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垦畦浇晒法，就是运用人工垦地为畦，将卤水灌入畦内，利用日光、风力蒸发晒制成盐，由此彻底改变了运城盐池早期的生产方式。这无疑是我国产盐史乃至世界产盐史的一场革命。“垦畦浇晒法”的出现，使运城盐池盐的产量、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经济效益相当可观。据记载：唐代宗大历年间，全国财赋收入达1200万缗，全国盐利收入达到600万缗，占到全国财赋的50%。运城盐池盐利达150万缗，占全国财赋八分之一、全国盐利四分之一。王公贵戚、百官俸禄、军队粮饷，都依靠盐利收入支付。“唐之富庶，盐税其半”。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因雨池盐多败，影响结晶而致“红盐自生”，度支侍郎韩滉以“祥瑞之兆”，上奏唐代宗李豫。李以为神赐瑞盐，遂封盐池神为“宝应灵庆公”，修建灵庆公神祠。盐池神庙建成后，分别供奉着池神、日神、风神，唐德宗李适亲自参加祭祀活动。由于地理上的优势，运城盐池盐利成为辅佐京畿的主要经济支柱，对唐代的经济发展、繁荣复兴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郭沫若有诗云：“唐代曾封灵庆公，盐池古海用途宏。”
盐业的快速发展促使了盐业商帮的形成。山西商人（晋商）利用地理上的优势捷足先登，在商战中崭露头角。晋商兴起于明初，迅速发展于明中叶，到清中叶达到鼎盛，其间的转承，盐商积累的雄厚资本始终起着核心而关键的作用。明嘉靖年间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藩与人说：“天下富豪，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是全国十七家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两姓”。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据《清稗类钞》记载：“山西富室，多以经商起家。平阳亢氏号称数千万，实为最巨。”这个平阳亢家既是大盐商，又是大票商、大粮商和大地主，其生意垄断华北，辐射全国。连乾隆皇帝都曾说：“朕向以为天下之富，无过鹾商；今闻亢氏，则犹小巫见大巫也。”当地老百姓对亢氏的形象说法是：“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临汾的王家王协在承办运城盐务时，用巨资买得运城盐池的私卖股权，从运城盐池到淮北、淮南以至扬州、苏州、杭州、罗山等地，都开有王家盐号，每年获取盐利1000万两白银，成为晋商中仅次于亢家、尉家的富商大贾。文献史料和实物遗迹中都不难看出从明中叶到清中叶，晋商在经营范围和财富积累、经营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中，一度执全国商界之牛耳。
那么，晋商为什么能在长达500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一个让无数后人津津乐道的“商业神话”呢？这就应了一句老话：天时、地利、人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