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举世瞩目，“中国模式”的说法横空出世。最近，经济学家张维迎指出，“中国过去40年的高增长，来自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西方300年的技术积累”。无独有偶，这并非个别学者的看法，从本世纪初开始，长期考察中国经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也有相似观点，他从激发经济活力的角度解释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
菲尔普斯在过去20年里，大部分研究工作是围绕创新和国家经济活力。从2010年起担任国内某商学院院长，多次在公共论坛发表关于中国经济的演讲。这些演讲稿主要发表在2013年-2019年，被收录在《增长的逻辑》一书。这本文集分为四个部分，费尔普斯对2020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做了分析和解读，将重点放在创新、创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赞誉有加，进一步从社会文化价值观角度，提出对中国推动“双创”的宝贵建议。
创造良好的经济和美好生活
费尔普斯基于“大繁荣”理论，认为一国良好经济的正确模式就是美好经济，即提供美好生活的经济，让人们有充足的消费和充足的休闲，在工作中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对于个人来说，一个致力于新思维实验、创造、测试和尝试的职业，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成长被视为现代版的美好生活。
费尔普斯对经济活力给出了一个定义，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中，劳动者在可行商业方向上表现出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程度。其背后的支撑是该国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欲望。经济活力能使生产力快速提高，随着时间推移，会将经济增长推到更高水平和更快速度。费尔普斯将这种状况称为“大繁荣”：一部分是物质性的繁荣——生产率和工资的增长，另一部分是非物质性的繁荣——创造性和个人才能的成功发挥。“大繁荣”伴随着1815年的英国，随后在美国、德国和法国的大规模创新而来，除了工资和消费的增长，还显示出工作方式的转变。二战后，欧洲的创新速度没有恢复到早期水平。生产率降低导致工资水平被推高、竞争力下降。
作者认为中国之前的生产力提高，是先从西方国家购买可以提高生产率的技术，把对科技水平要求低的产品的生产率提高到西方国家水平。他将中国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分解为：一部分来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另一部分来自中国全要素生产力最低的地区和最高的地区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作者将剩余的增长解释为创新的成果。他认为1995年到2005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力的出色增长归功于创新。2005年-2012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减缓，这可能是创新速度下降的结果。
经济增长的逻辑
经济增长指通过不断创造新产品和新工艺，实现长期持续的进步。创新经济是充满活力的经济，充满活力的经济孕育了创新经济。历史经验表明，充满创业精神的经济，即人们善于发现不易察觉的机会，并主动尝试新事物和充满创新精神的经济。人们能想象新事物，将新概念发展为商业产品和方法，并推销给潜在客户的经济，就是美好的经济。
费尔普斯指出高度创新活力需要有推动创新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文化。给一个国家带来大规模创新的不是该国的科技进步，而是其经济活力，即创新的源泉和空间。国家必须培育合适的激励环境，建立必要的制度，而不是设置障碍。
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程度取决于它的经济制度，比如公司法和公司治理、民众为商业生活所做的准备，以及各种金融工具的发展，而不仅限于一般制度，例如法治和提供足够的个人和国家安全。一个国家对其经济制度的选择必须从经济绩效的概念入手，良好的经济绩效必须依赖好的经济结构、政策和体制架构，即构建良好的商业生态。一个经济体的财富可能会从该国外部市场获得激励，但这并不表明该国经济拥有良好的内部结构。城市化和技术转移不足以带来自主创新、刺激就业。将资源转移带来的低效率增长称为经济增长是一种误导。如果国外的创新很长一段时间都很缓慢，一个国家唯一能指望的创新就是自主创新。
创新经济的价值在于它的组织方式，为大部分人提供了人类高度发展的机会，有无尽的新问题需要解决，有新的机会用来扩展自己的才能和探索事业。费尔普斯比较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指出资本主义的关键特征是大部分私人投资由企业家与金融家或普通投资者互动进行的，没有太多来自企业之外的干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不仅在于经济效率，政府还要考虑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自我实现的成就感。费尔普斯关注中国是否会采用激励企业家进行创新的方法来组织经济。如果中国企业不尽快提高自主创新速度，而是依赖海外技术、产品和方法的快速发展，最终将耗尽从海外引进的产品和方法，使自身受限于在世界其他地方涌现的创新的细流。
中国通过贸易、投资、劳动力和海外技术转移，实现了惊人的工资增长和更多就业。但这些途径带来的活力是有限的，收益会逐步递减。如果西方不重返高度创新，中国经济很难实现高水平物质繁荣所需的工资增长和就业流动性。现在必须开始想方设法将本土创新从科技行业扩展到各种行业和各类人群，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激发创新活力、消除社会保护体系和不利于创新发生的制度等方面有所突破。
社会文化价值观是创新的土壤
一国如何才能拥有高度的创新活力？要有推动创新的经济文化。关于文化价值观和创新的统计研究发现，一些价值观与创新成正相关，而另一些具有负面影响，经济活力会被这些保守价值观损害。前者首先是个人主义，人们愿意尝试不同产品以彰显个性；其次是冒险精神，喜欢在不确定性中探索，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愿意尝试新事物，可以自主做出决策、采取行动。费尔普斯所说的创新经济的社会文化土壤，是一种鼓励想象、创造、冒险和探索的文化，即激发出19世纪西方一些国家创新火花的现代价值观。
探索的文化包括对一个国家的活力至关重要的三种文化力量，即创新的自由度、创新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创新的欲望。如果社会不愿忍受创新带来的混乱或不便，那么创新的余地就会越来越小。创新者往往是那些乐于质疑主流观念并打破常规思考的人，他们最重要的动力是探索世界的兴奋和追求刺激。作者提出一个国家为了保持活力，要给予人民群众创新的自由度，要忍受创新带来的混乱或不便，支持那些乐于质疑主流观念并“打破常规”思考的人，这样才能激发创新欲望，形成创新能力。
费尔普斯分析了欧美近年经济活力下降的原因，指出社团主义和人们的观念改变是两大要因。前者主张团体利益高于一切，认为那些试图为自己的快感、名望、财富、乐趣而创新的人不合时宜；后者指的是物质主义大行其道。在西方人看来，中国文化是墨守成规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其倾向于复制而不是发明。在缺乏创新来源的情况下，无法提供可持续性的技术进步。尽管如此，作者相信没有人天生具有这种保守文化特征，通过观察和学习，这一特征可能在一两代人之内消失。
创新经济应具备包容性
从创新的角度来讲，中国、美国和欧洲面临的障碍是一样的。要持续地推动经济和市场实现大繁荣，我们要解决一些根源性问题，比如如何激发大众创新，如何让大众实现自我发展。
我们今后的实际任务是识别最有助于促进经济活力，从而提高工作满意度、就业率和工资率的经济制度，并培育鼓励和支持创新的社会文化。费尔普斯提醒经济和社会政策应使创新经济具有包容性，即要做到教育为弱势群体创造机会，让他们能分享参与创新经济的好处。另外，不允许地方政府否决创新，不能允许特殊利益集团抢夺企业家和金融家的创新成果。
要想实现未来长期的物质繁荣，即持续增长的工资和高就业率，中国要发动民众进行远高于现有水平的自主创新活动。费尔普斯曾盛赞中国的“双创”，称之为草根创新和自主创新。大规模的自主创新能激发民众活力，即创新的欲望、必要的知识能力，以及公众对创新的广泛接受。有证据表明，中国人有能力实践创新，但可能存在一些障碍，比如一些企业难以从银行获得融资，组织内部的等级制度过于森严，基层的想法无法得到倾听。另外，人们可能担心企业能否进入某些未知领域。
如果创新要广泛传播，社会就必须给予有抱负的创新者更大的自由和保护。一个国家要有广泛的创新，个人必须有激发创新所需的活力。费尔普斯提到，美国年青一代出现对生活追求被抑制的现象。个人受到外界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们不要脱离集体。金钱成为衡量成功和主要满足感的标准，家庭敦促年轻人选择高薪、有保障的工作，而不是踏入未知的创业创新之旅。这些情况在我国也有出现，将成为阻碍经济活力的主要障碍。
破局之道是创造一种能够接受创新的新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