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提出与实施，关于经济带形成、发展及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等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当代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经济带是以一定的交通运输干线、地理位置或自然环境为轴，以轴上经济发达的城市为核心，发挥主导产业的经济集聚与辐射作用，从而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的带状地域经济单元。包括陕、甘、青、宁、新等数省在内的我国西北地区是古丝绸之路中国段的核心区域，在历史上曾发挥过东西方商品、文化交流大通道的作用。
近代，随着以晋商为代表的内地商人在西北展开商贸活动，该区域的经济显现出：连接西北与内陆商路繁忙、区域内多个商业核心城市崛起、皮毛贸易逐渐变成西北地区的优势产业、与中部中转市场及东部港口的联系日益密切等特点，从而标志着近代西北经济带雏形的初步形成。该经济带的形成不仅是西北地区经济结构内部协调发展的结果，更是以晋商为主的商人活动促使当地自然及劳动力资源与经济潜力得到充分发挥、与区域外保持畅通经济联系的综合结果。晋商贸迁西北，疏通了连接西北与内陆的商路、推动了西北城市的繁荣、掌控了西北地区的优势产业—皮毛业，对西北经济带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疏通商路。晋商通过驼队陆运、皮筏水运及商号代运等方式，在西起新疆，途经甘、青、宁、陕、山、蒙等省，终到天津港的绵长线路上进行货物运输。西北运输一向依赖驼运，晋商在新疆奇台及山西北部归化城均开设专营运输的驼场。民初，每年有161万千克的茶叶、绸缎、烟糖等商品由归化城运往奇台，有144.5万千克的毛皮、干果、枸杞、白酒、酱油等商品由奇台销往归化城。彼时，新疆所产商品的90%以上由晋商完成贸易外运。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黄河干支流长途水运进入最繁盛时期，甘肃每年水运至包头转运天津的羊毛有150万斤左右；青海化隆县有每只载重1.5万斤左右的皮筏300只、循化县有200只。晋商虽不直接垄断航运，但西北商品的外运是疏通黄河航道的主要动力，而这正是由晋商大量参与并掌控的。晋商通过上述两种方式疏通连接西北及内陆的商道，在加强两地商贸联系的基础上，活跃了西北地区的经济。
繁荣城市。近代，随着晋商贸迁西北，乌鲁木齐、奇台、兰州、酒泉、临夏、西宁、银川等城镇的商业有很大发展。乌鲁木齐，地处天山中段北麓，丝绸之路新北道之要冲，晋商在该城主营金融、茶庄、皮毛、运输等业，并握商业大权。奇台，位于天山北麓，为清末民初东疆第一大商埠，城内聚集大量晋商，1935年-1946年奇台商会17任会长中，山西人10任。兰州是西北重要商贸城市，在此经商的晋商最盛时达到万人，主营皮毛、银钱、茶庄、酱园、行栈、绸布、百货、五金等业，并于茶庄、皮毛、银钱等行业形成垄断。酒泉，自古为丝绸之路咽喉要道，近代随玉门油田采掘及皮毛生意兴盛而逐渐繁荣，城内外大小300余家商店多为晋人所有，并建有山西会馆及义地。临夏，为近代甘肃汉藏贸易枢纽，城内山、陕商号30余家，资本甚大，握商界之牛耳，晋商建会馆于此以亲乡谊。西宁，是唐蕃古道必经之地，近代随晋商所设聚益、福益、福兴、德源、永丰等商号将青海羊毛的大量外运而繁荣。银川，位于宁夏平原中部，东临黄河，清末民初城内大小商店325家，晋商居十之六，垄断当地羔皮加工业。除上述城市外，近代新疆的伊犁、塔城、喀什、哈密、巴里坤、玛纳斯、济木萨、南疆阿克苏、叶尔羌，甘肃的永登、永昌、张掖等城镇也因晋商贸迁逐渐繁荣。
掌控优势产业。皮毛业为近代西北的优势产业，亦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彼时，中国羊毛的年均总产量为49万担，其中西北所产约占60%。甘肃，1936年出口羊毛1.3万吨、驼毛500吨、马尾毛30吨、绵羊皮和山羊皮30万张、羔羊皮10万张、牛皮12万张。青海，1934年羊毛产量800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29.63%，占西北各省总产量的38.28%，皮毛输出占青海年商品输出总值的80%以上。比如宁、新等地亦大同小异。1914年，西北皮毛经包头出口天津以后，晋商便掌控了西北皮毛交易，所设瑞凝霞、步云祥、大德源、德顺成、同盛德、义成昌、德兴旺、义源祥、乾源商行等字号，在西北皮毛贸易中实力斐然。同时，晋商控制了包头等中转市场的皮毛业。
近代，晋商远赴西北贸易，开启了西北与内地间的商品交流通道，推动了西北城市的发展，掌控了西北地区的优势产业，带动和促进了西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及区域经济带的初步形成。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一些城市的开埠，英、美、日、俄等外商势力逐渐从天津、汉口、上海、塔城、喀什及乌鲁木齐等地渗透到西北地区，使西北地区与国际市场建立了某种联系。晋商贸迁西北结合中国的开埠，使西北地区的对外经济交流在原有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其市场逐渐由封闭型、内向型转向开放型、外向型，进而改变了西北地区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格局，使之融入了全球经济。
当代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中国与西亚各国形成的经济合作区域，大致在古丝绸之路的范围，包括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五省区，西南的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四省市区。山西省虽然不在核心区域，但要积极寻找路径，推动优势产业—煤炭产业的创新，加快三大煤炭基地及三个千万千瓦级现代大型煤电外送基地的建设，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同时，大力推进文化旅游、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食品医药和现代服务业等产业的发展，从而加速我省非煤产业的产品、技术、人才等融入丝路经济带的步伐。
（作者乔南为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晋商研究院副教授；本文为2014年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晋商及其商业资本对明清山西乡村城市化的推动及当代意义”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