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包括风俗习惯、信仰信念、思想意识等方面。历史证明，这些非正式制度对经济也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民粹主义”，无疑是近年影响许多国家、乃至影响全球化的重要思潮。2016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经全民公决“脱欧”。这是民众意志的体现，也无疑是对上世纪90年代初东西方冷战结束，新技术革命的“反动”，是民粹主义在新时代兴起的标志性事件。
民粹主义与全球化都有不短的历史，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一下历史。
从历史上看，全球化自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以来，已经500多年了。在500多年全球化历史中，有400多年的时间表现形式为殖民主义。炮舰时代，用暴力逐步将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拉入全球化分工链中，最终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大战从根本上说，是全球化的主导国家间争夺资源、重新确定利益格局导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全球化只是两个一半、自成体系的“全球化”。一个是资本主义阵营，以“关贸总协定”为标志；一个是社会主义阵营，以“经互会”为标志。这两次世界大战和两大阵营的确立，是全球化的重大挫折。与此相比，近年来的民粹主义兴起，只是“小漩涡”。
历史大潮中的小漩涡，也必须重视。
这有两个叠加效应。一个效应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相对受损的阶层。可以说，过去40多年来，全世界最主要的共同趋势是经济自由化、全球化（是国内自由化向外的延伸）和信息技术的大发展。尽管这一时期是人类有史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但增长的成果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同一国家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由于资本的流动性要高于劳动力，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最优配置，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回报率会上升，资本拥有者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会显著扩大。二是信息化过程中相对受损者。信息化则意味着知识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教育的回报会上升，高素质劳动力相对于低素质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这两个受损者往往是同一的，所以形成叠加效应。
有意思的是，这次“民粹主义”的兴起，恰恰是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几百年来，这些国家是全球化最重要的主导者。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些国家相当多的民众，感到自己利益受损了。相反，新兴国家却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虽然这些国家不同阶层受益程度不同。所以我赞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长施瓦布的观点：“我们必须让全球化变得更加公平，但是，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不应该只从西方角度来看它，而是应该从全球角度来看它。”“在过去的二十至三十年内，全球化是很多好事的一部分，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比如说，全球化已经创造了数亿个工作岗位，尤其是在亚洲地区。因此，我们不应该谴责全球化，而是应该让它更好地运作。”
让全球化更好地运作，主要有国际、国内两个方面：
一是国际方面。全球化使资本、人员、文化跨国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前所未有地紧密。一战之后，各国痛定思痛，透露出一线世界和平的理想主义，决定成立一个超国家的机构以期维持世界和平从理论走向实践。1919年1月28日的巴黎和会中，通过建立国际联盟的草拟法案，决定以美国总统威尔逊为首的起草委员会来草拟《国际联盟盟约》。在1920年1月10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生效的这一天，国际联盟宣告正式成立。虽然成立了国联，但国联的权力非常有限，能力自然也非常有限，根本无法制止不断发生的弱肉强食的战争。尽管如此，“国联”毕竟是和平国际社会理念一次重要实践，是第一次成立一个全球性超国家组织的可贵实验。
也正是汲取了国联权力过小的教训，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其权力比国联大了许多，甚至可以派遣“维和部队”。联合国的权力比国联大增，也就意味着其成员国让渡了更多的国家主权。在全球化时代，各主权国家向联合国、“世卫”、“世贸”、“世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超国家机构让渡部分主权，是缓解国家间矛盾、摩擦、冲突的必要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七十年，未再发生世界性战争，一些局部战争得到了有效制止、限制，联合国等超国家机构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联合国的权力架构毕竟是二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反映，经过近四十年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原有架构明显不适用。如何调整，是各国面临的挑战。
二是国内方面，各国有共同点，也有更多的不同点。共同点是如何改善国内的国家治理，如何使全球化、信息化过程中的相对受损阶层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不同点是各国有各国的具体情况，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加入WTO都面临激烈抨击，直到现在仍然不绝于耳，有时甚至很强烈。因此，国内在利益调整，使全球化、信息化的相对受损阶层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的同时，还应在思想领域坚守“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是紧密相联系的，没有开放，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就是坚持全球化导向。
全球化就是坚持货畅其流，人也“畅其流”。对此，一直大有反对。早在19世纪70、80年代，美国民粹主义发展形成排华浪潮，于1882年5月6日签署了“排华法案”。
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在那几十年一直关注在美华工问题。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接待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时，在美华工问题就是谈话重要议题。后来与美国访华政要、媒体会见时，李鸿章仍主动谈此问题。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一度投闲散置，访问欧美数十国。在美国访问时，无论是与政要会谈还是接受媒体采访，他还是多次谈到这个问题，维护华工权益。《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对欧美报刊当时对李鸿章访问的新闻报道，作了详细搜集翻译，其中一段特别值得重视。1896年9月2日的美国《盐湖城先驱报》（The Salt Lake herald）对李鸿章在纽约会见纽约报业代表时作的演讲作了报道：“总督称《排华法案》是最不公正的一条律法，因为政治经济学家们已经承认竞争有助于市场保持永久健康，不管是劳力市场还是商品市场。目前，这一法案受到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爱尔兰党（Irish party）和劳工阶级党派的影响。他们想要垄断劳动力市场，由于中国劳工是他们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于是就驱除他们。这就如同你们携带大量商品、日用品来到中国，并以比欧洲国家更低廉的价格出售，我们将你们驱逐出市场一样。这公平吗？总督称撇开他作为一名中国高官的身份不说，假设他是一位世界主义者，接下来单纯谈美国的利益。那么，将更廉价的劳动力驱逐出市场，或者抵制便宜的商品转而去买质量更低价格却更高的商品，这是对的吗？这对你们的民主经济是个好政策吗？总督说，你们声称自己的国家代表了现代文明的最好典范并以此为傲。你们自豪于你们的解放，自豪于你们的自由，但是在这件事上，没有劳工的解放，也没有劳动市场的自由。”
这些言论、观点和态度，与已经符号化的“李鸿章”大相庭径。
更值得注意的是，1896年这篇短短的演讲，李鸿章谈到了自由市场、世界市场、劳动力自由流动、商品的流动、垄断、价格、市场的行政干预等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些依然是困扰各国的问题。他国廉价劳动力与廉价产品的冲击，是美国今日面临的重要问题。毫无从政经验的特朗普能当选美国总统，即与此大有关系。这篇短短的演讲表明，李鸿章当时能如此深刻地提出问题、看待问题，得益于他使用的理论分析框架。商品的自由流通，劳工、劳动市场的自由，这些概念与基本理论框架来自于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众所周知，亚当·斯密的《原富》是严复从1896年10月起到1901年1月末翻译完毕的，出版于1901－1902年。在严复开始翻译《原富》之前，为何李鸿章即能用亚当·斯密的理论分析、解释当时中美关系中的自由贸易、劳工移民实即劳动力市场的自由问题呢？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他的这种最现代的经济学理论、知识来源于他的英文秘书罗丰禄。罗丰禄与严复同为福建人，二人一同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又于1877年一同到英国留学，又基本同时（相差半年）回国。罗1880年回国后入李鸿章幕，兼任李的英文秘书、外交顾问和翻译。有关报道、回忆表明，他在1880年代与外国政要、媒体人在与李鸿章会谈前后与罗闲谈时，罗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等都有相当的了解。应当是罗丰禄，将古典经济学理论告诉给了李鸿章，使其用此理论作为反驳美国当时以“排华”为标志的“民粹”，达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
今天的问题，在100多年前其实已经遇到。
历史说明，全球化500多年过程当然有巨大失败，但却是难以阻挡的潮流。全球化在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会产生严重的问题，要解决全球化过程中的这些严重的、具体的问题，而不是反对全球化。民粹主义最近的兴起，恰恰暴露、反映出全球化的问题和病症，需要诊治，使其更好地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