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到一位道士朋友给予的神秘图画后，宋朝文艺大咖周敦颐喜出望外，经过一番改造设计，他拿出了一幅后来被称为“太极图”的神秘图案。
在为此写作的《太极图说》中，周敦颐写道：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生于公元1017年的周敦颐，恰逢中国道教的高光时刻，他出生前九年（1008年），宋真宗命人伪造“天书”进献“祥瑞”，开启了此后长达15年之久的“天书政治”（1008-1022年），恰逢出生在这种时代氛围，道士们横行帝国，在君王的热宠下“争奏祥瑞，竞献赞颂”，这使得周敦颐受到了深刻的感染，所以，研读《易经》是他终生不渝的爱好：
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
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
作为中国国内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自从东汉末年兴起后，发展一度落后于佛教，但进入唐朝后，由于李唐皇室尊奉太上老君老子李聃为远祖，在皇权的自我神化和有意扶持下，道家的地位扶摇直上，成为君王的座上嘉宾。
经历五代十国的动荡后，北宋建立后始终无法攻取幽云十六州，相反到了宋真宗期间，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大军甚至频繁南下，1005年，在兵临城下的辽军威逼下，北宋与辽国达成了澶渊之盟，无意中开启了宋辽两国此后长达百年的和平局面。
但宋真宗总觉得屈辱，于是，在自我麻醉和沉醉中，他开始命人伪造各种谶纬和祥瑞，试图营造太平盛世的氛围。而作为帝国的笔杆子，本来就对老庄哲学抱有好感的儒生们纷起研究，于是，在宋真宗时代出生、在宋仁宗时代成长的周敦颐，无意中闯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没有意识到他作为儒家的代表，即将与道家产生出怎样剧烈的碰撞，而那幅经周敦颐之手改造设计、看似简单、却奥妙无穷的太极图，即将深刻地影响此后1000年的中国和东亚文化圈。
对于好友周敦颐贯通儒道两家的研究，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王安石在开封城中，与周敦颐进行了一番探讨，但比周敦颐小4岁的王安石，显然更倾向于佛家禅宗的妙理。
就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当时尽管支持变法的宋神宗仍然在位，但由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新政已然风雨飘摇，不得不离职去位的王安石，开始了与禅宗的日益亲近。
有一次，在与禅师慧泉谈话时，王安石问起“拈花一笑”的原始典故由来，慧泉禅师也不知出处，这时王安石回忆说，我当初在翰林院时，曾经偶然见到一本珍藏在皇宫的《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里面记载了“拈花一笑”的详细故事，莫非这就是原始出处？
拈花一笑，说的是有一次佛祖释迦牟尼在灵鹫山上说法，大梵天王率众人将一朵金婆罗花献给了佛祖，佛祖拈花示众，众佛全都默然不解含义，此时，只有摩诃迦叶尊者破颜微然一笑。
于是释迦牟尼当众宣布说，我有一部超脱生死轮回的奥妙心法，能够摆脱一切虚假表相修成正果，其中妙处难以言说，我将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于教外别传一宗，授予摩诃迦叶。
然后，释迦牟尼将自己平常所用的衣钵传给了摩诃迦叶，这就是“拈花一笑”之后，“衣钵真传”的典故由来。
那时，在政治失意之后，王安石退隐山林，“筑草堂于半山，引八功德水，作小港”，时时以问禅论道安抚内心，在《渔家傲·隔岸桃花红未半》中他哀叹说：“惆怅武陵人不管，清梦断”。
在无限失意中，禅宗给了他极大的心灵慰藉，王安石同时代的前辈张方平（1007-1091年）对此总结说，他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
释氏，指的是由佛祖释迦牟尼开创的佛教，再细化来说，是由唐代的禅宗六祖慧能将佛教中国化后，所演绎出来的禅宗。
眼见变法大业陨落，王安石后来在《南公子》中写道：
嗟见世间人，但有纤毫即是尘。不住旧时无相貌，沉沦。只是从来认识神。
作么有疏亲，我自降魔转法轮。不是摄心除妄想，求真。幻化空身即法身。
从来倡导积极入世的儒家和知识分子们，以王安石为代表，面对北宋孱弱的国势和改革受挫的困顿，开始了与禅宗日益深入的交流。
对此，现当代美学家、哲学家宗白华先生曾经说：
“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
尽管儒家倡导积极主动，但现实却总有困顿，这就使得关注自我、关注心性的禅宗极大地触动了儒家知识分子的心灵，对于儒家来说，孔子所倡导的关注当下和现实，存在着几个系统性的缺陷：
首先是对于死亡的关注，孔子倡导“未知生，焉知死”，主动积极入世，但这却使得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从一开始就缺乏对于死亡，和生与死的系统性思考，这就使得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中，构筑了宏观生死体系的佛教开始进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视野。
而佛教从初唐开始的中国化，以及随后禅宗的诞生，使得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开始向佛教寻求哲学系统的知识补充，于是，儒释道从中唐时期开始，即将开始暗流涌动的碰撞与融合，而这种儒释道融合的真正实现，将在宋代有赖于一众思想大咖的不断探讨碰撞，才得以磨合前行。
作为王安石的政治死对头，司马光早在年轻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当时禅宗在士大夫群体中的流行，在《戏呈尧夫》中，他如此描绘同时代人对于佛法禅宗的热衷：
近来朝野客，无座不谈禅。
顾我何为者，逢人独懵然。
羡君诗即好，说佛众谁先。
只恐前身是，东都白乐天。
对于当时朝野上下对于禅宗的热衷和痴迷，经常听得一头雾水的司马光很是懵圈，于是，懵懂中他认为，最早开始将禅宗融入诗文的，恐怕是唐代的白居易（白乐天）。曾经写下“闲心对定水，清净两无尘”的白居易，晚年信奉佛教，写下了诸多禅诗。
而从安史之乱以后，以道教治身、佛教治心，是唐宋两代知识分子们越来越流行的趋向，对于他们来说，禅宗对于内心、自我和心性的关照，触及到了儒家未曾观照的深刻领域，于是，治世的儒学日益冷落，而治心的佛学却日益崛起。
对此，苏东坡颇有感悟。
由于反对王安石新政变法中出现的弊端，被作为变法党人政敌的苏轼，在本应仕途大好的年纪却屡遭贬谪，最远甚至被贬黜到了海南儋州，而在43岁那年（1079年）的乌台诗案中，苏轼更是被逮捕下狱达103天，险遭杀身之祸，幸亏当时已经退休的王安石上书求救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这才免于一死。
在生命垂危的边缘，这位不世出的才子开始与佛道产生心灵的碰撞，他后来给自己取号铁冠道人，又用佛家术语自称为东坡居士。
在乌台诗案幸免于难后，苏轼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党争的无情、政治的残酷，使得他在《临江仙》中自我慨叹：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在给自己取号东坡居士，开始研究佛学后，他在《定风波》中阐述内心的宁静：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后来，苏东坡途经江宁（南京），拜访了退居归隐在此的王安石，尽管对于变法政见不一，但两个人却相见尽欢，在后来送别苏轼后，王安石曾经失落地说：
“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苏轼这种豁达的生命观，除了生性自然，还与他交游禅师有相当渊源。就在乌台诗案后被贬黜江南时，苏轼就曾经说：“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意思是说，当时吴越地区的名僧，十居其九与他关系融洽，在禅门僧人前，他又恢复成了那位生性乐天的东坡居士。
有一次，他写了一首礼赞佛陀的诗送给禅师佛印：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诗中的“八风”，指的是：利，衰，毁，誉，称，讥，苦，乐。
写完东坡感觉甚好，于是让书僮将诗送给佛印赏析，没想到佛印却在诗歌上批了两个字“放屁”，让书僮带了回来。
东坡大怒，想着好你个和尚，竟然说我写的诗是“放屁”，于是他坐船渡河，来到山寺中找佛印禅师理论，没想到到了佛印的僧室外面，却只见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
意思是说，既然“八风吹不动”，无视“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又为何会被一句“放屁”气得渡江而来呢？
这正是禅的魅力，在儒家治世的现实主义之外，关注心性的禅宗，有时直抵内心，拨动了大宋帝国无数苦读诗书经典的士子之心，以致天才如苏轼，也将拜倒在佛门之下。
后来，在临死之前，看透一生风雨起伏的苏轼在总结中，将他被贬黜居住过的黄州（今湖北黄冈）、惠州（今广东惠州）和儋州（今海南儋州），作为对他后半生心路历程的总结：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自嘲总结说：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在被贬黜二十多年后，一直到1100年宋徽宗赵佶即位，苏轼才被大赦允许返回朝中。
从海南北归开封途中，耗尽了一生心力的苏轼，最终病逝于中途的常州，享年65岁。
此时，琴棋书画无所不能，艺术才华横溢，“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宋徽宗，也跟他的先祖宋真宗一样，喜欢装神弄鬼、迷恋道教，为了衬托自己的不凡，他甚至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私底下，他很喜欢穿着道袍，与臣子们一起舞文弄墨、品茶弹琴。
对于宋徽宗来说，北宋作为文治帝国，权力的运行逻辑是皇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就使得皇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儒家士大夫的制约，为了获取更高的权威以震慑儒林和知识分子、抗衡官僚集团，因此宋徽宗从内心深处，或许也试图通过对道教的扶持，和对自诩为“教主道君皇帝”的自我加持，来形成面对儒家和士大夫群体的更高权威，从而为自己统治北宋帝国塑造神化的光圈。
为了扶持道教，宋徽宗甚至在即位的第八年（1107年）宣布打压佛教，下诏宣布道士女冠位在僧尼之上；到了大观四年（1110年），宋徽宗又下诏严禁士庶拜僧，后面还要求将佛教中诋毁道教和儒家的书籍全部焚毁；到了宣和元年（1119年），宋徽宗甚至命令将佛教纳入道教，并将佛陀贬称为大觉金仙。
在朝野上下的非议下，到了宣和二年（1120），宋徽宗无奈宣布恢复各个寺院，由此可见尽管有最高权力的加持和打压，但佛教此时已在朝野内外根基深厚，中国历史在经历此前三武一宗灭佛（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主持的灭佛运动）之后，佛教此时的地位已难以撼动。
因为此时的佛教，已经成了普通百姓和儒家士大夫的共同信仰，其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思想层面，对于中国社会的渗透力度都远超从前。
只是宋徽宗仍然痴迷道教，就在1126年金兵攻破开封城前，宋徽宗甚至异想天开地想让道教第30代天师张继先从江西龙虎山来东京城（开封）帮他抵御金兵，张继先自然不会腾云驾雾，眼见左盼右盼不来，金兵攻势却越发凶猛，宋徽宗又想出歪招，让道士郭京施法，试图以“六甲神法”破敌，最终骗子郭京仓皇逃遁，开封城破，到了1127年，金兵将俘虏的宋徽宗、宋钦宗以及皇室宗亲、王公大臣、技艺工匠、百姓男女等共10万余人押解北上，北宋灭亡，是为“靖康之变”。
后来，在被金兵掳掠北上途中，宋徽宗曾经在《眼儿媚》中回忆旧日的帝王生活和东京城（开封）的往昔繁华：
玉京曾忆旧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尽管在民间和士大夫群体中越发深入流行，但北宋皇权和李唐王朝一样，对于佛教的冷落，也使得佛教僧众必须为自己在现世的生存做出妥协。
佛教东传进入中国时，僧人主张“沙门不敬王者”，试图抗衡皇权，但在李唐王朝的打压下，佛教僧众开始认识现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法琳和尚起初在李世民面前骄傲自信，后来被李世民打入死牢后，立刻低头认错改称李世民为观世音菩萨。
到了宋徽宗初期，佛教僧众的身段也不断放低，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佛教的《禅苑清规》就提出了“皇帝万岁，臣统千秋，天下太平”的口号，而在寺院住持的上香祝辞中，首先是要遥祝皇帝“圣寿无穷”，然后是祈愿地方官员“常居禄位”，最后才是感谢佛祖“法乳之恩”。
而经历晚唐唐武宗灭佛，和五代十国后周世宗灭佛的相继打击，佛教僧众也开始了自我革新，一方面是在经济上主张僧众也要耕作劳力，以为国家减轻负担；二是在意识层面开始向皇权靠拢、寻求政治庇护；三是与儒家士大夫积极接触，从而加速了儒释两家的融合。
如果说宋代佛教的这种表现，是基于政治的高压和现实压迫的话，在主动层面，面对两宋之际帝国危亡的境遇，当时的禅宗领袖宗杲，则主动提出了基于爱国主义的“忠义心”，认为只有秉持“忠义心”，僧众才能成佛拥有“菩提心”。
宗杲说：“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运往矣。”
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底（1142年初），抗金名将岳飞遇害于杭州，当时，作为宋高宗和秦桧联手炮制的冤案，南宋上下除了韩世忠外，无人敢多言一句，就在此时，作为当时杭州径山寺主持的宗杲禅师挺身而出，不顾性命安危，激烈上书为岳飞鸣冤。
最终，宗杲被以“非议朝政”的罪名剥夺僧籍，并充军湖南衡阳。
宗杲被判决发配充军的消息传出后，当他被监押出发之时，杭州城内外，竟然涌来了一万多人为他送行，许多弟子甚至心甘情愿陪护他，从杭州步行到了衡阳充军。
宗杲被发配到衡阳整整十年，秦桧后来觉得还不解气，又将宗杲发配到了更加偏远的广东梅州充军，没想到弟子们又收拾行李，陪护着宗杲步行到了广东梅州。
在梅州充军整整四年后，1155年，秦桧病逝，宗杲最终才被赦免允许北返，一直到三年后的1158年，宗杲终于重返杭州径山寺，弟子们听到消息后，纷纷从四面八方涌来护持道场，场面非常感人，后来继位的宋孝宗听说后，特地赐予宗杲“大慧”的法号，宗杲因此也被称为大慧宗杲禅师。
回到杭州八年后（1163年），宗杲去世。抗金名将张浚特为其撰文写道：“师（宗杲）虽为方外士，而义笃君亲。每及时事，爱君忧时，见之词气。”
至此，禅宗僧众也以身体力行和不屈不挠的意志，赢得了天下的敬重，在当时人看来，佛教的僧众们有的已不再仅仅是出家人，而是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思想者和践行者。在家国面前，儒释至此已浑然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激荡出时代的铿锵之声。
历经从中唐到北宋的激荡交融，南宋建立后，禅宗也开始了与儒家的深刻交融。
作为“陆王心学”的开创者，一生都在讲学中度过的陆九渊，提出了“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心学理念，对此，作为陆九渊的辩论对手，宋明理学的另外一位大师朱熹曾经评论说，陆九渊的理论“本是禅学，欲以吾儒说话遮掩。”
朱熹和陆九渊在学术上各有观点，概括来说，陆九渊主张主观唯心主义，朱熹则主张客观唯心主义，为了弥合这种裂痕，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于是由陆九渊的科举恩师吕祖谦出面，约会朱熹和陆九渊双方在信州（今江西上饶市铅山县鹅湖镇）鹅湖寺进行辩论，在这场光耀千古的理学辩论中，理学大师朱熹、陆九渊、陆九龄等人在鹅湖寺进行了长达十日的辩论，尽管双方谁也没能说服谁，但却使朱、陆等人加深了相互理解。
鹅湖之会后，朱熹出任南康军知州，在任内朱熹修复了治内的白鹿洞书院，并坚持邀请陆九渊到此讲学，当听到陆九渊讲述《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时，朱熹非常感动，他说：“我应当和学生们一同恪守，不忘陆先生的训诫（熹当与诸生共守, 以无忘陆先生之训）。”
后来，朱熹还请陆九渊把他在白鹿洞书院的讲词写了下来，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讲义》，朱熹还为讲义亲自作跋。
作为两位都将禅宗融合到自己思想当中的理学大师，朱熹与陆九渊尽管终其一生都无法说服彼此，但却真正做到了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这也使得朱、陆二人的友谊，被称为中国儒释道融合史上的一段千古佳话。
对于两宋的儒家士大夫来说，儒家从东汉末年以来，经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衰落数百年，尽管有中唐的韩愈试图振兴儒家，但是儒家真正的复兴，却是在两宋时期。
也是在两宋时期，未能建立生死体系、回答宇宙本源等核心问题的儒家，最终在吸收融合佛道义理的基础上，获得了如何观照自我等更加广阔的生命内涵。
鹅湖之会，正是儒家如何在南宋奋起，主动融合学习的真实写照。
离开南宋，在整个宋辽金元思想史中并不突出的道教，则在靖康之变后北方的乱世中，迎来了全新的探索。
就在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前16年（1159年），出生于北宋末年、成长于金国时期的王重阳决定离家出走，为了悟道，他甚至自己修建墓穴，自称“活死人墓”，并在墓穴中居住两年进行参悟，随后，王重阳从陕西前往山东传道，并先后收下了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七大弟子，这也就是后来武侠小说传说中的“王真人”和“全真七子”。
当时，王重阳在开创道教全真道的过程中，主张儒、释、道三教平等，提出“三教从来一祖风”的和谐学说，在教义上，全真道内以修习道家的《道德经》为主，另兼修习儒家的《孝经》和佛家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可以说是典型的三教合一。
尽管王重阳在创立全真道仅仅11年后（1170年）就去世，但在乱世之中创立的全真道，却在儒释道融合中，爆发出了超强的生命力。
王重阳去世50年后，金宣宗兴定四年（1220年），王重阳座下弟子、长春子丘处机有鉴于蒙古人四处杀戮，于是毅然率领门人尹志平等18名弟子从山东昊天观出发，西行前往寻找成吉思汗，试图说服成吉思汗“去暴止杀”。
丘处机出发西行时年已73岁，这位当时年过古稀的老人，最终历时三年，行程三万五千里，最终在金宣宗兴定六年（1222年），来到位处今天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脉八鲁湾行宫，见到了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刚一见到当时年已75岁的丘处机，就直接问说，真人远道而来，是不是有长生药要给我？
没想到丘处机的回答却是：“有卫生之道，无长生之药。”
随后几个月里，丘处机先后与成吉思汗进行了12次谈话，丘处机在谈话中力劝成吉思汗停止杀戮，“拳拳以止杀为劝”，并劝诫成吉思汗要清心寡欲，积善修福，这样才能延年益寿。
或许是心有感悟，一生征战杀伐不停的成吉思汗，对于丘处机蕴含儒释道三家义理的说教，竟然并不排斥。对于这次在兴都库什山下的雪山论道，后来，作为参与会谈的当事人，成吉思汗的智囊耶律楚材，将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对话写成了《玄风庆会录》，而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则写下了《长春真人西游记》，来记载丘处机的这次西行征途。
或许，这场行程三万五千里的西行征途，本身就是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全真道，一次意义非凡的远征。
那时，中华文明仍在激烈、冲突与涅槃之中，寻觅着未来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