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埃及国内的经济局势及其应对措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埃及人，笔者不得不说目前的状况令人焦虑，但目前的经济困境并非单纯因为近期地缘政治冲突而引发，它的表现是阶段性的，但成因是长期性的。
埃及资源丰富，地处要冲，苏伊士运河在全球交通贸易中具有重大战略地位。埃及在维护地区稳定平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对外部的经济依赖不断增加，债务问题越来越大，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最终由于自身的内外困境而逐渐失去地区领导力地位。一个曾经具有一定实力的地区重要国家，为何面临现在这般困局？
自1952年埃及自由军推翻君主制，军人出身的纳赛尔成为埃及共和国实质上的最高领导人，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带领埃及从被殖民走向独立解放，可以说是埃及至今唯一能对西方国家说不的总统。在地区内，埃及成为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及亚非国家反殖民的重要力量，成为美苏两大霸权之间的平衡者，并将影响力扩大到第三世界国家。
到了萨达特时代，埃及外交重点转向西方，并逐渐依附于西方国家，本国政治经济逐渐遭受美国干预。此后，自穆巴拉克时代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埃及社会再次陷入停滞状态。
埃及自建立共和国以来，每一任总统几乎都有军队背景，在执政前期都能让埃及在中东和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力，但随着干政时间越长，军队权力越来越大，最终成为国家治理的主导力量，给经济发展环境带来巨大挑战，甚至把埃及变成了“食利国”，也就是说一旦缺乏外汇储备，埃及经济负担就会加剧，从而加深对外部经济援助的依附性。
不可否认，新冠疫情、俄乌危机、中东局势动荡等因素，对埃及经济带来严重冲击，这是全球性的影响。同时，埃及政府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巨型项目，新首都建设就是其中之一。此举原本旨在吸引更多外资，但在国内经济状况堪忧的情况下，这些项目尚未在关键领域发挥作用以实现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也暂未给大量社会中间民众的生活带来改善，反倒让民众看到国家外债增加，比如从数据上来看，2023年埃及外债额高达1.640亿美元，政府债务占国家GDP的92.3%，这使得经济问题更为复杂。
当然尽管如此，埃及经济不会彻底崩溃，当前埃及政府正在采取应对措施，投入较多的精力和资源，如果地缘冲突能有所缓解，对埃及经济算是一个好消息。例如，今年开斋节以来，政府推动商品降价30%以上，一定程度上鼓舞了社会消费需求。西方有一个说法“Egypt is too big to fail”，大意是“埃及太大不会倒”。过去埃及经济遇到困局，几乎都化险为夷。一个稳定的埃及有利于中东和平发展，符合埃及自身与西方国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带一路”共建国之一，埃及的稳定有利于加强与中国在中东及北非地区的合作。
2023年埃及外债额高达1.640亿美元，政府债务占国家GDP的92.3%（图自美联社）
两场战争，重创埃及经济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各国实行严厉的人员流动限制和交通封锁，全球供应链面临断裂危机，世界经济及国际贸易遭受负面冲击。由于埃及经济过于依赖外汇，疫情期间旅游业、苏伊士运河收入、制造业及侨汇等国家经济收入主要来源，均出现巨大削减。对此，埃及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比如埃及中央银行开始放宽中小企业的信贷申请时间。当时，埃及实行相对宽松的隔离政策，大部分商业活动减少营业时间，大型建设项目有一定限制但并未完全停止。疫情第一年，埃及GDP增速1.5%，保持较为稳定发展水平，在北非国家中表现不俗。
但是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对埃及经济造成的影响更为深远，尤其是小麦等进口必需品的短缺，埃及粮食供应陷入危机，通货膨胀随之而来。仅2022年这一年的数据来看，埃及年度通货膨胀率上升15.3%，外汇储备至349.7亿美元，埃镑大幅贬值约18%。
埃及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进口国之一，以面粉为原料的大饼是埃及人日常生活最重要的食物，过去来自俄罗斯的小麦进口量约占60%、乌克兰则占20%左右；但战争阻碍了出口，小麦供应短缺导致物价上涨，如相关食品价格上涨58.3%，牛奶和鸡蛋价格上涨48.9%，埃及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恶化。
埃及政府为了降低粮食涨价导致的生活负担，对贫困家庭给予粮食补贴，享受粮食补贴的人群约占埃及人口的88.5%。（注：埃及政府为保证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存需要，曾长期对大饼原料面粉的消费实施补贴。）
当地时间2023年2月22日，埃及开罗Nasr city区，民众在一个市场买鸡蛋和食用油（图自IC photo）
作为经济支柱之一的外汇，据《金字塔报》称，截至2024年1月底，埃及外汇储备总额为265亿美元；总统塞西表示，目前大约有450亿至500亿美元现金流可用于支持外汇市场。
海外埃及人的汇款是埃及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之一，但埃及央行在2023年7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23财年，在国外工作的埃及人汇款突破性地减少26.1%，在2022年7月至2023年3月期间，汇款额为175亿美元，相较前一年该时段汇款额为235亿美元。埃及作为全球第五大汇款接收国，主要来自在海湾国家工作的埃及人。当2022/23财年埃及镑汇率经历数次贬值，来自国外的侨汇自然急剧下降。而且，海外埃及人的工作也面临着不确定性，如2022年科威特曾宣布将解雇75万埃及工人，并中止与非本国国民的所有合同。
此外，自2023年10月9日以来，埃及中央银行宣布暂停使用借记卡进行境外交易结算或提取和购买外币。此举旨在遏制外国资金离开本就资金短缺的埃及，缓解因经济增长迟缓而出现的外汇紧缩，但事实上也给埃及商人、企业或自由职业者带来诸多不便，因为在埃及境外的付款方式仅限于信用卡和银行外币账户。
雪上加霜的是，2023年10月爆发的加沙战争持续至今，红海危机对苏伊士运河带来巨大损害。红海-苏伊士航道是全球最繁忙的商路之一，苏伊士运河通航量占全球贸易的12%，而胡塞武装的袭击威胁迫使大量商船绕道好望角，不仅导致航运时间增加30%-50%，也带来了很多物流、保险等问题。
而其中受损最深的无疑是埃及，苏伊士运河的费用收入是埃及外汇的重要来源，约占埃及GDP的2%，红海危机之下，运河收入锐减40%，这一短缺又加剧了埃及国内通胀问题的复杂度。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29日，埃及伊斯梅利亚，货船在苏伊士运河航道行驶（图自IC photo）
据埃及中央公众动员和统计局数据，2023年埃及平均通胀率在30%以上，今年2月通胀率达35.7%。同时，埃及镑官方汇率经历了14%、19%和17%的三次大幅贬值，创下全球货币贬值速度纪录。
埃及政府为了应对外汇短缺和通货膨胀，实施了一些关键措施。今年3月6日，埃及央行宣布将放开汇率管制，允许埃镑根据市场机制公平定价，同时加息600个基点，上调后的隔夜存贷款利率分别为27.25%和28.25%，主要操作利率为27.75%。
此前，埃及实行官方制定的固定汇率，自2023年3月以来一直控制在1美元兑30.85埃及镑的水平。埃及央行认为，近年来埃及国内经济受外汇短缺的拖累，导致外汇平行市场存在，制约经济增长，因此汇率的统一至关重要，这有助于在官方汇率市场和平行汇率市场之间的价差缩小后消除外汇积压，同时也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避免意外的货币变动。消息一经公布，埃及镑对美元汇率一度暴跌近40%——1美元兑50.55埃及镑，创历史新低，相较之下埃及镑对美元汇率在平行汇率市场的价格约为1美元兑63埃及镑。（注：截至写稿时，为1美元兑47.33埃及镑。）
这背后的“关键先生”其实是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埃及央行宣布上述新政后，埃及与IMF达成了一项扩大至80亿美元的协议，根据协议，埃及政府承诺保持汇率灵活性和财政纪律，以降低通胀和贸易赤字。而IMF随后发表的声明中也印证了这一点。
埃及中央银行（图自新华社）
除了以上这些经济表现不良信号之外，埃及外债持续攀升。2020/21财年，埃及债务总额达到3920亿美元，其中外债为1370亿美元，是2010年（337亿美元）的四倍。根据IMF的报告，2022/23财年外债增长率为4.8%，达到1653亿美元，高于上一财年的1578亿美元。
近年来，埃及政府大量投资大型基建项目，对国家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增加债务负担。2022年，埃及成为全世界大型项目的首选目的地，同年相关项目吸引约968亿美元的投资额，与2016年相比增加约三倍。今年2月24日，埃及政府和阿联酋政府达成一项重要协议，该协议由代表阿布扎比主权投资ADQ的私人财团主导签署，主要针对位于开罗西北部约350公里的 “Ras Al-Hekma”沿海地区投资350亿美元。
无疑，埃及政府推动的大型建设项目有利于吸引外资，但在国家面对内外经济困难的情况下，项目也加剧了国家财政支出的负担，加剧债务累积。政府只能更加依赖于借新款来偿付旧贷款，以及维持这些项目的运行，但在实现经济稳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上表现堪忧。
此外，还有一个“埃及特色”问题是，从2013年开始军队在埃及政治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包括干预政治的广度和方式，在经济上减缩私有部门，导致不良市场竞争。据悉，军方控制国家投资项目约60%的份额，大多是基建，医疗、教育、农业、化学、电子产品、房地产和矿山等行业。军队对国家经济的控制，渗透进公务机构和民众日常生活，可以说吞噬了整个埃及，使之变成“军事营”。
自纳赛尔执政以来，军人集团间接干预政治经济运作。这种干预造就了低效薄弱的政府执政，破坏政府机构和决策者的独立性，在行政、司法和立法领域处处可见。
2011年至2013年埃及政治剧变，事后证明军队在这一政治转型背后发挥主导作用。当穆巴拉克面对民众要求其下台的强烈诉求时，军队意识到这是穆巴拉克政权倒台的关键时刻，转而支持民众示威活动，最后由最高军事委员会主持穆巴拉克下台后的过渡时期。
到2013年后，军队干预政局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一方面结束了穆兄会的统治，另一方面向民众彰显军队是社会稳定的维护者，这也使埃及军事集团的实力变得更强。此后，埃及新政府把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强调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反恐以及结束极端伊斯兰主义对埃及社会和国家安全的威胁。
外部经援，振兴经济还是服务政治？
2013年以来，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成为埃及政府的首要目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美国和海湾国家的普遍支持下，埃及得到大量经济援助以克服困难，主要用于教育、医疗、金融等。在2013年至2022年间，海湾国家对埃及的直接投资不断增加，向埃及政府提供援助高达1140亿美元。与之对应的，埃及对经济外援的依赖也在持续攀升。
塞西上台后，埃及与海湾国家的关系有了突破，尤其是从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流入埃及的资金大幅增长。过去十年内，海湾国家对埃及的FDI（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在10%-20%，大部分投资于房地产、能源、金融、零售和电信等领域。2013年至2016年间，沙特、阿联酋和科威特在埃及中央银行存入存款以及提供石油产品作为赠款。
2月23日，埃及和阿联酋在埃及新行政首都签署一项协议，双方将在埃及地中海海岸建设一座新城，以促进埃及旅游业发展、吸引投资和增加外汇储备（图自新华社）
埃及“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穆兄会影响力上升并取得合法地位，2012年以民主选举方式获得政权，随后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但也成了海湾国家与埃及关系的一大隐忧。
穆兄会自成立以来，被视为很多逊尼派国家的温和伊斯兰政治力量的代表，如埃及、突尼斯、约旦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等，是阿拉伯地区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2012年穆兄会执政，对中东秩序及海湾国家利益产生挑战，尤其是以沙特为代表的中东逊尼派关键力量，不仅与穆兄会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竞争，也对埃及与海湾国家的战略利益产生担忧。因此，沙特和阿联酋支持推翻穆兄会的行动，并向埃及提供大量经济支持，试图以此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目的，但这些因素最终导致埃及的地区影响力衰退，以及对海湾国家的财政依赖度增加。
早在冷战时期，经济援助曾是美苏博弈的手段之一。1952年纳赛尔掌权后，美国希望加强与埃及的关系，以防止苏联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于是利用埃及亟需阿斯旺大坝建设资金的机会，试图干预埃及的外交政策，但纳赛尔选择转向苏联获取建设资金，以抵抗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干涉企图。
不过到了萨达特时代，埃及外交重心逐渐转向美国，埃美共同战略利益成为两国关系不断加强的推动因素。13亿美元的经济军事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埃及经济振兴和政治稳定，结束与以色列的长期战争，维持和平关系，但这也导致埃及外交政策失去独立性，并且进一步导致穆巴拉克政权的腐败程度。美国将埃及作为重要盟友、并向埃及提供援助，本质上是服务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
自从埃及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后，美国加重了对埃及的干预，甚至限制决策者作出相关经济政策。渐渐地，埃及的中东外交政策失去独立性，在巴以问题上变得更被动，也让阿拉伯世界失去了一个团结的重要力量。事实上，美国、以色列甚至海湾国家并不希望埃及壮大，因为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埃及将结束对西方的依附，挑战海湾国家在中东的利益，这对它们是不利的。
2011年以来，埃及人民要求政治经济改革的呼声不断变高，尤其是反对西方国家对埃及内政的干涉。萨米尔·阿敏在分析埃及政局时认为，埃及政治变革反映出人民想要终结西方国家的干涉，摆脱新自由主义的束缚，走向独立自主；目前的国际局势变动以及西方实力的衰落，有利于埃及恢复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如何走出危机？
综上所述，可以说埃及的经济危机是政治稳定的决定因素，民众迫切希望变革，但在政治缺乏多元性以及军队不断扩权的背景下，未来走向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尽管我们知道解决路径是减少军队对政治经济的干预，实现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在现实形势下很难发生改变。军队基本扫清了国内反对力量（主要是穆兄会），向民众灌输军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可靠力量，获取人民的支持和信任。
埃及问题专家Robert Springborg认为，针对目前军队在埃及扩权的解决办法有三种可能，第一，真正的政变发生；第二，“Coup-Volution”，政变-革命；第三，军队内部不满现状的军人发生政变。
但这三种可能性，在目前埃及都很难发生。2013年后，军队与塞西政府之间关系紧密，民众对新政府认可度较高，来自海湾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支持，都反映出国内外对现任政府的信任。再者，目前中东局势动荡复杂，短期内未见平息的契机，国际社会寄望于埃及在中东斡旋，美国、欧盟也会向埃及提供支持，以免在中东失去一个重要盟友。
所以，只有埃及自身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才是走出困局的唯一办法。
埃及正式成为金砖国家成员国（截图来自Ahram online）
而加入金砖国家，是埃及实现改革的另一个办法。今年1月，埃及已正式成为金砖国家成员国。金砖国家GDP总额占全球GDP的25%，占世界贸易的16%，占世界人口的42%，可以为埃及提供众多机遇。
当埃及政府宣布加入金砖国家这一消息时，埃及社会对此强烈欢迎，希望与中国等金砖国家加强联系，减少对西方国家和美元的依附。埃及民意研究中心（baseera）2015年的报告显示，中国是埃及在非阿拉伯国家中最好的伙伴，而就在同一份报告中，以色列和美国被视为埃及最大的敌人。
埃及加入金砖国家，不仅限于多边经贸合作，也有利于提高全球南方的声音，恢复埃及的国际影响力，作为曾在民族解放与反殖民浪潮中互相团结支持的第三世界国家，目前也亟需恢复这一精神，在新的时代制定更坚实的合作关系。
中国作为金砖集团的重要成员，与埃及享有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埃及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在埃及官方和民间都有着积极形象。而埃及作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也是第一个主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阿拉伯国家，两国的友好关系已经成为南南合作的成功典范。
埃及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外汇减少，尤其是以美元作为贸易交易的主要货币。借着上述积极因素，埃及可以与金砖国家推动非美元化的经贸往来，增加埃及向金砖国家的出口量，吸引更多外资，尤其在农业、基础设施和新能源等领域。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欢迎埃及的加入，显示了埃及的重要地位，以及金砖国家对埃及经济修复的信任度。这是埃及的重大机遇，机不可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