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干部讲规矩，有民生底线、公共原则和规范，政府比较强势。涉及百姓的钱，基本上干部是不去动的。因为动了农民的钱，干部是当不久的。因此，基层干部只能向外开掘资源。
而河南是打工经济，政府没有那么强势，资源很少，只能动用民生资源寻租。而且获取的利益很小，手段也不高明。总体上看，河南的官僚体系现代化转型缓慢，主要问题是一直没办法解决内部经济基础的问题。毕竟在解决了“我养你”之后，提“规范化”才有效果。
以下试图归纳和分析笔者2020年末在河南Q县农村调研时，收集到的一些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
一、“微腐败”动机
在利益稀薄地区，资源很少，“自收自支”就会导致权力利用政策性的民生资源寻租。村干部工资待遇低，温饱不解决就会去贪污。他们生活无保障，经常要到乡镇开会，开车耗油，打不了工，还要花电话费，又不让他们兼职。只有物质条件达到了，干部才会追求名誉。
案例一：CSZ村的老书记，因为贪污4万元被告。
案例二：TZ村。2017年7个村干部全体判刑。贪污8千元，每人罚10万。他们贪了2013年的扶贫物资，也就是“花生种”，他们拿去自己种了。村支书和主任判二缓二，其他村干部判一缓一。
案例三：扶贫项目中的花生种子、化肥，本应该分给群众，但村干部分给自己更多，集体贪污。每个人承担56000元的罪，每个人折价8000元。每个人只被抓了1天。这是检察院反贪局与纪委合并前办的最后一个案子，每个人罚了8000元，检察院又罚8000元，另加10000元。
案例四：LLJ村，村书记已被开除党籍。2018年，他侵害群众利益，收群众不该收的钱。比如双女户，减免一个人的新农合，村干部收了几万，入了村集体公账投资。刚开始农民不知道这个政策，后来知道了。群众举报到县纪委，属于日常举报。他是2018年5月当上支部书记，8月被举报。村支书知道这个政策，他是用于村集体开支了。这是县纪委办的案件。
二、动员群众和村干部配合巡察
纪委巡察时，大部分群众都会说实话。不过，群众也会做思想斗争，害怕得罪人，也有不说的。巡察组就要做工作、讲政策，对农户说：“替你保密，巡察组是你坚强后盾。这是现在的国家形势。你要是纵容他，下次还得这样。”
村干部违规收费而不承认，巡察组也得做工作：“我们是治病救人，不是为了打击人。” 或者找村干部的子女，给子女做工作，让子女做他们父母的工作，子女不怕巡察组。然后巡察组再找村干部说：“你孩子都承认了，你还不说？”
案例五：LLJ村村主任，违反八项规定精神。他为群众办理低保时。收受群众礼品礼金，大概3000多元，涉及4户。群众想办低保，他答应了，又迟迟不办好，群众就得送礼、送烟酒。这一户给他送了，他没办成，他又退给该农户了。收了另外一个农户1000元，还有礼品，没办成，还没来得及退。在纪委巡察期间退，已经来不及了。他还收了想入贫困户的农户2000元，巡察期间退——早上6点退的，8点巡察组去调查，群众实话实说：“他收了礼，刚退给我。”
三、违法行为性质轻微，手段不高明
违反刑法，但数额小，不足以判刑。
案例六：LLJ村，村主任违反党的政治纪律。2019年3月巡察组进驻，在巡察动员会上，本来要求全村党员开会，他作为负责人，不请示领导，政治站位不高，擅自让保洁员冒充党员参会，只通知了一半党员。第二天巡察组下去走访时，有群众举报。
案例七：LLJ村，村主任骗取遗属补贴。他爷爷是政府工作人员，爷爷因意外去世后，遗属（奶奶）可以领取补贴。他奶奶1997年去世，但遗属补贴他协助他父母一直领取，2013年时因为镇里加强监管，他找了一个老婆婆冒充他奶奶，拿报纸拍照片去领取。这也是群众举报的。总共骗取3.9万多元，他参与冒领5200多元。
案例八：YZ村村主任，45岁，本来有望当书记。因醉驾被交警判刑3个月。被县纪委开除党籍。
案例九：DYZ村村支书，在自家附近找过往砂车收过路费，就只收过一次，被司机举报。于是被判刑，罚几万元，被县纪委开除党籍。
案例十：李MM，YD镇交警队临聘人员。大车超载，他同意少罚一点，被司机录音举报到县纪委。党内严重警告。
案例十一：TZ村的村支书，是鞋厂老板。他违反八项规定，生孙子、女儿上大学都摆宴席，规格超标，被举报了。党内警告。
案例十二：蔡HT，40岁左右，普通党员。在东部沿海开赌场，被刑事打击，判刑，纪委要开除其党籍。
案例十三：翟TZ，普通党员。在饭店吃饭，结账在价格上产生了分歧，老婆与饭店老板争执，老婆找来他。他参与打架斗殴，致对方I级伤残，判3年，开除党籍。
案例十四：李B，普通党员。非法开采河砂，判3年，被县纪委开除党籍。已判刑，开除党籍。
案例十五：JG村村民，48岁。因为超生（生了3胎），留党察看一年。超生行为是在以前发生的，当时规定超生不能入党，但他提供虚假信息。他是一般党员，原来当过村干部。在家种地，打临工。群众举报。
案例十六：CD村一名普通党员，因地界纠纷，他首先动手打人。后被派出所行政拘留，党内警告。
案例十七：WD村，40岁普通党员。因赌博被人举报，在村里玩，3-5元赌资，行政拘留，党内警告。
案例十八：崔YL，赌博被人举报，虽然玩的是小牌。县纪委办案。党内警告。
案例十九：张HJ，普通党员，性格比较强势，在他们庄上，为人高调，承包一个鱼塘。村里用水时，他不让用过多。就与小组长等人产生矛盾，小组长告他霸占鱼塘。2020年有一天他喝醉酒，晚上经过小组长家，把小组长的新车划了。以前他就划过小组长的车，所以小组长就装了监控，这次就有了证据。小组长报警，派出所将其拘留。党内警告。巡察组将此案移交乡镇纪委办理。后来双方达成谅解，也赔偿了损失。
四、利用村庄政治分裂结构发现问题线索
村支书、村主任双方内斗，村民实名举报的情况不少。堡垒一般从内部先突破。换句话说，纪委权力利用分裂性社会结构内部的动力机制，重构了村民对国家权力、地方权力的关系认知，让村民重新认知权力结构。
纪委的制度运行找到了来自社会结构的推动力，制度就会活起来，运作也会保持低成本。在利益密集的地方，国家力量可以伸张。而在利益稀薄的地方，就需要国家与群众相结合，相互配合。
案例二十：老书记韩HC，当了20年村支书，得罪了一部分人。他下台后弟媳担任书记，不久被免职。村主任那一派实名举报，仇恨比较深，认为对方影响了JG村的发展。县纪委调查。县纪委办案人员说，“村主任举报时，事先把档案都复印好，都放在举报材料里，铁证如山，我们都不用再复印”，“他们举报也不专业：书记举报村主任，竟然盖的是村民委员会的章；村主任举报村支书，却盖的是村党委的章”。最后，支书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村主任也被党内除名，因其入党手续不合格，程序不合规，涉嫌弄虚作假。
案例二十一：一个村委委员，本来想当书记。有一笔高速占地补偿款，从财政所领回来，没有完全发放，他说领回来交给书记了，书记说没有交给他。县纪委认定他违反财经纪律。总共有1万多，他克扣了几千多。最后他退出来了，却仍然喊冤。他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影响期一年半，现在不能当村支书了。
案例二十二：MP村支书，套取办公经费。办公经费的支取需要村两委签字，他自己模仿村干部字迹签名，从镇财政所领钱，套取1万多元。村干部内部举报，县纪委调查。党内严重警告。
五、总结：“国家直接下场”与纪委的权力救济型监督
在税费时代，总体上说是“群众怕干部”。村干部有排场、有脸面、有权威，扒房子、逮猪、揭瓦也是常有的事。在S镇，计划生育严格执行时，还实行过“株连”方式：以超生户为中心扔棒子，扔多远罚多远。老村干部回忆起那时的工作场景，说1990年代当干部，有政府撑腰，干起来“得劲”；而且执行的都是政策性的，群众当时可以不服气，但是都能表示理解，因为“谁去当村干部，都是那样，没办法”。当时仅仅是“政策下场”，村干部可以竞相援引国家政策，解读国家政策，考核明确，也知道为何要这样做。
2000年代初取消收粮之后，群众逐渐不怕干部了。现在的村干部感觉“工作心更累”，因为所有工作都要自己干，雇人雇不起，一周十几样任务，还要顾及多方监控，不能授人以柄——现在是“国家直接下场”。
干群是存在利益矛盾的，而国家与群众利益一致，相互结合。在“国家直接下场”之前，村民的怨气无处发泄，干群矛盾一般很难外溢，因为村庄的政治权力是笼罩性的，农民是失语的。纪委权力导致“国家直接下场”，可以打破村庄内部的权力封闭体系。纪委“权力救济性监督”的级别越高，动员效能就越强。权力救济主体，一定要与乡村利益保持一定距离，只有跨行政层级才能打破村庄内的利益关联。
（冯川，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