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30日，江苏沙钢集团董事局主席沈文荣逝世，享年78岁。沈文荣白手起家缔造了一个庞大的钢铁帝国，带领沙钢集团成为中国粗钢产量第一的民营钢企。他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2013年末，经济观察报曾以《四世同堂》为题，报道了我们对中国企业家的代际观察——如果以他们创业或者创立公司的时间来划段，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创业企业家可以看成第一代，代表人物除了沈文荣，还包括柳传志、张瑞敏、鲁冠球、宗庆后、刘永好等；1992年小平“南巡”后下海创业的那批企业家是第二代，他们又被称作“92派”，代表人物包括陈东升、张文中、毛振华、郭广昌、王传福等；2000年前后诞生于互联网浪潮中的一代，如马云、马化腾、张朝阳、江南春、陈天桥、梁建章等可以算作第三代；其后诞生的或许可以看作后WTO一代，从雷军、刘强东到张一鸣、王兴、黄峥等，大致都可以划在这个圈里，但或许也可以说，张一鸣他们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一代。
在题为《四世同堂》的年终特刊里，我们在第一代企业家中选择了十位代表性人物做了报道。他们是柳传志、鲁冠球、宗庆后、张瑞敏、任正非、刘永好、何享健、沈文荣、褚时健、王石。令人唏嘘的是，这十位企业家中有四位已经离世。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今年2月逝世，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逝于2017年，曾经的“烟草大王”、褚橙的创立者褚时健则在2019年与我们告别。
在世的几位企业家中，柳传志两度宣布退休，在联想遇到重大挑战的时候又两度复出，他曾多次说“联想是我的命”。直到2019年，柳传志才算真正“解甲归田”，此后几乎没有公开露面。2023年5月，在网络上流出的《八十感言》一文中，柳传志说：“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迹。”
当然，改革开放也改变了第一代企业家的人生轨迹和命运。不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社会的主流语境里都没有企业家的位置。虽然张维迎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喊出了“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要知道，企业家精神被第一次正式写入中央文件的大标题里，是在2017年。
何享健早在2012年就将美的集团的接力棒交给了他一手培养起来的职业经理人方洪波。在何享健的支持下，美的新帅方洪波策动了一场大变革，并将一度失速的美的重新带上稳健增长的轨道。这样的交班也被视为一个不可复制的经典案例。
2021年11月5日，张瑞敏将董事会主席的职务交棒给周云杰，受邀担任名誉主席。他提出的“人单合一”模式在海尔内部和企业界依然具有强大影响力。他本人则更像一个管理思想的布道者。他信奉“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坚持“自以为非”，从未停止思考。2023年末，张瑞敏出版了《永恒的活火》一书，这是对他40年管理思想的总结。他这样说：“我理解的企业家精神不是企业家本身的精神，而是指你有多大的平台，能让所有人成为企业家，才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过去几年，华为毫无疑问经历了一个不短的冬天。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始终站在前台，持续接受海内外媒体采访。他成了华为无可替代的代言人。很大程度上，人们正是从那个理性和激情兼具、具有强烈危机意识但又坚忍不拔、身处困境却始终对未来抱有信心，面对打压却坚持开放思维、主张“向美国学习”的华为掌门人那里，重新理解和认识华为这家中国公司。2023年，华为全球营收重回7000亿元，也许可以说，这家公司已经扛过了最难的时期。不过可以肯定，在任正非那里，“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这样的警示永远不会过时。回想起来，这一年来任正非公开露面的次数少了很多。
在行业艰难，有人选择“躺平”之时，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仍然是那个愿意站出来说些实在话的人，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今年全国两会前，他谈行业、谈民营经济、谈增进企业家信心、谈金融创新、谈传承，一如既往。万科创始人王石退休很多年了。这期间他经历了“宝万之争”，也一度被重新推到风口浪尖。现在的他更像一个公益事业代言人。他依然活跃，很多时候亲力亲为。
相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十位企业家的样本量不大，但他们的经历仍然具有代表性。这十位企业家中有7位生于1940年代，是“四零后”。刘永好和王石都是1951年生人，褚时健年长很多，生于1928年。事实上，他真正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开始自己的创业，是在2002年，他保外就医后开始承包荒山种橙子。那时候“烟草大王”已成过往。他的妻子马静芬担任公司总经理，他做公司顾问。
回望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走过的路，大体上可以说，他们从体制内开始了最终告别体制的创业历程——这一点容易理解，因为在他们成长的年代，只有体制才能给他们一个看起来牢靠的饭碗，这是计划经济下生存与生活的基本保障。不过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坚硬的体制被一点点撕开了口子，当人们可以拥有更多选择的可能——没有人知道，这刚刚开了一条缝的大门有一天会不会又重新紧闭——即使如此，他们仍然抓住了在别人看起来不是机会的机会，他们勇敢地迈出了前途未卜的第一步，就此一发不可收拾。
时间开始了。
站在今天，当然可以说，他们是成功的，虽然他们每一个人都曾经过至暗时刻，他们创立的企业也大多曾经命悬一线。不过回到历史现场，恐怕没有谁敢在那时候断言他们一定成功。柳传志曾经用“孵小鸡”打比方，形容那时候的创业。他说，鸡蛋孵小鸡的正常温度应该是37度左右。84年前后，就是我们办企业的时候，我估计那时候应该是38度左右——这意味着只有生命力极其顽强的鸡蛋才能够孵出小鸡，可能还需要不少的运气。
事实上，在北京城的柳传志感受到的温度和身在三四线城市乃至乡村的创业者肯定不一样。不管怎么说，柳传志们要面对的不仅是破壳而出的艰难，在出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向前一步他们自身和企业都可能面临新的危机。也许正因为如此，那些名字同样不该被忽视和忘记：温州的“八大王”、步鑫生、马胜利、李经纬、年广九，他们是很多人眼中的“失败者”。他们中间，有的壮志未酬抱憾终身，有的毁誉参半至今难有定论。他们具有绝佳的商业嗅觉，甚至比后来被视为成功典范的那些同代企业家具备更大的勇气和胆略。他们也不乏智慧和谋略，能在复杂格局中把握仅有的机会。然而，某种程度上，他们最初成功的幸运也是最终失败的理由。他们因为最早冲破了环境的某种限制而享受商业的红利，却也最早触碰到依然坚硬的“底线”。
那时候的他们可能只是不安分甚至胆大妄为敢于冒险的一群人。他们想做事，但是过去没有机会。在《八十感言》中回想当初，柳传志这样说：“我天生就是个要做事的人，封闭着的铁盒子被打开，我一下子就窜了出来，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窜出来的是一群人。一开始他们有着最朴素的愿望，就是改变自己、家人乃至身边人的命运，让日子过得宽裕一些，生活得更有尊严一些。他们在与体制的碰撞中，一点点寻找机会，他们努力抓住任何一个政策红利以及稍纵即逝的腾挪空间。他们在怀疑乃至否定中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他们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一次一次地将看似不可能的想象变成现实。
他们也足够幸运，他们的年龄还来得及让他们奋力一搏——很多第一代企业家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时，年龄在40岁左右。历史恰好在那个时候打开了窗口，命运的小齿轮就此开始转动。更难得的是，他们对企业和个人命运的探索，恰好和这个国家对自身命运的探索和选择同频共振。在4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从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从被认可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进而被确定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个体私营经济从“补充”和“有益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雇工8人以上就被打入另册，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同样幸运的是，即使历史进程不乏波折乃至短时间的反复，这个国家仍然一路向前。企业家由此一步步站到了舞台中央，企业家群体从无到有，从星星之火到群星闪耀。
第一代企业家全程见证了这样的历史进程。事实上，沈文荣和他的同代人，正是这个进程的参与者，也是不能被忽视的推动者和构建者。刘永好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这样评价他的同代人宗庆后，他说：“宗先生身上体现了老一代民营企业家的精神，包括勤奋、拼搏、不屈不挠、勇于面对失败和努力工作，以及身体力行和承担责任。”这些当然体现了第一代企业家身上共有的特质。还应该注意的是，他们都是长期主义的信奉者。一旦找到他们愿意为之努力奋斗的赛道和事业，他们就义无反顾，一生所爱皆系于此，绝不会半途而废或者见异思迁。沈文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说：“一个人一生就这么多精力，只能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
当这样的历史跃迁和企业家们的长期主义和家国情怀激情碰撞，就催生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一个让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大时代。所以不奇怪，那些跟时代同行的第一代企业家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自己行业的王者，无论是钢铁、房地产、饮用水还是电脑、家用电器和饲料。“毋须扬鞭自奋蹄，一奔已是千万里。借问奔牛欲何往，过海越洋再称奇。”这是沈文荣的一首诗，是他的自道，也是为那个时代的企业家精神写下的最佳注脚。
只是，没有人抗拒时间。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洗礼之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正在淡出我们的视野。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他们毫无疑问是值得被尊敬的一代企业家。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不仅是物质财富，甚至对他们来说，这也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正如多年前，在谈及接班人问题时，张瑞敏说：“我希望留下一种机制和一种精神”。他们坚持的商业原则和价值观，他们的家国情怀和长期主义，这构成了新的商业文明的坚实底座。
就像一首歌中唱的那样，“一代人总会老去，但总有人还年轻”。作为民营企业家，褚时健、鲁冠球、沈文荣和宗庆后都将事业交给了自己的下一代。刘永好很早就考虑了接班问题，尽管他依然孜孜不倦。他的女儿刘畅现在是新希望六和的董事长。这些二代企业家们是否可以把父辈创立的企业带向基业长青之路，这该是同样精彩的中国故事，值得我们倾注更多耐心。
他们，还有比他们更年轻的他们，那些现在知名或者不知名的创业创新者，共同创造着中国商业的未来。他们需要像前辈一样勇敢和坚韧，还必须拥有超过前辈的创新意识，他们需要像前辈一样对中国有更深入的理解，还需要全球视野下的眼界和心智。他们可能不屑于前辈把握政商关系的谨慎、圆滑乃至谦卑，但又必须找到和环境和平相处的方式，无论他们是否愿意。他们身处的时代和前辈并不相同，他们也会遇到前辈从未遇到过的问题，但或许可以肯定，他们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毕竟，他们和前辈拥有一种共同的特质，那就是企业家精神。
中国经济的成色，决定于今天和未来的企业家。从2013年末经济观察报出版《四世同堂》到今天，中国又走过了一个十年。如果把新冠肺炎疫情也作为一个分野，今天的创业者中新增了疫情后的一代。或者又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已经是“五世同堂”了。就像一棵大树张开臂膀开枝散叶，又像繁花绽放芬芳浪漫。
这是生生不息的力量。
当我们告别沈文荣，回望他和那一代企业家，回望改革开放后的几代企业家和这个国家走过的轨迹，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确信：今天的中国必定要走进一个企业家经济的时代，才会迎来新的大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