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教育话题又成了大家关注的热点。
针对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副校长戴彩丽表示，前段时间“山河大学”的走红，实则折射出全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现状。从国家层面而言，建议高校招生政策适度向人口大省倾斜。
所谓的“山河大学”，其实是网友们的一种“设想”：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四个省份（以下简称“山河四省”）343万考生，每人出资1000元，共同打造一所四省交界的综合性大学，面向四省招生。
这一场来自自媒体的“奇思妙想”，背后是对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分配这一老生常谈话题的新瓶装旧酒。此前教育部也回应称：要不断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布局结构，支持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人口大省，扩大高等教育资源的规模，优化类型结构和区域结构。
·四省教育困境
为什么是这四个省份呢？
因为这四个省份面临着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双重地狱难度——“总量”与“人均”。
单从高校总量上看，山河四省的高等教育资源总量其实在全国不算低。根据2023年6月15日教育部官方发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河南省的高校数量168所，和江苏省并列全国第一，超过广东省的162所，山东省紧随其后有156所，河北省128所。
而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高校数量超过百所的省份有12个。大学数量最少的是西藏，只有7所，然后是青海12所、宁夏21所，海南22所，甘肃50所。其余省市区的高校数量均在50以上。
换言之，从总量上看，“山河四省”相比于西部欠发达地区，并没有“哭穷”的资格。
那么，“山河四省”难在何处呢？
一是，人均的高校数量；二是，一流的高校数量。
合起来就是，人均的一流高校数量，与其人口大省、经济大省的地位并不相匹配。
根据教育部首轮“双一流”名单和当年各省人口数据可以算出，人均双一流高校数量，比例较高的除了陕西之外，都集中在沿江、沿海地区；“山河四省”连成片的惨淡，对比人均数值，甚至还不及西藏。
·“先天发育不足，后天营养不良”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山河四省”当下的高等教育局面呢？
简单概括：先天发育不足，后天营养不良。
更准确地说，中国一流高校资源的竞争，并不是省份之间的竞争，而是城市之间的竞争。“山河四省”不是落后在整体经济水平，而是省内顶流城市不及沿江沿海省份的顶级城市。比如说，并不是河南经济水平、人口数量不及陕西，而是省会郑州的高校水平不及西安的高校水平，尤其是头部高校。
如果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会清晰地发现，“山河四省”的起步就落后了。中国大学格局的形成，只经历了两个重要时期，此后的两次热潮都是在此基础上的补充和完善。
第一个时期是民国时期。
当时各省政府都设立了一批优质的大学，这些大学往往也分布在当时的省会城市。同时在对外开放的沿江沿海地区，教会大学的进入也客观上为中国大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些优质基础。这些教会大学的教育资源在新中国成立后也融入了今天的综合型名牌大学。
相应地，“山河四省”的大学办学水平相比于当时的上海、南京、北平、武汉、广州等地有不小的差距。加上北洋政府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一系列的战乱大都发生在华北平原和中原大地，使得北方的整体社会稳定不及沿江沿海地区。
中国大学建设的第二个时期，是建国初期以1952年院系调整为代表的大学建设。
这一轮大发展的特点是拆分了很多民国时期的综合性大学和教会大学，重组了一批综合性大学。比如办学质量较好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等教会大学均被拆分撤出，学科并入后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校园也被继承。
同时，还建立了一批基于行业的专门型大学。在这一时期也就诞生了中国的“国家队”——国字号大学。民国的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很多学科调整，组建了现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中字号。而且当时“部委办大学”，各个部委都有着自己的“圈中名校”。
后期又伴随着三线建设，大学根据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由沿江沿海开始向三线迁移。这其中，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学西迁到西安是典型代表。后来，六机部在上海重建交通大学就是另一个故事了。这也就能够一部分地解释，陕西省的高等教育资源为何明显优于山河四省——实际上是因为西安作为西北地区中心城市，在民国和建国初期得到了集中的发展。
但在这一轮中字号大学的建设中，“山河四省”除了由北京迁出的华北电力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之外，没有任何斩获。原本有意落户河南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如今凭一己之力将合肥推上了中国科技之城的第二梯队。
事实上，中国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也是省会城市之间的差距。
“山河四省”中，河南、河北的省会恰恰也在中国各省会中资历最浅的省会城市之列。以至于河南大学并不位于省会郑州，河北省唯一的211大学位于仅做过河北省会9年的直辖市天津，而河南、河北原有的国家部委直属的高校，几乎都不在郑州和石家庄，而是焦作、唐山等城市。优质高校如此分散，在接下来的高校合并大潮中自然“无米下炊”。
985/211建设时期，是中国当代高校体系的“成年礼”。在世纪之交，中国大学又迎来一轮大变革：原有的部委直属高校开始大面积收归教育部直属和下放给各省，各大城市的高校开始大规模合并。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浙江大学和吉林大学，它们先后整合了本省在行业内具有影响力的大学，如说浙江农业大学、吉林汽车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地质大学等等。
反观“山河四省”，即便是搞大学的合并，也缺乏足够多而集中的优质大学。“山河四省”的各个大学各自为政，也使得它们在头部大学的竞争中进一步地落于下风。
如果说此前的大学建设都是政策主导，那么在接下来的新型大学探索阶段，又叠加了市场因素。当政策与市场双重因素作用，“山河四省”被落下得越来越远了。
在近15年来，中国大学体系中开始出现了诸多新的探索：以清华、北大、哈工大携手南下深圳为起点，各个名牌大学开始在沿海发达地区设立校区。哈工大（深圳）如今的录取分数已经超过了广东本省的老牌名校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继国科大之后，中国科学院与地方政府共建大学，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是上海科技大学和深圳理工大学。
在这一轮大学的建设中，中外联合办学也从早期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和西交利物浦大学开始发展成为7所，无一例外全部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以南方科技大学和西湖大学为代表的“小而美”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也都选择了大湾区和长三角。来自香港、澳门的大学在大陆设立校区则没有离开过大湾区。
而以上这些机会中，除了胶东半岛，“山河四省”毫无斩获。
毫无疑问，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具有明显的“马太效应”。如果把各省教育资源的比拼视角转换为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对比来看就会明显发现：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资源的聚集程度密切相关。
即便是在过去一段时间，教育资源相对落后的的经济发达城市，如苏州和深圳，在近几年也多管齐下，引进了新型办学经验，使得它们的教育资源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比如苏州，在做大做强苏州大学的同时，积极给西交利物浦大学开建了位于太仓的新校区，也积极引进人民大学建设苏州校区，还发挥其县域经济的优势，建设了昆山杜克大学。深圳则是引进了诸多名牌大学开办深圳校区，引入中外联合办学和香港的知名大学，以及和中科院合建深圳理工大学。这一系列动作，都使得深圳的教育资源取得了长足进步。
相应地，“山河四省”中的青岛市，高等教育资源条件也是比较好的，尤其是近年来积极引入各种高校创新平台，如今已在西海岸集齐了山东3所双一流大学的校区。这背后也与青岛自身的经济实力密不可分。
·“山河大学”设想靠谱吗？
“山河四省”的考生和民众另辟蹊径，自立自强捐款办学，这想法靠谱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高等教育绝不是产业投资，不是光靠砸钱就可以孵化出来的。大学建设的核心是优质的师资发展平台，只有好的平台才能吸引优秀的师资，但这需要财政提供持续的支撑。
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能够给予更好的师资和平台建设的力量，包括更高的薪酬和课题经费等。优秀师资的聚集才能够带来更多更好的课题，无论是参与国家部委的重大课题，还是来自于大型企业的横向项目。好的研究才能出好的成果，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获得科技进步奖励。进而取得学科的发展，提高学校的科研和人才培养的水平。而现在对于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地优质的产业配套支持和创业体系支撑也越来越被重视。
要解决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的问题，归根到底，是要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那么，这是不是代表我们现在就无计可施了？
“山河四省”乃至于中西部教育欠发达地区，缩小差距既不能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依靠地方投资推动办学的路子，也不能完全依靠自身积累缓慢发展，要坚持自身特色发展和国家政策支持的“双向奔赴”。
东部沿海沿江地区与中西部教育欠发达地区的高校，要加强合作，实现“共赢发展”。其中，一定要摒弃“相互竞争”，减少“互挖人才”，积极搭建高校间人才合作的平台；共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要通过联合申请重大科技项目，集聚优势，共同助力国家战略实施等，最终实现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
同时，不要一窝蜂地学习东部高校搞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反而要更加坚持自身的学科布局和特色，寻找自身发展独到之处。
当然，这些措施与方向也早已被教育专家和大学校长们广泛讨论了。至于最终的效果如何，得交由时间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