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前些日子已经听闻了风声，期许他能够战胜病魔，但理智也清醒留给他的日子不会很多了。最终的消息传来时，我刚午睡醒来人还有点懵懂，家人甚至看出我的神情有些呆滞，我独自钻进书房，一种巨大的悲伤由衷而起，泪水奔涌而出竟致失声恸伤。这么多年过去了，宗老板的过世还会如此令我触动，可见那种深刻的记忆已经成了生命中不可磨灭的烙印，我想这很大意义上是受到他人格魅力的感召，以及那么贴近追随他的体会和钦敬。毕竟我曾经担任过他的首任总经理助理，在那个没有设副总的公司里，按照他的说法这比部长职务要高半级。
算来追随宗庆后还是30 多年前的1992年。那时我在大学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还兼任杭州大学的部门工会主席，是学校教代会常委。那年初邓公发表了南巡讲话，整个中国都沸腾了，我沉浸在古典情怀中的心灵也不甘于寂寞。不过当时娃哈哈虽然名声很大，但最初并不在下海的考虑之列，因为大学里的人面子上还是喜欢高大上，偏向于什么科技文化之类名头的公司。那年促成我最终下海的契机是，学校一栋新楼落成好像分房轮不到我，而娃哈哈老板宗庆后答应给我一套房子。记得那个夏天的晚上，我第一次来到清泰街160号，等了许久宗总才有空召见我。那时候清泰街那个围合式的楼房还只有三层，宗总的办公室在三楼的最西边，是一个套间，外间是总经办的主任和秘书4个人，他坐在里间。我进来的时候他客气的叫我坐在长条沙发上，递烟给我，我说不抽烟。然后他就开始边抽烟边跟我聊天。他介绍企业的发展势头，说到现在是淡季每个月还有700多万利润。我长期在书斋，那时候大学讲师的月工资是103元，所以想象不出700多万是个什么样子，形象联想到杭州大学西一的旅游楼，好像是国家旅游局给了800万元建设的。那时候心里并没有怯生生的意思，想到前不久读过的某一本翻译的管理书，谈到企业管理主要是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战略，第二个层级是协调，第三个层级是执行。他便说，自己现在最缺的就是中间这层。那天谈的很久，他见我没提任何条件，便问我在学校工资多少。我告诉了他工资数，他回说你来了收入可能还要多一些。其实那个时候还年轻，并不怎么在意收入，更多的还是期待融入潮流的理想人生。后来他又说到住房，这是我的痛点，我住在杭大新村的一居室中，孩子才上幼儿园几乎没有个人的读书空间。然后他问道，你们学校里最大的住房多大？我说是大套。那年头还不流行讲平方，大套是三室一厅，中套是两室一厅，年长一辈的教授才有三室一厅，所以我的期望值也就是两室一厅。然后他就跟我说，你来了给你一个三室一厅。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我们讲古典的人一贯所说。但那一刻他抛出的房子，对我的冲击还是很大的。然后他便说你明天就来上班吧，于是第二天我就来了。来了也没有具体分配什么工作，坐在二楼公关广告部的办公室里，里面最大的那张桌子是前任市场部长的留下的，总经办秘书带我下来说让坐那到张桌子上，我并不知道此前办公室没人敢坐那张桌子，那天之后我开始用体制里很生疏的称呼叫他老板。
记得有一天，人事部长来找我，说老板让我协助处理人员招聘的事情，其时应聘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然而能够录用的实在是屈指可数，所以怎么处理应聘信件也很重要。人事部长说老板意思让我写一封信，我坐在图书室不一会龙飞凤舞起草了封回信，大意是感谢应聘，因人数太多公司第一批无法全部录用，但已经录入人才信息库云云。人事部长拿上去给老板看，不一会便下来跟我说老板很满意交给打印了。那刻我突然意识到，这封信也是对我的考试，我给老板自荐时号称自己“长于口头和书面表达，书面表达尤胜于口头表达。”这封信显然也是一种公关文书，老板从中考察你处理问题的思考方式和文字表达的能力。
从那之后我的工作就是在老板和公关广告部之间穿插，既做一些广告文案策划工作，又给宗老板写些相关文稿。有次他说自己要和港台商家谈事，叫我晚上一起来他办公室，我静静坐在一边看外商对他恭恭敬敬的。具体忘记谈的是什么了，只知道老板是有意识给我锻炼机会。大概那年12月的时候，我主动写了篇文章《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题目似乎是模仿毛的某篇文章，毛选读的烂熟的宗总自然知道这个技巧。我跟他说里面的内容，都是根据你的思路梳理的，他看过后对文章很是满意，大笔一挥批了几个字“完全同意”。我不知道他跟总经办讲过什么，只记得东东拿了文章下来给我，充满赞赏的眼神似乎是刚从老板那里传递过来的。正好政治部的丁培玲坚持创办了份《娃哈哈集团报》，那篇文章便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成为第一期的重头文章。好像从那天开始，我便成了宗庆后的娃哈哈的第一写手，不久之后被任命为总经理助理应该跟这个有关吧。多年后当年曾经的部下陈新华还跟我讲起这篇文章，似乎后面也有人打算沿袭这个风格，但终于没有了当年的气势。
书生的单纯往往有时不谙世事，老板赞赏自己也难免会有些洋洋得意。那时侧闻有说道，老板欣赏不会超过几个月还不是很在意，不想过了段时间果然应验了。不仅策划的广告文案无法通过老板法眼，而且写的文章也很难令老板满意。某次文章写了好几遍都被打回，后来他干脆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一张纸，上面是他写的文章格式，第一段如何如何……第二段如何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的一只航船……然后第三段如何如何。显然章法深受毛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影响，我按照他的说法写勉强通过，但还是不甚满意，看来有些东西要内化尚需时日。我年轻的时候写新诗，起初写广告文案喜欢用诗化语言，开始还有点新鲜，时间长了老板又不满意了。难怪他说我是学古典文学出身的，没有学心理学的孙海理解消费者心理。某次文案策划多次打回无法通过，后来孙海跟我说，开会时看老板在香烟盒上写了几行字，什么你喝的放心我卖的满意之类的，说这是他策划的广告。于是大家便按照这个思路，主打娃哈哈产品的竞争优势，给孩子喝的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过从此后我的文案风格发生变化，变成了“妈妈我要喝”般的直接诉求，以致于后来我在大学讲授广告课，我的学生们对我的这套策划模式也有些嬉笑。我便跟同学们解释，这属于广告史上罗斯.瑞夫斯的USP模式，那时候模仿这种手法的企业很多，山东的三株口服液、沈阳的延生护宝，还有史玉柱脑白金的前身脑黄金等等。直截了当是宗老板的个性，企业家的个性影响其营销风格，这也形成了早期娃哈哈广告的特征，真实直接诉求甚至有些粗糙。当然，他是一个很注重细节的人，那年跟台商合作生产了个药品“平安感冒液”，最初广告策划时，我提出个口号：“一次一瓶，一喝就灵！”为此还亲身试验过，但他仍旧强调要避免广告误导，于是我们在这句口号前面，加了四个字“感冒初起”。
跟随在宗庆后的身边，不自觉的就会受到他人格的感染。大家都知道那时候他骂人很凶，我曾看他把年轻的女部长给训得眼泪直流，某次被兼并的国营厂长七尺男儿也被他骂的嚎啕大哭。但老板骂归骂，做事并非蛮不讲理，只要你讲的有道理，他马上就会认同你。有年我带了几个人去苏锡常搞12生肖果奶促销，重点主要放在苏州市场，到那边了解到某乐正在暗中较劲，于是和经销商谈好铺货促销事宜。那时候我已经有点学乖了，每天夜里都会电话打到老板那边汇报进展，反正他晚上11点之前都在办公室，每一次他听完汇报都严词告诫我说：“我认为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进展太慢。”其实那时候我们做市场的速度是很快的，不说铺货什么的，广告本身也不像现在可以用电脑做，都是美工随身带了裁纸刀和尺子，再带上企业的卡通logo，由我写好文案找家打字店打好，植字配图黏贴剪裁，然后再复印一下交给报社，电视台和其他媒体也要准备，除了广告还有其他的公关，基本上都是手工作业。那次没想到在苏州前后半个月，后来钱不够用叫办公室的小姑娘陈学文送钱来，等她拎了一袋钱来，看见了突生后怕，一个漂亮小姑娘带这么多现金火车上万一出了危险怎么办，她却笑嘻嘻说自己就这么随便拿着也没人注意。那次促销回来后，我去找老板签字报销，他见我上来了板着脸说，花了这么多钱没看到效果。我早就准备好了措辞，如数家珍告诉他，广告投放如何，媒体报道多少，市场上铺货如何，经销商库存怎样。关键的还补充了一句，销售主管同时带回货款多少，第二笔货款现正在回款途中。老板闻言笑了起来，总算是表扬道：这次效果很不错。我马上打哈哈道：“都是老板指挥的英明。”闻听这句话，他又正色批评我：“你怎么学的跟他们一样？”这个他们指的是公司那些销售人员，显然老板认为我是个文人，还是应该保持文人的那份本色。后来在我提出离职调回大学时，他又一次跟我讲到这个问题。
我的第一本广告书是1998年在教书和经营广告公司的同时，用了3 个月时间完成的（后记写是5个月）。写完后记里只提到一个人便是宗老板：“我很感激我过去的老板、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宗庆后。正是在追随他的那段时间里，使我完成了向具有市场战略思维的过渡。从本书有关娃哈哈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我对那个自己曾无私付出过的企业的一往情深。”那本早期的广告书比较畅销，也为我赢得了一些虚名。后来在我研究整合营销传播的立身著作的后记中，又一次写到自己：“30余岁慷慨下海弄潮，追随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他纵横商场大气磅礴，充满领袖风范，堪称实战导师，言传身教令我在书生意气中平添许多市场思维。”记得有一年，应该是公司厂庆前后的晚上，我和当年的伙伴一起喝了点酒，突然很想去看看老板。夜色已深到了秋涛路的办公室，外面秘书小俞跟我说里面在接待某银行行长，都是来拉存贷款的。等行长走了我进去，老板看着我打了声招呼，我坐下来后他问我：有什么要我帮忙吗？我闻言回说：老板我就是想来看看你。那一刻分明看见他的眼眶有点湿，他是一个重情的人，他也知道我是那种很纯粹的书生，深情但不会说很多面子上的话。那天晚上他在办公，我就坐在他旁边有句没句的搭着话。我说老板你是我的老师，他说你是大学教授，我怎么敢当你的老师。然后我给他看我的书，上面写了他是我的老师之类的话，直到晚上十一点我们一起离开办公室。电梯里我说老板我给你拎包吧，现在没有机会给你拎包了。出了门他跟司机说，叫先送我回家。我回说自己开了车，于是就此别过。人的感激之情，并不完全是基于什么利益，更多时候是一种情感认同。记得我刚离开公司的那年，因为公司某销售员事情牵连，上城区检察院要我去说明。起初我坚持不去，后来检察人员说那他来学校找我，这么一说我倒不能推脱了。去检察院路上，拐到公司里跟老板并排坐在沙发上说知此事，他边批文件边平静的问我：你有没有事？有什么事跟我说出来，我给你兜着。我跟老板说，没有。他显然相信我，这也是我从容到检察院走了一趟的底气。
儿子上小学时候，有一次写作文题目是《我最敬佩的人》。他问我最敬佩的人是谁？我脱口回答：宗庆后。曾经有很多人不理解当时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开娃哈哈，其实人的选择有时候是多种动机驱使的偶然。那年从上海做市场结束后，杭州大学商调我回学校的函已经来了多天，我把这事往后捱了一个月，这期间曾经犹豫过要放弃。宗老板显然是不想我走，他在这方面并不是一个巧言善说之人，这些年公司离开多少中层也曾未这样挽留。有天开完营销会议，他叫拿了盒饭和我一起坐在会议室里，跟我谈了一会话。现在只记得他跟我说，刚来时不懂营销，现在懂了又要走了。又说：你是个老实人，品行正肯吃苦，就是太清高，有时候劳心不够。果然是杰出的企业家，他看的很准，清高这是读书人的骨气所在，也是读书人的死穴啊。那一刻我心里有些动摇，但更有那么些迂腐，想到自己要求调走的事情，公司都传开了，说出的话覆水难收再收回去那多没面子？要那样老板也会看不起我呢。还想到自己亲口答应了沈校长，回学校去办好广告专业，若是出尔反尔今后做人如何立身？我们楼下办公室有个小楼梯，可以直接上到楼上办公室，做了决定之后我去跟老板说，离开老板办公室在楼梯拐角处，我站在那里泪水止不住流下来。虽然追随宗庆后的日子并不算长，但是要离开他的时候依旧泪眼朦胧。
回顾人生，宗庆后应该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他不仅给我提供过实践舞台，而且耳提面命的教导过我，他的很多思想也直接影响了我的专业研究，乃至于处世哲学。宗老板早年坎坷没有机会在学校深造，后来只是在市委党校成人教育拿了大专学历，但他好学深思对市场对人生有深刻的感悟。他曾经用很朴素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解释自己的经营哲学。那时候娃哈哈产品的定价，总是比同类要低一些，用他的话说就是价格与价值相统一。后发先至以快打慢也是他的一个市场招数，娃哈哈第一个产品儿童营养液大获成功之后，接续的产品大多以追随为主，但追随者随后都变成了领导品牌。我离开企业后，某年在广州帮一家药业策划，闻说老板国外回来住在白云宾馆便去看他，那天广东销售主管说竞争对手在降价，我们是不是也同步降价？宗老板问对方降价多少，听到回答然后说我们降价比它多两分。这也是后发先至以快打慢的策略应用。他还跟我说起过哀兵必胜策略，这倒是联想到最后一次见他的那次。
那是2007年6月9日，娃哈哈与达能股权争夺大战正酣。那天晚上宗庆后召唤我们几个当年的老人去公司开会，我是写文章的，王小军是打官司的。那天晚上看见宗老板依然那样意气风发，一点也没62岁的样子，谈笑间仍旧是一副指挥若定的神态，倒真是应了那句话：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那晚开会直到深夜12点半，老板如同当年，夜色越深，情绪越高。他介绍了与达能打仗的事情，并说明天开始从口舌之战转入法律之战。我因为此前写过几篇关于达娃之争的文章，但那天晚上之后就没有再写过，一方面是因为娃哈哈决定回到法律路径上，按照达能的套路奉陪到底，法律的事情轮不到我一个书生说三道四；另一个也看到国务院某领导办公室要求浙江省汇报此事的文传电报，既然已经上升到如此高层面了，我等草民也无需多加置词。那天离开前我跟他说，以后给他写一本自述传，虽然给他写书的人很多，但只有近距离相处过，才可能真切的认识他。他欣然允诺，可惜我后来没有跟上，倒是想到有一年出差和他同住一个房间的情景。那次我到央视办事住在梅地亚，过了两天宗头带了几个部长来，住在首都宾馆，打电话说叫我到这边来住。因为其他几个部长都各自住好了，我只好和他同住一个房间。现在说起来，谁也不相信这么大一个老板，那年企业排名中国500强第187位，在国内也是最有钱的公司之一，出差在外还和下属挤一个房间。这还不算，过了两天已经离开娃哈哈的孙建荣来了，孙是娃哈哈早期的市场部长，市场拼杀出来很有实战经验的家伙，他来北京也是为了娃哈哈的事情，起先也住在梅地亚。宗说他是为我们办事的，还是不要自己破费，便叫我打电话让孙过来住。原以为孙来了我俩可以住在一起，没想到孙过来后反而是3个人一个房间。晚上睡觉宗老板独自一张床，我和孙建荣抬一张床垫下来，一个睡床上一个睡床下。直到几天后分手，我和宗老板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不过接待单位仍旧安排的是两人一间，入住钓鱼台的第二天早晨，宗老板醒来时已经8点半了，我从食堂里给他打来的早餐放在那边已经全冷。多年来他都是清早7点多就上班，从没有这么迟醒来，所以醒来后直说太迟啦。可能是钓鱼台国宾馆环境太好，窗外鸟声啁啾，商场征战那有这么好的休息机会啊。
现在他真的永远休息了，才79岁在当今时代离世应该是太早了些。我一直认为他是太操劳太辛苦，劳累过度影响了寿命。想到那年某位朋友约我去吃饭，说是请了沪上一位算命的高人，到了那边我电话总经办向东东要了老板的生辰八字。术师算过之后说了几句话，只记得讲未来不失一富翁。我听了有点失望，以我对宗老板的那种崇敬，富翁算得了什么啊。后来到公司何东洁问我算出了个什么，老板在旁边微笑着似在等我回答，我显然耻于给他安上个富翁的帽子，便搪塞说挺好的挺好的。现在他走了，我说出这个算命结果，但总觉得有些不对味。宗庆后是富翁吗？他有千亿身家曾三次登顶中国首富，当然是富翁。但是他勤劳节俭，出差挤在一起住，连我都给他买过烧饼油条当早餐，这那有点富翁的派头。换一个角度说，宗庆后确实是一位富翁，他创造了企业价值但却超越了简单经济量度的富翁。记得1993年的某个夜晚，曾问过他的目标，他说要做中国食品行业的龙头老大。那时候还似信非信，但这个目标很快就实现了，并且一直保持到现在。奋发勤恳，充满报国情怀，通过实现企业价值实现社会理想，这便是他的追求。他获得五一劳动奖章的那年，整理申报材料时人在美国，材料写好我传真给他，他说让拿到市委给当时的沈者寿秘书长看看。我记得很清楚沈秘书长修改我写的材料，最重要的是增加了一条：永远追求，永不停止。说的多好啊，就像是精卫填海，就像是永无休止的希绪弗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候，依然燃烧，直到化为灰烬，也以崇高的企业家精神，永远飘扬着奋斗的旗帜。
卫军英
文学博士、传播学教授，浙江大学文化产业学博士生导师，浙江省传播学会荣誉理事长。曾任娃哈哈集团首任总经理助理，负责市场营销和广告策划。
写于2024年2月25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