口额同比下降1.6%，由于进口额大降6.2%，进而推高贸易顺差。德国出口火车头汽车及零配件同比下降2.4%，位居第二、三的机械制造和化工出口同比下降4.4%。
今年德国通胀率迅速下降，是欧洲央行加息抗击通胀和欧美协力开辟能源通路的结果，但是很少人意识到，这可能反映了德国经济韧性不足，其需求正快速下滑。受能源供给冲击最严重的德国，其10月CPI仅2%，不及美国同期通胀率（2.6%）。
数据显示，10月德国制造业PMI初值为42.6%，已连续28个月收缩，这是德国最近几十年来未曾出现过的制造业衰退现象。而同期，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公布的制造业PMI为46.5%。
德国联邦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9月德国工业产出环比下降2.5%，为欧元区20国最低。
微观层面，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德国申请破产的公司数量与2023年相比增加了近25%，仅8月份，德国提交的常规破产程序数量就比上年增加10.7%。
尽管德国通胀率已回落，但其能源成本难以恢复到战前水平，其制造成本已难以与中国等新兴国家竞争，依赖于能源的化工、机械制造业与汽车产业纷纷关闭工厂。
德国工商联会8月1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正考虑减少生产或迁往海外。德国化学工业协会最近一项调查中，74%的化工企业表示，不太可能投资扩大在德国的生产规模；只有15%的化工企业表示，可能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其中，巴斯夫今年已关闭了13家国内工厂，明年还将关闭三家。巴斯夫董事会主席Martin Brudermüller坦言：“在德国，看不到还能赚钱的地方。”
在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时代，德国的双翼飞行模式正被打破，其产业资源面临重组、重新定价。
中国追赶与美国施压
当前的德国，正面临被追赶阶段更加难的处境，正遭遇两个强劲对手的夹击：中国与美国。
大众汽车、巴斯夫等德国老牌企业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长期以来，中国与德国形成一种互补性经贸格局。不过如今，中国正在成为德国的产业竞争对手。
德国汽车、机械制造和化工三大产业占其GDP的比重达到30%，而中国这三大产业规模同样庞大，而且近些年快速兴起，凭借成本优势、技术迭代与产业政策支持，正对德国构成直接竞争。
过去十年，中国政府大规模支持新能源发展，在原有成熟的汽车与电子产业链基础上逐渐形成大规模量产能力。在2022年石油危机期间，新能源汽车迎来了一轮泼天富贵。这推动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大规模量产，比亚迪迅速崛起，并且对德国、美国汽车厂商构成挑战。
数据显示，2023年，比亚迪汽车销量达到302万辆，同比大涨61.8%，国内市场份额从2020年的2%左右跃升至11%，力压德国大众，成为中国市场份额占有率最高的汽车厂商；同期，德国大众在华销售量为239.86万辆，同比增长仅0.1%，在华市场份额从2018年巅峰时期的近16%下降至10.1%。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国际竞争力，不是来自顶尖技术，而是产业链。新能源产业链中诸多核心技术依然由美日韩掌握，而中国的能力是拥有能够大规模量产的能力。
德国新能源汽车大众ID系列在2020年开始逐步量产，但受限于成本与市场需求，量产提升速度很慢。在去年9月份德国慕尼黑车展上，德国版大众ID.7率先预售，价格为56,995欧元，约合人民币45万元。而同款车，中国版2024款价格仅德国的一半。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大众汽车在欧洲市场纯电销量为18.4万辆，同比下跌15.2%；在全球市场的纯电动车销量仅为31.7万辆，同比下跌1.4%，在集团内部销量占比为7.3%。
当前，全球汽车市场主流依然是燃油车，比亚迪凭借其电池及中国汽车产业链的优势，正在成为全球第一大电车厂商，但对美德日系汽车构成替代还为时尚早，而且下一个汽车时代并非新能源汽车。
中国汽车工业对德国汽车业的挑战可以用六个字概括：乱拳打死师傅。中国正在使用激进的汽车产业政策，正在加速推进汽车国产化，尽管整个产业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但德国汽车厂商的前景是值得担忧的。
大众汽车对华市场依赖度为25%，在华市场份额被比亚迪等国产厂商吞食，导致大众全球销售下滑。今年上半年，大众汽车在华市场交付量只有134.5万辆，同比下滑7.4%，这拖累其全球销量下降0.4%。国内汽车厂商大打价格战，大众汽车在华可谓量价齐跌，拖累其上半年全球营业利润下降11%。大众汽车在北美、南美和西欧销量的增长，被在华汽车销量的下滑给抵消。大众汽车不得不将今年全球市场的交付量下调至900万辆左右，较去年下降2.6%，此前预期增长3%；销售额预期下调至3200亿欧元，较去年同比下降0.7%，此前预期增长5%；利润率预期降至约5.6%，低于此前的6.5% -7%。
德国时间9月30日，在公布净利润下降63.8%的财报后，大众汽车宣布史无前例的重组，计划关闭至少三家德国境内工厂、裁撤数以万计员工并收缩其在德国所有剩余工厂规模，同时要求14万名工人集体降薪10%。这是大众汽车第一次考虑关闭国内工厂来降本保利。这或许只是一个开始。与战前巅峰时期相比，德国汽车行业就业人数已下降6.5%。
化工是德国老牌工业，但如今存在“去德国化”的可能。
与汽车相比，化工行业对能源成本更加敏感。在2022年石油危机期间，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第二季度能源成本同比大增266%，迫使其迅速关停国内工厂，向海外寻求进口替代和产业转移。2022年前10个月，德国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达95.8%，远高于全国同比增速14.4%。
11月，德国总理塑尔茨率领豪华经济“天团”访华，其中包括大众汽车、巴斯夫等12家老牌德企。他们希望加快在中国市场的布局以缓解能源与供应危机。当时，巴斯夫对湛江项目提速、加码，投资一座年产量达8万吨的新戊二醇装置；明确到2030年，将投资高达100亿欧元。
即便石油危机已过去，但德国的能源供给瓶颈依然没有解决。德国化学工业协会（VCI）估计，当前阶段德国的能源价格比美国高出5倍、比中国高出2-3倍（《德国的经济衰退警报与结构性挑战》，CF40研究院））。
数据显示，2023年，德国化工行业的产量与2018年相比下降了21%，利润下降了12%，投资下降90%，新订单处于十年来最低水平。
今年前8个月，除了食品行业和造纸行业，德国几乎所有主要终端行业的化学品需求都呈疲软态势。例如，电子设备行业的化学品销售收入同比下降16.1%，机械行业的化学品销售收入同比下降8.3%。除了出口亚洲市场的化学品上涨，其它地区市场均下跌。例如，出口北美化学品总额同比下降3.6%，出口拉美市场同比下降3.4%。
德国另外一个对手是美国。
德国在工业领域的优势被世界石油危机削减，同时其在信息化领域的弱点又在美国人工智能浪潮兴起后暴露。
下一个汽车时代，定然不是新能源汽车，而是智能汽车。而德国智能汽车系统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在应用端不如中国。过去三年，大众汽车旗下软件公司CARIAD分别产生33.95亿欧元、20.68亿欧元和23.9亿欧元的亏损，而在智能驾驶市场上成果有限。
在智能汽车时代，特斯拉或许能够替代大众等传统汽车厂商成为领导者。同时，未来的汽车格局可能发生根本变化。消费者可能不再采购汽车，大量租用汽车，最后只剩下几个大型无人驾驶汽车租赁平台，而包括大众在内的传统汽车厂商沦为平台的代工厂。
实际上，不仅仅是汽车智能化，德国几乎在所有领域的信息化、智能化没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彻底被美国甩开，甚至不及中国。
这或许跟德国卓越的工业、谨慎的性格有关系，还跟德国的金融体系有关系。
信息技术创新依赖于发达的资本市场，但是德国金融市场与中国类似，是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德国的银行是全能银行，可以持有工商企业的股份。这种金融制度支持制造业融资，抑制金融泡沫，同时抑制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对技术创新的融资。
这种金融制度决定了德国很难出现像谷歌、微软这种的信息技术创新企业。与日本类似，德国错失了90年代的信息技术的领导权，只是二者原因不同。反过来说，美国正在引领人工智能时代，正吸纳更多欧洲资本涌入，这可能加速德国传统工业和金融没落。
德国的问题出在哪里？
产业重组与地缘政治
该怎么理解当前德国的经济问题？
短期的能源冲击？经济结构和转型问题？错失新能源和人工智能？
都不是。最准确的理解是：德国经济在新的国际地缘政治危机下遭遇产业重组与重新定价的风险。
过去，德国通过有效的产业资源配置实现了“双翼飞行”，那是全球化最好的时代和国际地缘政治稳定阶段。然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国际地缘政治风险，尤其是欧洲地缘政治风险骤升。俄乌战争爆发标志着欧洲遭遇二战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也彻底改变了德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导致其经济面临全面风险。
对此，德国政府应负首要责任，尤其是过去长期（2009年-2021年）执政的默克尔及其基民盟。
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更大的责任在法国，而不是德国。二战彻底击溃了德国的政治与军事力量。战后，法国的政治与军事，德国的经济与货币，二者相互合作，撑起了欧洲。在国际政治上，对默克尔过多的苛责，相当于给马克龙卸责。
然而，在欧洲一体化的路上，德国的政治作为已经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默克尔很出色地维持了欧盟内部的最大公约数以及政治底线，但连她也认为，仅做可预测的改变，不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欧盟可能在内外部政治动荡中走向分裂。实际上，默克尔主义的中立、妥协、务实以及谨小慎微的执政，难以应对欧洲日益严峻的政治冲突，以及国际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
在默克尔时代，欧洲地缘政治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欧洲内部政治冲突、法制崩溃也在加剧。欧盟没能抑制东欧的威权主义和西欧的民粹主义，这威胁着欧洲的价值观与政治安全。在国际政治上，默克尔奉行多边主义，但没能在国际政治冲突时代，在欧洲、美国与俄罗斯的政治博弈中捍卫欧洲的政治利益。
早在克里米亚危机，默克尔表现出务实而平衡的政治艺术，但显得缺乏政治远见与战略改变。默克尔在华盛顿会见奥巴马后发表了一段微妙的讲话：“欧盟正在准备一揽子措施。我们将对俄罗斯实施第三阶段制裁。我想强调的是，这不一定同我们的意愿相符。”实际上，默克尔一直是普京最友好的“对话者”。
为了解决能源问题，默克尔不顾欧洲议会和美国反对，与俄罗斯建设“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就“北溪二号”项目对德国及欧洲相关企业、个人实施制裁。特朗普还曾反复敲打德国，批评默克尔在俄罗斯问题上丧失原则，甚至以撤走美驻德军队作为威胁。
然后，默克尔务实到底、利益均沾的做法将德国置于极大的地缘政治风险之中而不自知。在俄乌战争爆发前夕，德国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度高达65%，其制造业对天然气消耗占据德国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无疑加剧了德国经济和政治脆弱性，至少增加了普京发动这场战争的筹码。
“一个自由、安全、繁荣和社会公正的欧洲现在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巨大威胁，而且没有做好对抗的准备。”
战争爆发后，默克尔本人也承认，欧盟完全依赖他国的时代已经“一定程度地结束了”，欧洲人需要更多地保障自己的安全并捍卫自己在世界上的利益。然而，欧洲人对德国缔造欧洲政治力量感到悲观。
一份民调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欧盟公民对柏林方面处理经济问题和捍卫民主价值观有信心，但只有17%的人认为德国能引领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仅20%左右的欧洲人相信德国能处理好欧盟与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
默克尔执政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是过度迎合极左思潮。
2015年，中东和北非战乱升级，百万难民越境进入欧洲，引发难民危机。默克尔考虑民众诉求，实施了开放性的难民政策。然而，随着大量的难民涌入，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接收能力不足、难民融入困难、宗教冲突、犯罪率上升。在遭受德国人以及欧洲人的严厉批评时，默克尔终止了难民政策。
默克尔没能从地缘政治上入手，仅迎合选民和尝试推行多元文化融合。实际上，难民危机背后是俄罗斯、欧盟与美国的国际政治博弈。长期以来，难民问题是普京拿捏欧洲的重要手段。
在能源问题上，默克尔放任欧洲气候政治化，向极左势力妥协，加剧了欧洲能源危机，也加剧了欧洲政治分裂。早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危机爆发后，德国左派政党立即掀起了一股反核能运动（其实德国社会的共识）。默克尔迅速做出妥协，暂停了刚刚颁布的延长核电站使用期限的决定。随后，默克尔政府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尽管如今可再生能源发电已占其总电力消耗的52%，但是可再生能源发电存在不稳定性而且价格昂贵，无法保障德国庞大的工业用电需求。
默克尔在能源问题上的偏左态度、妥协作风与务实方案，体现了默克尔在国际政治上的不成熟，掣肘了德国对俄关系。
特朗普再度赢得美国大选，这将给不善于处理国际事务的德国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时，全球意识形态将加速右转，可能推动德国右翼势力上台。德国右翼势力，是一个可怕的历史代名词。尽管历史不会重复，但不确定性自然增加。
当然，把当前德国经济的问题都归为默克尔，这也是不公平的。德国严重的官僚主义、低下且低效的公共投入、老龄化少子化、大众汽车及大型企业僵化的机制，过度谨慎的传统以及落后的金融制度导致其错失信息时代，这些都是德国经济的积弊。
总之，德国停滞，已经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