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募基金行业发展的26年间,一代代基金经理“潮起潮落”,他们曾经光芒四射,最终又都褪去光环、跌下神坛。
自1998年第一批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公开发行至今,国内公募基金公司由最初设立的6家增长到目前的158家,基金规模于今年4月底首次突破30万亿元大关,期间也诞生了一批又一批知名基金经理。
其中,2020年称得上是“明星”基金经理井喷的一年。这一年,新成立基金1492只,超过2017年-2019年基金发行规模之和,资金进一步向头部明星基金经理集中。截至2020年底,主动权益类基金规模前20名的基金经理管理规模合计1.13万亿。
在数以万亿计增量资金的涌入下,基金经理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被快速放大,“选基金就是选基金经理”逐渐成为购买基金的第一要义。在此背景下,多名基金经理从幕后走到台前,站在镁光灯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基金“造星”运动随之展开。
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基金圈的“造星”现象愈演愈烈,众多基金经理被赋予各种光环和称号,一夜之间成为公募行业的明星。刘格菘、张坤、王宗合、董承非的知名度跃升,屡屡走上热搜。
得益于明星基金经理的影响力,当时的公募基金头部化效应凸显。截至2020年末,前十家基金公司规模合计4.76万亿,占2020年公募基金总规模(剔除货币基金)40.2%。其中,易方达规模超过8000亿元,而汇添富基金、华夏基金和广发基金均超过5000亿元。
然而,欲戴其冠,必承其重。随着管理规模的迅速膨胀,基金经理的管理难度也在增加。2022年以来,在行情风向调转下,绝大多数权益类基金遭遇大幅亏损,多位明星基金经理管理的产品未能幸免,头上的光环也逐渐开始暗淡。
进入2024年,公募基金经理变更再现高潮。Wind数据显示,截至5月25日,今年以来有62家基金管理人的116位高管发生变动。其中,包括圆信永丰“一姐”范妍、贝莱德“元勋”唐华、中庚基金丘栋荣等。
另曾掌管百亿资产的明星基金经理,自带流量的蔡嵩松被公诉的消息一出,也引发市场关注。在此之前,也有部分基金经理、甚至是年度冠军级别的“明星”铤而走险,最终身陷囹圄。
业绩、合规等强压之下,监管频频出手。今年3月,证监会在《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和公募基金监管加快推进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意见(试行)》中提及,摒弃明星基金经理现象,强化平台型投研体系建设。
同时,新“国九条”也强调,必须始终践行金融为民的理念,更加有效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例如更加完善投资者保护的制度机制,加强基金公司从规模导向向投资者回报导向转变等。
辉煌过后,昔日明星基金经理的光环难再续。
潮起:明星基金经理百花齐放
2021年1月25日,张坤管理的易方达蓝筹因重仓白酒,净值一日暴涨5.05%,使得张坤成为公募基金史上第一位在管主动权益类基金规模超千亿的基金经理,也被业界称为“公募一哥”。
与此同时,#蓝筹、张坤#等相关话题一举登上新浪微博热搜,席卷各大社交媒体。有网友为张坤建立粉丝后援会和超话,“坤坤勇敢飞,ikun永相随,坤坤不老,蓝筹到老”成为张坤的应援语。至此,基金圈具象化成为饭圈,张坤正式出圈。
除了易方达蓝筹,张坤当时管理的易方达中小盘业绩也不俗。Wind数据显示,2020年最赚钱的十只基金中,易方达蓝筹和易方达中小盘排在第2和第3位,合计为基民带来超过200亿元的收益。
2020年四季报显示,上述两只基金2020年净值增长分别为95.09%、84.34%,历史回报分别高达216.68%和775.98%。
业绩大涨与粉丝的共同助力,导致投资者蜂拥而至买入张坤旗下基金,无奈之下易方达基金连发公告,易方达蓝筹精混合的申购额度从原来的10万元调整为5000元,后又降至2000元,易方达中小盘直接暂停所有的申购业务。
张坤不是第一个破圈的基金经理。在他之前,“公募一哥”王亚伟已成名多年。
王亚伟是中国第一位为基金持有人带来超过10 倍收益的基金经理。1998年,他就参与筹建华夏基金,并陆续担任旗下多只基金的基金经理,曾在2010年《福布斯》中国十佳基金经理榜中位居榜首。
从2006年1月到2012年5月,王亚伟至少有四年在行业内排名前三名,包括其中两年行业第一。他所管理的华夏大盘基金累计单位净值增长率为1046.05%,基准指数同期上涨132.78%。
2012年4月,王亚伟离开华夏基金转战私募,5个月后,张坤起任基金经理。
除了上述两位基金经理,受到粉丝追捧、享受饭圈文化对待的,还有诺安基金蔡嵩松、富国基金朱少醒、景顺长城基金刘彦春、中欧基金葛兰等明星基金经理。他们同样拥有众多粉丝、后援会和应援口号。
得益于明星基金经理的吸引力,其所在基金公司规模也蒸蒸日上。截至2020年底,共有18家基金公司管理的主动权益资产超过千亿元,7家超2000亿元。其中,易方达基金以4497.76亿元位居榜首。
在“顶流”基金经理的影响下下,消费、科技、医药等板块的个股资金大量流入,一度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
基金经理“爱豆化”,实则是基民群体“年轻化”的体现。支付宝联合西南财大发布的《中国家庭理财趋势报告》指出,2020年新增基民中,90后占到一半以上。比起在A股、基金、房地产三种资产主要配置品种中,90后似乎更偏爱基金。
对于“基金圈饭圈化”现象,网友褒贬不一。有网友表示,“这是网红时代的产物,不利于基金经理的正常管理操作”、“将任何一位投资者封神,都是向危险靠近”。也有网友持相反观点,与其追星把钱花在爱豆代言的消费品上,还不如把钱交给自己的爱豆投资。
潮落:基金经理光环褪去
华尔街传奇投资家巴顿·比格斯在《对冲基金风云录》一书曾写下名言——规模是业绩的天敌。
这一逻辑再简单不过。规模增加,基金经理要顾虑的因素显然也更为繁杂,这些必然让他在投资决策、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面临更大挑战。然而,一些基金经理规模虽超百亿,但管理经验却稍显不足。
时代财经根据Wind统计,截至2020年12月31日,管理规模在300亿元以上的基金经理达到30位,其中只有4人投资年限超10年,分别是王宗合、刘彦春、董承非、周蔚文。另外,一些管理规模50亿元以上的基金经理管理经验不足两年。
潮水退了,方知谁在裸泳,由基金公司造星构筑的乌托邦并没有持续多久。2021年3月,张坤管理的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基金前10大重仓股全线暴跌,易方达蓝筹和易方达中小盘在短短一个月内下跌逾17%,这位“千亿顶流”从“全世界最好的坤坤”变成了网络基民谩骂的对象。
另一位明星基金经理蔡嵩松,其管理的诺安成长混合跌幅因超出预期而登上微博热搜。有粉丝直接哭诉,“没有一个男人能让我撕心裂肺,除了蔡嵩松”。对此,蔡嵩松无奈回应道,希望大家理性买基金,不要赚了钱就叫我蔡总,亏了钱就叫我菜狗。
为了安抚投资人,甚至有基金公司频繁出来道歉。汇安基金开启道歉先例,其在道歉信中解释道:“这一次确实我们在时点上运气一般,建仓相对比较快,所以回撤也比较大......”
与此同时,百亿基金经理的数量也在逐年递减。2021年至2023年,主动权益类百亿基金经理的数量分别为240名、161名、124名,公募基金以“以规模论英雄”的说法似乎已经行不通了。截至2023年末,管理规模在500亿元以上的主动权益基金经理仅剩三位:张坤(654.74亿元)、葛兰(573.46亿元)、刘彦春(538.57亿元)。
从业绩来看,被冠以“明星”二字的基金经理几乎无一幸免。据统计,截至2023年末,有逾70%的百亿基金经理的产品管理规模大幅下滑,和2022年末相比,接近40位百亿基金经理的产品管理规模缩水超过30%,15位百亿基金经理的产品管理规模缩水超过40%,3位百亿基金经理的产品管理规模缩水超过50%。
管理规模下降,一部分原因是基金经理的刻意减负。比如中欧基金葛兰,在2023年卸任4只基金产品,每一只的任职回报均低于-30%,是葛兰管理的基金产品中任职回报最差的4只。
兴证全球基金谢治宇于2023年8月卸任近200亿规模的明星基金——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基金的基金经理,该基金是兴证全球基金的招牌基金,也是该公司成立的第2只基金,曾历经多位明星基金经理,包括王晓明、董承非、乔迁、谢治宇等。
此外,信达澳亚基金冯明远也在2023年里陆续卸任6只基金,目前在管基金只剩下4只,管理规模不到170亿元。
与此同时,也有的明星基金经理选择离职。2023年9月,诺安基金官网发布公告称,蔡嵩松已卸任全部在管的基金产品。今年2月,鹏华基金发布公告称,公司副总经理王宗合因个人身体原因已于2月6日离任,且无转任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有人离去,就有人到来。随着明星基金经理们的批量卸任,相关产品正在被其他基金经理接手。但对于基金公司来说,失去明星基金经理的阵痛总会过去。
未来:去“明星化”成为大势所趋
承认或不承认,公募基金去“明星化”的趋势已经在明显加速。
2021年3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协会源于彼时公募圈盛行的“饭圈文化”,曾发文对公募基金开展投教宣传活动提出倡议,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理财观念,严禁娱乐化。各机构不得开展、参与娱乐性质的相关活动。
2022年,中国证监会在《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提到,要扭转过度依赖“明星基金经理”的发展模式,坚决纠正基金经理明星化、产品营销娱乐化、基民投资粉丝化等不良风气。
进入2024年,监管层面再次表明对公募行业去“明星化”的态度。今年3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和公募基金监管加快推进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意见(试行)》指出,公募需摒弃明星基金经理现象,强化“平台型、团队制、一体化、多策略”投研体系建设。
在监管的强要求下,基金行业“去明星基金经理化”已经达成共识。面临行业大势,一些基金公司对投资团队进行调整,组建多资产团队,将鸡蛋分在不同的篮子里。以诺安基金为例,据其内部人士透露,在蔡嵩松离职前,公司已经开始培养新的基金经理和团队,蔡嵩松离职对公司业绩没有产生过大影响。
东兴基金基金经理司马义买买提告诉时代财经,去“名星化”主要针对这几年管理规模较大、业绩较差且收入较高的那些所谓的“明星”基金经理。主要目的是让这些基金经理在业绩、收入和知名度之间达到平衡。如果一名基金经理业绩好,大家对其业绩满意,市场知名度高一点也无可厚非。
对于去“明星化”的措施,一位市场人士对时代财经表示,扭转过度依赖“明星基金经理”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影响。从基金公司来看,做好信披是第一要义;从代销渠道来看,要提升研究能力,而不是提升看排名的能力;从投顾的角度来看,也要减少和降低对于业绩的量化分析排名。最后,媒体也要适度减少从公募行业人物的角度进行报道,多做产品的全方位研究和深度分析,以免某个人披上神话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