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登基时，他的父亲赵弘殷已过世4年之久。
对于老父亲，赵匡胤一直心怀愧疚。当年，他们父子二人共事后周，均受到了周世宗柴荣的器重，一起执掌后周禁军，荣耀一时。后周显德三年（956），柴荣率军出征南唐，并让赵弘殷分兵攻打扬州。后周兵南下攻势迅猛，南唐名将刘仁赡临危受命，两军在寿州（今安徽淮南）一带打起了拉锯战。为转移南唐军队的注意力，柴荣遂令赵匡胤率军攻陷滁州（今安徽滁州），使南唐军队腹背受敌。
由于南唐方面担心后周借机灭唐，南唐元宗李璟遂派人用钱财收买赵匡胤。赵匡胤不上当，把所受贿赂全数交予柴荣。与此同时，赵弘殷因病向柴荣请辞，自扬州奔赴滁州协助赵匡胤守城。柴荣十分看好赵匡胤，便同意了赵弘殷所请。怎料，赵弘殷率军赶往滁州时，赵匡胤却让父亲吃了“闭门羹”。理由如下：“父子虽至亲”，但他是替周世宗守城。按规矩，滁州城夜晚需宵禁，赵弘殷抵达滁州城下已超过规定开城时间，他不能为了父亲的安危，视军规如无物。
就这样，赵弘殷在城外忍受冻饿，苦苦等了一夜。直到第二天，赵匡胤才敞开城门，欢迎父亲进城。
赵弘殷毕竟年纪大了，一路风尘仆仆而来，到滁州后病情加重，不久即病逝于军中。赵匡胤建立北宋后，才意识到自己亏欠父亲太多。
按照帝制王朝的传承法则，宋太祖赵匡胤为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赵弘殷追尊为宋宣祖，并为赵弘殷修陵墓。这也成为赵匡胤缓解自己内心亏欠的补救措施。
在古代，王朝祖陵的修建除了讲究风水外，还极为重视各项丧仪制度，讲究墓主入土为安。通常情况下，重修王朝祖陵只会加固陵寝建筑本身，使之合乎君主身份的等级象征，并不会轻易动土，以免移墓造成王气泄漏，影响王朝气运。然而，赵匡胤为父亲修陵时，却不得不违背这一旧制。赵弘殷去世时，后周世宗柴荣追封其为太尉，赐葬汴京东南隅开封县（今开封祥符）的奉先资福禅院。那里风水虽好，但对于生前把家安在洛阳夹马营的赵弘殷、赵匡胤父子而言，属实离家太远了。
另一方面，赵匡胤对于择定开封为北宋都城，内心始终隐隐不安。他生于洛阳，长于开封，太清楚这两座中原大城的地理优劣。开封位于黄河之滨，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对于一个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的传统王朝而言，这里适合快速推动宋朝经济建设的发展。但弊端也很明显，就是四周开阔，无险可守。至于洛阳，尽管地势不如开封平坦，却有它的优势，其地西高东低，山川丘陵交错，地形复杂，自古以来就是易守难攻之地。为此，赵匡胤曾西巡洛阳，借故向群臣咨询迁都洛阳之事。
鉴于开封为后周都城多年，且早已呈现出一副“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侯，通淮湖之运漕”的模样，群臣大多持反对意见，其中包括赵匡胤的亲弟弟、晋王赵光义。他强烈反对哥哥迁都的动议，甚至不惜搬出战国时代吴起劝诫魏武侯不要穷兵黩武的那套说辞——“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力阻宋太祖迁都。
最终，迁都不成的宋太祖赵匡胤，只能将迁都计划与皇家修陵相捆绑，在洛阳城以东逾百里的巩县（今河南巩义），替宋宣祖新造了北宋王朝的祖陵——永安陵。随后，开宝九年（976）五月，赵匡胤又在祭奠先父的途中，通过射箭定陵的方式，为自己确立了未来的皇陵选址。赵匡胤期盼，通过后世君主四时祭拜祖先的方式，让他们与西迁产生更多联结，或许有朝一日子孙们就能完成迁都洛阳的万年大计。
然而，从巩县返回开封后仅仅五个月，赵匡胤就突然驾崩了。他过世后，曾经极力反对迁都洛阳的晋王赵光义成为北宋王朝的第二任皇帝，即宋太宗。
宋太宗继位后，迁都洛阳之事就被无限期搁置了。因此，自宋太祖驾崩之日起，坊间对宋太宗的质疑之声就不绝于耳。这其中，以宋仁宗时期的僧人释文莹的说法最为流行。据其著作《续湘山野录》记载，宋太祖驾崩前，曾召弟弟赵光义一同饮酒，并将太监、宫女、妃嫔全部轰到门外伺候。随后，侯在门外的人们“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
这就是历史典故“斧声烛影”的由来。《宋史纪事本末》也援引了这段记载，并在“斧声烛影”的末尾补上一个结局：“俄尔帝崩时漏下四鼓矣。”言外之意，宋太宗杀兄篡位，前后用了近两个小时。
由于继位的合法性存疑，宋太宗更不敢轻易推翻宋太祖生前的决定，尤其是在皇陵的选址上。从风水学上讲，北宋皇陵择址巩县，本身亦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上上之选。
根据《地理新书》等阴阳典籍的记载，宋朝皇陵选址，参照的是风水学上的“五音姓利”法则。具体做法，就是让风水道士将赵姓与“宫、商、角、徵、羽”等传统五声调相结合，再根据“五音”在金、木、水、火、土等五行中的对照，选出一块完全符合赵氏皇族千秋万代相传的风水宝地。经过一番秘不宣人的测算，宋朝的风水大师得出结论，赵姓属角音，若以五行呈现，则与“木”对照。因此，最有利于宋朝皇室子孙传承的风水宝地，应是在阴阳地理上有着南高北低、东挺西垂的优势区域。
巩县的西北就是洛阳，东南远望嵩山，正是五音姓利法则中对于“角音”姓利诠释的“东南地穹，西北地垂，东南有山，西北无山”的风水格局。正是基于这一点，自宋太宗起，北宋历代皇帝均未动过破土重迁的“邪念”。而这，也为后来北宋皇陵自北向南逐级下降的布局提供了依据，使北宋皇家陵园成为中国古代皇陵建筑史上的一个“孤例”。
不过，宋太祖的永昌陵并没有完全遵照五音姓利昭穆葬法办事。所谓“昭穆葬法”，指的是风水学上五音墓地与家族墓地相适应的取穴方式，通过以墓穴在墓地中不同的位次排列来标识、规范不同家族成员之间的长幼尊卑秩序。
考古发现，北宋皇陵区若以宋宣祖的永安陵为祖脉源头，则“永昌（陵）固在壬方，而宋太宗的永熙（陵）复在永昌西北，已与壬、甲两穴昭穆相次有所牴触”。因此，宋史研究专家冯继仁等学者怀疑，今日永昌陵及北宋其他皇陵呈现出这种特殊的布局，应是在多种阴阳禁忌的综合作用下，对昭穆葬法寻求最大限度的吻合、贴近。
当然，这一观点不一定就是千年前宋太宗的真实想法。
自宋太祖驾崩后，宋太宗就力求在执政上建立丰功伟绩，以此消解天下人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于是，他作出了一番努力。
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首先对占据泉州、漳州地区的陈洪进实施招抚。
陈洪进原本就无意群雄争霸，宋太宗开出优厚条件，他立马举泉、漳之地投降。而陈洪进的举动，进一步恶化了吴越国的周边环境。考虑到吴越国几无山川可守且国力甚微，在谋臣崔仁冀的推动下，吴越国君钱俶决定放弃只称臣纳贡、不献土归降的底线，十分不情愿地将吴越国拱手献予宋太宗，避免了一次亡国灭种的流血事件。
在北边，面对长期受契丹族扶持掌控的北汉政权，宋太宗则打算用武力平定纷争。太平兴国四年（979），他召来了名将曹彬、潘美等人，商议制定御驾亲征北汉事宜。宰相薛居正认为，后周世宗和宋太祖前后两次亲征北汉均陷入危局，希望宋太宗深思熟虑，切勿冲动。但，宋太宗明显不愿意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告知薛居正：“今者事同而势异，彼弱而我强。昔先帝破此敌，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为今日事也。朕计决矣，卿等勿复言。”
在宋太宗的亲自部署及督战下，宋军展露出宋朝立国以来最强的战斗意志，士兵皆争先冒死登城，用血肉之躯替宋太宗完成统一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的宏图伟业，让其在军事战功领域拥有了比肩宋太祖鼎立宋朝的历史功绩。
但，宋太宗的能力终究难以匹配他的雄心。平定中原的割据政权后，他又盯上了曾经扶助过北汉的契丹辽国。他幻想着与汉武唐皇比肩，将宋朝的疆域扩张到塞外，却不想两次主动伐辽，不仅自己身中两箭，变成为后世耻笑的“高梁河车神”，还由此埋葬了宋军继续开疆拓土的勇气。从此，在“守内虚外”的政策下，宋朝对内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也丧失了发展军备、封狼居胥的时代先机。
尽管宋太宗开边失利，让宋朝士气一再受挫，但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他在军事失败后的政策转向，倒是让百姓过上了物阜民丰的生活。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森·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体。在公元1000年时，亚洲（不包括日本）收入占世界GDP的三分之二以上，西欧的比重则不到9%。而造成这样大的经济差异，除了有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外，还得益于宋太宗时代开放的经济政策。
为了富国强民，宋太宗一边鼓励农业生产、减轻赋税，一边通过市舶司招诱各路番商来华贸易。外国商人的货物上岸后，即进入在华流通阶段。按规矩，外商必须向市舶司缴税，亦或是依市舶司之规定，由政府低价强制购买部分货物，剩下的一小部分方能为番商自由买卖。如此，宋初的经济贸易迅速扩大了规模。
至道三年（997），一生褒贬参半的宋太宗因箭伤复发不治而崩。继承皇位的是他的三皇子、宋真宗赵恒。
宋真宗把宋太宗葬入巩义陵区中的永熙陵，并举办了一场相当隆重的葬礼。据说，宋太宗出殡当天，除了文武百官悉数到场外，东京城内还有上万民夫、仪仗护送皇家灵车前往巩县。
由于宋太宗一生娶了三位皇后，因此，在办理宋太宗丧仪时，宋真宗君臣面临着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太宗帝后如何实现“生同衾，死同穴”？
当时，宋太宗的尹皇后和符皇后早已谢世。在世的李皇后，是宋太宗晚年所纳，正值盛年。
早在西汉时期，在办理汉文帝的丧事时，大臣们就想出了一个妥当的法子，即“异穴合葬”。体现在宋陵格局上的模式就是，在帝陵兆域的西北隅为在世的皇后建造单独的“园陵”。待他日皇后下葬时，再以灵位升拊皇帝太庙，以示帝后一体。于是，参照历史经验，宋朝自此确立了为未逝皇后提前别修陵区的园陵制度。
宋朝皇后的园陵一般不起“陵号”，但凡事都有例外。就在办理宋太宗丧事期间，同年六月，宋真宗追封自己早前崩逝的发妻潘氏为章怀皇后，随之为其营陵。宋真宗与潘皇后鹣鲽情深，所以在修陵时也有特殊照顾。潘皇后陵曰保泰陵，是两宋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享有独立陵号的大宋皇后。
宋真宗登基时，大宋王朝经过两任帝王的治理，已然打下了社会高速发展的基础。在宋真宗以及名相寇准、吕端、李沆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宋朝第一个治世“咸平之治”到来了。然而，国内的繁荣昌盛并未能消弭宋、辽边境的战火。宋真宗继位之初，曾挫败宋太宗北伐的辽国萧太后已步入晚年，眼见宋朝日益繁盛，她急切地希望用一场战争彻底解决宋、辽争端。
景德元年（1004）秋，高梁河之战25年后，萧太后集结二十万铁骑直扑开封。宋真宗收到军报后，第一反应就想讲和。对此，宰相寇准坚决反对，他硬逼着宋真宗御驾亲征。前线的士兵看到皇帝来了，群情高涨。随后的两军对战中，宋军表现英勇，威虎军头张瑰一马当先，在城楼上用床弩一箭射杀辽军主帅萧挞凛，迫使辽军退却。
按道理，面对如此局面，宋军应继续扩大战果，但宋真宗还是打定了“早花钱，早和平”的主意。他找来曹利用，要求在岁贡百万以内与辽朝方面达成和平协议，促使宋、辽两方各自撤兵。
经过几番讨价还价，双方达成了宋朝每年给辽国三十万银绢的“澶渊之盟”。宋朝不败而败，宋真宗丧尽颜面，只好效仿其父宋太宗找补政治功绩的道路。
宋真宗内心明白，经过其父的雍熙北伐失败以及自己刚刚经历的澶渊之盟，宋朝对外的军事态势已由主动进攻变成了被动防御。所以，每逢宋朝边事呈递朝廷，他都要“手诏诘难至十数反”，尽力给出审慎且周全的决策。
军事上失去了拓展空间，宋真宗一头扎进了文化领域。
此前，宋太宗在位期间修撰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三大类书，宋真宗决定更进一步，以正史、经书、子书为核心，编撰出宋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皇家文集《册府元龟》。
此前，建立丰功伟绩的帝王均有封禅泰山的传统，这成了宋真宗必须模仿且超越的文化活动。他在位期间，先后两次携“天书”封禅泰山，致使后世君王在提及泰山封禅时，皆面露不耻之色。此后，不论历朝帝王如何好大喜功，均无一人行封禅泰山之事。
为了展示自己构建文治帝国的雄心，宋真宗还追尊孔子为文宣王，以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号召儒、释、道三家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乾兴元年（1022）二月，一生尊佛崇道向儒的宋真宗驾崩。他在位25年，膝下却仅有一个十岁的稚童。此人正是开创宋朝盛治的宋仁宗赵祯。
宋仁宗即位时年纪尚幼，政务全由母亲刘太后处理。但，刘太后不是宋仁宗的亲生母亲，其生母是李妃，也就是“狸猫换太子”中的李宸妃。民间传说，宋仁宗出生时，其母李宸妃遭刘皇后陷害，被人用一只死掉的狸猫换走刚出生的皇子，致使李宸妃被打入冷宫，郁郁而终。
事实上，李妃原是刘皇后的侍女，因刘皇后无孕，宋真宗与刘皇后又想有子，遂筹划了“借腹产子”之事，由刘皇后举荐李妃到宋真宗身边侍寝，待其产子后，宋真宗再对外声称是刘氏所生。李妃位卑言轻，不能也不敢认赵祯做子。因此，直到李妃薨逝，赵祯仍被蒙在鼓里。幸运的是，刘太后一直视赵祯为己出，对他的行为规范、人品性格等都要求极严，这为他后来成为举世称颂的好皇帝奠定了教育基础。
不过此时，最要紧的是抓紧筹办宋真宗的丧仪。
自宋太祖驾崩以来，宋朝的丧仪就已形成了“天子七月而葬”的传统，即在皇帝驾崩后开始兴陵，七个月后再奉安大行皇帝入住皇陵，完成后续丧仪事务。执政的刘太后临朝，第一件事就是为宋真宗兴陵。当时，宋廷外朝仰赖宰相丁谓辅佐，内宫则由大太监雷允恭统领。两人私交甚密，再加上有刘太后的默许，两人常常不顾宋廷的规章制度，由丁谓将一道道政令、军报上交雷允恭之手，再转呈宫内交予刘太后阅览。
为宋真宗修永定陵之大事，雷允恭也要插上一手。他专程找到刘太后，申请去永定陵效力，监督工程。刘太后特地下了懿旨，要求雷允恭到工地上必须谨言慎行，切勿妄动。结果，雷允恭到了现场，却将刘太后的告诫抛诸脑后。他听司天监邢中和说，原定的永定陵墓穴若再往上移百步，即类似于宋太宗四弟、秦王赵廷美在汝州所置陵墓之风水。但墓穴往上移百步，免不了会受地形地势的限制，届时出现塌方、漏水的概率颇大。
然而，秦王赵廷美一生多子多孙，在北宋皇室内人尽皆知。雷允恭认为，若是将宋真宗的墓穴往上移百步，说不定就能改变宋真宗膝下少子、宋室传承后继无人的现状，还能为以后宋室的繁盛打下风水基础。于是，他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强硬要求司天监改变永定陵墓址。
司天监不敢开罪于他，违心照做。
果然，永定陵的新墓穴如之前所料出现塌方和渗水，建陵工程一时陷入停滞。刘太后大怒，将雷允恭下狱抄家赐死，司天监邢中和褫夺官位，流放沙门岛。宰相丁谓还想出来劝和，却遭满朝文武连声讨伐，也被贬到天涯海角的崖州（今海南），彻底结束了个人的政治前途。
移陵出事后，宋真宗才被葬回原位。天子七月而葬的规矩，在宋真宗这儿，也因为雷允恭的擅作主张，被推迟了23天。
宋真宗总算顺利落葬，刘太后母子松了一口气。在刘太后的影响下，宋仁宗成长得十分优秀。《宋史》评价他：“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宋仁宗在位42年间，宋、辽之间从未发生过一次军事冲突，宋朝社会趋于平稳，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宋朝进入人才井喷的时代，“唐宋八大家”中属于宋朝的六人（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均因宋仁宗的慧眼识才，才得以崭露头角，名垂青史。不仅如此，宋仁宗朝还涌现了范仲淹、包拯、狄青、种世衡、韩琦、富弼、司马光、王安石等一大批铮臣武将，他们在推动宋朝社会发展以及解决前朝遗留的边患问题上，都展现出卓越的才能与智慧。
然而，在文治取得重大突破时，宋仁宗却不得不面临日益严重的“三冗”问题。
所谓“三冗”，即冗兵、冗官、冗费。这也是宋朝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为保障朝廷对地方的绝对统治权，北宋在地方设立了诸多行政机构，增加了许多办事环节。这样做的结果，便直接导致了北宋朝廷上下官吏人员数量的激增。行政人员增多，开支水涨船高，由此又催生了严重的开销问题。另一方面，宋朝长期实施“守内虚外”的国策，兵备开支逐年攀升。冗兵、扩兵之困局，自然成为压在宋朝国库经济上的一挑重担。
有鉴于此，庆历三年（1043）八月，在范仲淹、富弼等人的推动下，意在从根本上解决宋朝根基孱弱的“庆历新政”开始了。但，改革刚开始就遭遇到了重重阻力。
为了拉进与士大夫的关系，宋朝在世家大族已消亡的背景下，效仿先秦时代的世卿世禄制，推出了有利于官僚家族名位传承的恩荫制度。在恩荫制度的庇护下，许多官僚子弟得以依靠父辈的功劳，提前进入官场实习，为接下来的仕途升迁铺路。如此一来，宋朝中低阶层的官吏队伍中，就充满了坐食禄米的权势子弟，“荫序之人塞于仕路，权贵之子鲜离上国”。
而庆历新政一经出台，即首倡“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主张裁汰掉不称职的官员，精简行政机构，提高行政效率。这一系列改革举措，如同雷霆万钧之势，无情地触及到广大“官二代”们的切身利益。相应地，也激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弹。最终，庆历新政刚萌芽就走向夭折，成为宋朝政治制度改革的失败缩影。
庆历新政流产后，朝廷财政空虚的局面日益严重。为了减轻国库负担，朝廷只能将经济压力转介于民间。嘉祐四年（1059）四月，史书记下了如此一笔：刑部官员上报称，此年民贫乏食，一年当中发生“劫盗”九百七十起之多。
不过，民困国乏却没有耽误百官为宋仁宗修陵。
嘉祐八年（1063）三月二十九日，宋仁宗驾崩。同年十月，正式入葬永昭陵。营陵期间，官方一共调度了士兵46700人参与施工。同时，负责中央财政收支的“三司”，调拨了内藏钱150万贯、绸绢250万匹、银50万两资助工程。此外，在宋仁宗的葬礼上，继承帝位的宋英宗还仿效宋真宗葬礼时的“故事”，着有司优赏诸军“所费无虑一千一百万贯匹、两，在京费四百万”，并于即位后的第二年，再拨十五万贯银钱对永昭陵进行持续修缮。
要知道，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国库岁入大约3680万贯，为宋仁宗修永昭陵前后花费了国库逾三分之一的年收入，除了能看出百官对宋仁宗的敬重与哀思外，也无不凸显了宋朝在形式规制上的铺张浪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为宋仁宗修陵，并不是中央官员集体募资就能完成的事情。各级官吏对于发“死人财”之事，尤为热衷。在他们眼中，像宋仁宗这样为大宋带来逾四十年太平无战事的圣君驾崩了，臣民们为其后事略尽点绵薄之力，也属情理之中。因此，为营建皇家山陵兴收各类苛捐杂税，成为这些官员对已逝的宋仁宗表达忠心并趁机敛财的方式。
为此，宋仁宗驾崩后，宋英宗特地颁下《昭陵不得科率人民诏》。诏书中谈及：“庀徒（役夫）众兴，调费百出。虑征繇之横起，伤俭素之遗闻。感发至怀，重申前训。应山陵一行，并逐项合用钱帛粮草，及凡百动用物色，仰三司、转运司，并须擘画般辇，及将官物修置供给，不得科率差配人民。”此诏书明确了为宋仁宗修陵仰赖三司、转运司调度，其他各级官吏不得以各种借口骚扰百姓，也不得将修缮永昭陵的各项费用变成苛捐杂税施加到百姓头上。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正如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言：“诏虽下，然调役未尝损也。”这是多么讽刺的事。
宋仁宗入葬永昭陵，昭示着一个相对盛世的时代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与此前子承父业或兄终弟及的宋朝皇帝们不同，宋英宗是宋仁宗的侄子，他的皇位继承之路可谓是曲折非常。
宋仁宗与宋真宗类似，人生最大的痛点就是子嗣稀疏。他只能听从大臣们的建议，在25岁那年，将堂兄、濮王赵允让的第十三子赵宗实领入宫中，充当养子，交由曹皇后抚养。
赵宗实入宫不到两年，宋仁宗果真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位皇子赵昉。只不过，宋仁宗还来不及高兴，赵昉就于出生当日夭折。赵昉死后，又过了两年，福康公主的弟弟赵昕降临人世。赵昕的寿命倒是比赵昉长，所以，在他茁壮成长之际，陪跑的赵宗实被宋仁宗送回濮王府，成为了闲散宗室。
然而，这一次，宋仁宗还是没能高兴太久。庆历元年（1041）二月，虚龄3岁的赵昕又夭折了。命运似乎又给了赵宗实一次问鼎至尊之位的机会。在群臣的敦促下，宋仁宗再一次将赵宗实立为皇子，并为其改名赵曙，希望他如初升的太阳般充满生命力。
可是，顺利继位的宋英宗赵曙显然并不理解自己名字背后的深意。
宋英宗刚坐上皇位那会，表现得还十分果决。韩琦、富弼等一批跟随宋仁宗长达数十年的老臣一致认为，宋英宗是继宋仁宗之后的又一代明主。怎知，宋仁宗的丧礼还没结束，宋英宗就呈现出一种神经病的状态。
据《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记载，宋仁宗入殓当天，宋英宗突然行为失常，“号呼狂走，不能成礼”，吓得大臣韩琦赶紧让内侍护持住宋英宗，将他带离丧礼现场，并请宋仁宗的曹皇后出来主持大局。新帝突然犯病，也让当朝大臣和后世写史者狐疑：宋英宗是真有病还是装有病？
苏辙在《龙川别志》中分析，宋英宗即位后发病乃是心忧之症，“帝（宋英宗）即位，以忧得心疾”。但这一观点引起后世史学家的反驳，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南宋史学家李焘认为，宋英宗是装病，“帝初以忧疑得疾，举措或改常度”。一位登基前举措皆如常的皇帝，登基后立即改了脾性，像个疯子一般举止失常，且事前少有征兆，若说宋英宗有病，属实值得怀疑。
不管真相如何，对于宋英宗而言，这“病”来的正是时候：他与曹太后嫌隙萌生，大臣们就主动找到太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太后主动撤帘归政。
宋英宗当皇帝，颇有守成之君的意识。
针对宋朝日益严重的“三冗”问题，宋英宗找来“庆历新政”时代的改革干将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要他们重新主持“新政”，从根本上裁救积弊。当然，任何改革的成功，除了要有适当的开源，还得懂得节流。于是，他又下诏延长各品级官员的转迁年限，使他们的官俸长期停留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以此来平衡宋朝多年来推行的“高薪养廉”俸禄制度。
但宋英宗改革三冗问题的成效依旧很微弱。在行政层面上的“三冗”问题得到部分缓解后，统治阶层的“冗费”问题又进一步加剧——随着立国时间的推移，一股奢靡之风悄然滋生，犹如潜伏的暗流，逐渐在皇室内部蔓延开来。
据史料记载，宋朝皇家郊祀之费，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的标准是一次耗资不得超过六百万缗。这笔钱到了宋仁宗时代，上限就飙到了一千二百万缗。而在宋英宗治平年间，皇家每次郊祀若不将开销花到一千三百万缗左右，这祭祀活动就被认为不成体统。可见，困扰宋朝多年的“三冗”问题，实际上皇家才是“罪魁祸首”。
今天，人们提及巩义宋陵时，总会说：“东陵狮子，西陵象，滹沱河上好石羊。第一将军在永昌，太祖瑞禽领头羊。”意思是，在巩义宋陵中，宋太祖的永昌陵最特别，他的镇墓兽是只羊首凤身的瑞兽，在北宋诸皇陵里属于绝无仅有的孤品。而他墓旁的大耳朵镇墓大将军，则堪称北宋皇陵里的第一镇墓大将军。至于在其西北侧、位于滹沱河上的宋太宗永熙陵，则以石羊雕塑著称。同理，以宋太祖永昌陵为中心，呈昭穆排序，西边的皇陵，以大象为绝，东边的皇陵，则以石狮称奇。
这其中，在东边一列的皇陵中，宋神宗的永裕陵石狮子冠绝天下。而宋神宗本人，也拥有着与狮子一样勇敢、不屈的性格。
治平四年（1067），宋英宗驾崩。他死后，被安葬在永厚陵。据宋人李攸的笔记《宋朝事实》所载，宋英宗的永厚陵，在宋仁宗永昭陵西北：“宫有正殿，置龙輴，后置御座；影殿置御容，东幄卧神帛，后置御衣数事。斋殿旁皆守陵宫人所居。其东有浣濯院，有南厨。厨南，陵使廨舍，殿西，副使廨舍。”永厚陵拥有一套极为完备的陵园系统，足以让过世后的宋英宗继续享有在人间的排场。但，永昭陵与永厚陵东西对视，也意味着即使到了地下，宋英宗或许也难得自在。
宋英宗在位期间无法扭转乾坤，历史大任就只能交托给继承人完成。继承其帝位的宋神宗，一上台就任用王安石实施变法。
作为宋英宗的嫡长子，宋神宗实在太明白他父亲即位前后的反差了。因为，在他十五岁以前，他是濮王赵允让的亲孙子。十五岁以后，因宋仁宗被迫接受现实，他和父亲才在一夜之间成为宋仁宗的皇子皇孙，肩挑起宋朝的未来。可以说，在宋仁宗乃至满朝文武的眼中，宋英宗父子俩就是“备胎”。倘若宋仁宗在离世前，其后宫能及时诞下一个皇嗣，那么待机多年的宋英宗父子便只能在这个襁褓中的婴儿面前俯首称臣。
宋神宗即位后，采纳王安石的建议实施变法，首先着眼于对宋仁宗朝的“庆历新政”进行查漏补缺。王安石深知，庆历新政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范仲淹等人率先整顿朝廷吏治，这已经严重损害了官僚集团的集体利益。于是，王安石变法避开这块硬骨头，而以“富国强兵”为远期目标，旨在使“弱宋”变为“强宋”。
但王安石变法偏重于开财源，也使得贪官污吏可以借助变法的部分措施大捞特捞，以国家权力强制进行收购、运销，谋取暴利，压榨百姓。在不同利益的驱使下，朝堂因变法而形成两个政见迥异的乡党派系，影响北宋后期长达五十多年的新旧党争局面由此埋下伏笔。
在旧党官员的声讨下，王安石被迫辞去宰相之职，提前回家养老。作为他的伯乐，宋神宗则需在偌大的国家面前，对自己犯下的“过错”道歉并承担主要责任。
宋神宗决定以变法之成果，去激励将帅们攻辽、破夏。第三次宋夏战争爆发。
战争的结果却彻底击碎了宋神宗的信心。他没想到，自己发百万雄兵，五路攻夏，结局竟是宋军在熙河一战，中了敌人之奸计，被西夏兵决黄河堤，淹死了数十万众。
元丰八年（1085）三月，年仅38岁的宋神宗赵顼带着深深的遗憾离世。他死后，变法新政被母亲高太后联合大臣司马光等旧党官员无情地废除了。
继承帝位的，是宋神宗的第六子赵煦，即宋哲宗。哲宗登基时年仅十岁，一应朝务均无法自理，只能交由高太皇太后把持。如此，传承多年的宋朝，似乎又回到了当初那个熟悉的转折点。
宋神宗驾崩时，其膝下共有十四名皇子，皆非嫡出。赵煦排行老六，但在他十岁以前，排在他前面的五个哥哥全都夭折了。按照立嫡立长的法则，赵煦成为皇位第一顺位继承人。
但，作为天选之子，宋哲宗的执政生涯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宋哲宗的祖母高太皇太后，是保守派们最坚实的护盾。面对这个人生还如一张白纸的小孙子，高太后此生最大的念头，就是将宋哲宗培养成“仁宗第二”，以更保守、更温和的态度施政待人。
可模仿从来只能因循守旧，唯有改变才能突破时代桎梏。成年后的宋哲宗并未按照高太后设定的路线前行，而是承继宋神宗遗志，罢黜旧党，推陈新法。此刻，天选之子的高光时刻终于来了。
鉴于宋神宗时期因战败而向西夏割让土地，宋哲宗决定用兵西夏。他先令名将章楶率兵在宋、夏边境侵扰西夏部队，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西夏军队果然上当，在执政梁太后的带领下，倾全国之兵东征，到头来却被章楶以小股部队挡在了河西走廊上的平夏城，进退不得。弱宋狠狠挫败了西夏，梁太后在西夏国内颜面扫地。
随着宋军平夏城之战的胜利，宋哲宗则成为了上下公认的一代圣君。
然而，自古苍天妒英才，宋哲宗刚刚重拾宋军对外征伐的信心，自己却已病入膏肓。元符三年（1100），事业上刚有些起色的宋哲宗突然病逝，年仅24岁。他的身后留下一个强力变法后的大宋帝国，却终因无子，导致所托非人。
宋哲宗驾崩后，他的弟弟、皇位继承人赵佶将他葬入永泰陵。此后，每当世人缅怀他的辉煌与过往时，脑海中总是浮现永泰陵前肃穆的石象以及忠诚的驯象人。这些旧物，凝固了岁月的痕迹，成为后世对宋哲宗记忆的一部分。
宋哲宗的故去，意味着宋朝失去了最后的自救机会。在“诸事皆能，独不可为君”的宋徽宗赵佶的带领下，宋朝度过了最后27年的狂欢。
靖康二年（1127），汴京城破。宋徽宗及其子宋钦宗以下宗室、妃嫔、百姓等十万余人沦为阶下囚，被金军押解北上。作为亡国之君的父、祖、兄弟，早已躺在皇陵内的宋朝先帝们也难得安宁。
一生从未见过金人的宋哲宗，下场最是凄惨。在岳飞率军收复了长江以北的宋朝故土后，奉命前去善后的太常少卿方廷硕看到了破败不堪的巩义皇陵。进入陵区内拜谒先帝时，方廷硕发现永泰陵早已被盗掘一空，宋哲宗的尸骨竟被金人拖出坟墓，曝晒荒野。
看见此情此景，伤心欲绝的方廷硕只能脱下自己的衣服为宋哲宗挡下这不堪的一幕。
在被盗掘的北宋皇陵中，宋仁宗的永昭陵屹立如初。金人到底有没有动过它，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宋仁宗驾崩时，曾引发“燕境之人远近皆哭”。或许正是因为这份情感，永昭陵成为了这场兵燹中唯一的幸运儿。
如今，北宋皇陵静静地伫立在一片麦田之中，无声诉说曾经的辉煌与屈辱。麦田之外，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曾为谁停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