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曾言：“晋商笃守信用”，这从侧面证明晋商是以诚实守信出了名的。作为明清时期中国商帮之首，晋商曾垄断金融业，立足商界五百年之久，正是是秉承了晋商“利以义制，名以清修”的经商秘诀而称雄的。
“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成为晋商精神价值观的核心。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一种道德规范。中国的商业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同时也与生产生活的文化背景民风习俗息息相关。
山西东处太行，西接黄河，北连大漠，素称用武之地，距京师仅数百里，实其右臂。朱熹在《诗经集传》卷六中说:“其地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正因如此，山西自古便兴儒学与行商两不耽误，有着经商的悠久历史。
故而张正明先生认为，山西所辖州县大都民风淳朴，因而山西人天生具了勤俭、吃苦、耐劳、诚信的本性，这些地域性的先天优势成为晋商成功的首要基础。
“利以义制”，既是二者之间的制约，也是一种规范。
在这些特定社会思想与民风习俗下，对于晋商晋商文化来说，需要形成自己的标签，那就是“利以义制”。
在现今流传下来的晋商史料中，很清楚地记载了晋商敬奉、崇祀关羽，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关羽是山西同乡，更重要的是因为关羽是中国古代道义的化身，是义存高远、以义制利的典范。晋商便秉承了这一传统和理念，致富靠正当经商来获取。
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诚信戒欺、重视商誉成为山西商人商业道德的又一表现。义利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诚”与“不欺”。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王公贵族仓皇西逃，他们随身携带的便是晋商票号的汇票。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晋商们也一律为其兑换，这无疑向世人昭示晋商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大生意如此，小生意亦然，精神可贵至极！
晋商“利以义制”实则将人的操守延伸为人与人的契约法则。
晋商的成功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正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人是影响生意成功的第一因素。因此晋商在用人时，“以懂得信义为根据”，注重属下的培养与考察，努力使之成为“十全之士。”这样的例子可以从晋商学徒教材《贸易须知》就可以看出来。
学生意先要立品行，但行有行品，立有立品，坐有坐品，食有食品，睡有睡品。以上五品，务要端正，方成体统。
这样的行为道德与修养教育，让义字深入人心，让每一个晋商人在为人处世中以中和之道修身，中正不偏，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对内忠义，对外诚信，既有竞又有合作，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教育从业人员以儒家思想和关公精神管理与经营自己的生意。
儒家从义与利绝对对立的角度，强调道义原则，历史上舍生取义的事例不胜枚举。而晋商则是从义与利对立统一的角度把握二者的关系，强调在遵从道德规范的前提下，求得利益的最大化，并在经商实践中形成了符合儒家道德要求的商业道德。
做生意、开票号，无疑是为了获利、赚钱、增殖资本，晋商当然也不例外。但不同的是，晋商始终坚持并严守诚笃与信义的行为准则，能够非常恰当地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坚持义利统一、义利互惠和义利相促，而绝不舍义取利，更不唯利是图，这在当时的商人来说，是难得的好品质。
结语
“信义为本，禄利为末”，是晋商训道中流传最广的头禅。在世代经营中，晋商把商家的信誉当作自己的生命，做到诚实守信；更把事业的兴衰与国家的荣辱紧紧相连，敢于身死为国殇。正是遵循了“利以义制，名以清修”的原则，使得晋商的经营活动有了深厚的道德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也使其在义与利的博弈中找到了平衡点，从而奠定了晋商五百年的辉煌。这样的原则，又何尝不是现代企业的未来之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