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4日，这个世界发生了许多事。
以色列殖民政府持续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种族灭绝式屠杀，美国警察在大学校园里逮捕和平抗议以色列种族灭绝屠杀的师生，美国国会通过了对以色列等国的军事援助，还有英国议会偷偷摸摸批准了向卢旺达“遣送”难民的法案。
“这是世界和平的好日子”。在签署完一份高达953.4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之后，老迈的总统拜登在镜头前念出了这句准备好的台词。“援助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能延续“美国对世界的领导”，让“我们的盟友更强大，更好地保护他们自己”。
在这份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法案中，包含了600.6亿美元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可以让美国军火商们贩卖更多的武器，来填补过去两年因“援乌”而减低的美国军火库存。所以，也不知道这个法案到底让谁的“世界变得更美好了”？
除了花在自己国家身上的“援乌”钱之外，法案中第二高的支出就是“援助”以色列的141亿美元。除了这笔钱之外，“援以”的资金还包括，取消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in the Near East）的拨款。因为，根据以色列的指控，该国际组织的12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参与到了哈马斯的“袭击”中。
此外，这笔让“世界和平”，让日子变得“更美好”的巨额援助款还给了48.3亿美元，用来让印太地区变得“更美好”；给了红海地区24.4亿美元，用来跟也门的胡赛武装打仗。
就在美国国会山老爷们援助以色列的“自卫”行动时，巴勒斯坦加沙地区南部发现了一个乱葬坑。里面有多达300余具尸体，不少还是妇女、儿童。这座乱葬坑，就在加沙城内的希法医院附近。在这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为了“自卫”，猛烈袭击，并占领了这座加沙城内唯一还在运行的医院。
就在美国国会山老爷们忙着创造“和平”时，全副武装的美国防暴警察开进了美国高校，逮捕了550余名学生。他们唯一的罪状，就是呼吁美国政府，不要继续支持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屠杀。
就在美国国会山老爷们忙着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时，大西洋对岸的英国也悄无声息地通过了一份法案。从此，英国政府可以“合法”地将本国难民遣送至卢旺达。支持这个法案的说辞有两个，一个叫“人道”，一个叫“发展”。
正如打着“和平”与“安全”旗号的美国“援助”法案那样，英国这份名为《卢旺达安全（庇护和移民）安全》的法案号称，目的是为了“保护与威慑那些通过不安全与非法途径进入英国的非法移民”。
这一法案的基础，是2022年4月13日英国与卢旺达政府签订的《移民与经济发展伙伴关系》（Mi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artnership）协议。根据这份协议，所有被认定为“非法”入境英国的难民都将被强制遣送到卢旺达。作为交换，英国将给卢旺达提供“3.7亿英镑的发展基金”。此外，头批300名难民遣送至卢旺达之后，英国政府还会额外支付给卢旺达政府1.2亿英镑。在协议生效之后的五年中，英国每向卢旺达遣送一名难民，就需要支付最多17.1万英镑。与美国近千亿的“援助”资金相比，这笔生意简直太微不足道了。
向第三国遣送难民的行为，严重挑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人权与难民秩序准则。它将难民视为可以随意处置的物品，用一种处理垃圾的方式，将难民运送到第三国，并为此支付一笔“服务”费用。
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等级秩序中，西方富有的国家可以向贫困的国家支付一笔微小的金钱，让他们处理自己造成的所有问题。在此之前，以色列便早已用同样的办法，向卢旺达与乌干达遣送了许多来自厄利特尼亚和苏丹的“渗透者”。
资本主义全球化与现代化向世界许诺了一个市场创造的自由流动、物质富裕、和平美好的乌托邦。对这个世界的最广大民众来说，这个乌托邦从未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它更像是少部分国家、少部分人的乌托邦，是那些坐在国会山里的老爷们、那些英国议会里西装革履的议员与爵士们、那些拿枪瞄准巴勒斯坦人民的以色列人、那些占据着资本主义全球财富金字塔1%的人，建立在世界所有人血肉与幸福之上的乌托邦。
这种乌托邦有另一个名字，叫做帝国主义。
美国与英国的两个法案，代表了帝国主义通过强制与干涉而形成的全球等级秩序。在这种秩序结构下，人被当做没有意志的消耗品，可以被管理、安排与任意移动。当看到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清除”巴勒斯坦人时，当看到美国为他们的“盟友”送去昂贵的美国武器时，当看到英国“安全地”向卢旺达运送那些不被需要的人时，我们发现，那个曾经迷惑过我们数十年的“自由国际秩序”显出了它本来的面目——一个从16世纪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时便开始形成的殖民帝国主义全球秩序。
这种以市场为中心的秩序既将人作为一种资源，也将“多余的人”视为一种障碍。用各种方式实现对人的强制是这种市场中心秩序的基本治理术。这种强制，远不止将人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也不止是对人的生命的控制与弃置。它本质上再现和增强了一群人对另一群人，少数的市场获益者对绝大多数的人，世界少部分地区对大部分地区之间的等级制度。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这种对人的强制既表现为对印第安人与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屠杀、对非洲黑人的奴役、对中国和印度契约劳工的压迫，也通过战争、挑衅、干涉主义、难民处置、以及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延伸到当代。
今天，英国向卢旺达遣送难民，被描述成为一个“经济发展”项目。美国对以色列、乌克兰的“援助”，也同样被视为一种保护全球和平与经济利益的行动。同样，这种以经济发展、国际安全、全球稳定为理由的霸权行动，也是18、19世纪资本主义帝国的自我辩护词。
英国向卢旺达“遣送”难民，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发明。实际上，那种希望将有色人种、移民、难民、甚至社会底层、贫困人口离岸化处理的思路，是殖民帝国主义者的基本治理模式。
大西洋奴隶贸易是人被强制迁移的最有力的提醒。殖民者将奴役的黑人送去远离本土的殖民地种植园，强制他们进行劳动，建设白人自己的“定居者殖民地”。除了对奴隶的经济剥削外，对印第安人的肉体移除对于美国的土地并购、扩张和建立也至关重要。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博尼费斯印第安工业学校墓地。从1819年“印第安人文明开化法案”开始，美国实施一系列旨在所谓同化印第安人的法律政策，在全国范围设立或资助寄宿学校，强行安排印第安儿童入学。有学者估计，150多年时间里，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多达4万名印第安儿童死亡。新华社发（曾慧摄）
在英国本土，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殖民者从17世纪初开始从爱尔兰人手中夺取土地。在苏格兰高地和岛屿上，从十八世纪后半叶到十九世纪中叶，英格兰的霸权者们强制驱逐了苏格兰的佃农。这些清理的方法包括，迫使苏格兰佃农们因为贫困被迫迁徙到更贫瘠的土地，也包括死亡和迫使他们移民到帝国的其他地区。
在18、19世纪，随着航海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本土罪犯、穷人送去海外殖民地则成为了欧洲资本主义帝国的常用做法。它既是一种惩罚、威慑人口的手段，也是资本主义帝国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用来管理贫富分化，以及大量城市赤贫人口的重要途径。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英国向澳大利亚强制运输本土罪犯的操作。这既反映了一种资本主义式的“脱贫”手段，也是动员“冗余劳动力”，帮助英国进行海外殖民地扩张的手段。
在这种霸权秩序管理的空间中，存在多重形式的法律安排。1899年，卢旺达“正式”成为德国帝国殖民地的一部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败，卢旺达在当时国联的“安排”下，成为比利时的“保护国”。
这个时代的卢旺达，由德国和比利时共同进行着“间接统治”。所谓“间接统治”就是在卢旺达原有的社会秩序结构中，扶持一批亲殖民者的力量，然后用这批力量实现对当地的统治。这种治理逻辑将社会等级视为一种必要的统治工具。种族分类在这一殖民统治需求下被引入了殖民地。卢旺达胡图族与图西族的划分，便在这个背景下被从一种阶级关系转化为一种本质主义的种族范畴。
以市场为中心的帝国主义秩序还将空间转化为可被剥削的对象。对20世纪初的德国和比利时来说，卢旺达是生产咖啡与茶等经济作物的土地。对21世纪的英国来说，卢旺达是接纳英国不需要的难民的收容所。就像对美国来说，乌克兰是消耗俄国，消费美国武器的市场，印太地区是遏制中国、维护美国全球经济霸权的前线。就像对以色列来说，巴勒斯坦是需要被清理的场所。在帝国主义者眼里，这些空间中的人，都是需要被移动的、强制抹除的、市场利润的障碍。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在一场全世界人民都亲眼目睹的种族灭绝惨剧面前，反复念叨着为凶手送去屠杀武器的世界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究竟又是怎样的一群人，努力将一个陈旧的殖民帝国主义秩序，拼命包装成为一个自由的、普遍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新秩序？
也许，在前些年，这个问题的答案还不那么明晰，帝国主义的现代面具还多少能掩盖住他们背后的腐朽嘴脸。那么现在，在巴勒斯坦人民的鲜血下，在美国被逮捕的师生们的抗议声中，在艾伦·布什纳尔英勇自焚的火焰之上，在被强制遣送至卢旺达的难民眼里，我们，整个世界的期盼新秩序的所有人们，便一定能看到答案。也一定能看到那也许尚未真正显现的、通往未来的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