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云正在加速战略纠偏——押注“公共云”。（Public Cloud在中国市场一直有两种翻译方式：公有云、公共云。两种表达并无实质区别）
今年三季度财报电话会中，阿里管理层明确了阿里云“AI驱动、公共云优先”的战略。围绕这一战略，阿里云在11月23日进行了组织架构调整。此次调整新成立了三大事业部，公共云业务事业部、混合云业务事业部、基础设施事业部。阿里集团还为此设置了集团层面的基础设施委员会。
公共云业务事业部，主要面向各类以公共云需求为主的客户，例如互联网、汽车、交通等。该事业部目标是做大规模、扩大市场占有率，由刘伟光负责，向阿里巴巴集团CEO、阿里云智能集团董事长兼CEO吴泳铭汇报。
混合云业务事业部，主要面向因政策限制、短期无法使用公共云的客户。专有云研发、服务团队将纳入该事业部。该事业部重点考核利润，会提升产品标准化能力，减少项目制软硬件订单销售，并鼓励政企客户优先使用公共云，由李津负责，向吴泳铭汇报。
基础设施事业部，目标是打造面向人工智能的软硬一体底层基础设施，由蒋江伟负责，向阿里云CTO周靖人汇报。
阿里集团的基础设施委员会，主要负责协调全集团底层技术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目标是提高运行效率和创造规模效应。该委员会由吴泳铭直接统筹。
阿里云相关人士对笔者表示，此次组织调整重点，是成立公共云业务事业部。“公共云优先”的逻辑是，做大公共云业务规模，才能形成网络效应，进而加大研发投入，形成正向循环。“公共云优先”不意味放弃混合云为主的政企市场。从全球技术发展趋势看，公共云是未来，政企市场最终会往这个方向走。
过去几年，中国政企云市场长期在“集成”和“被集成”这两条路线间摇摆。前者以混合云为主，有公有云，也有私有云，需要分解项目、分包订单，将咨询、硬件、实施、服务等不同板块交给合作伙伴共同完成。后者只提供标准化的公共云产品。前者容易拿到亿元大单，但容易增收不增利。后者利润率高，但可能会导致短期内收入下滑。（详情可见《财经十一人》9月13日文章《中国云市场调整2年，更健康了么？》）
事实上，从2021年末以来，阿里云就在朝公共云的方向纠偏。此前，阿里云内部提出“Back to Basic”，就是回归技术基础、行业基础。此次明确“AI驱动、公共云优先”的战略后，转向公共云的思路更明确、意志更坚定了。“公共云优先”战略可能会带来短期内收入下滑，但这是必要的阵痛，也是面向AI大模型竞争的唯一路径。
阿里云三季度业绩已出现这一趋势。阿里集团2024财年二季度（即2023年三季度）财报显示，阿里云营收185.8亿元（含阿里体系内和体系外），同比增长2.3%。若不考虑阿里体系内业务贡献，阿里云的收入同比小幅下滑。财报解释，这是减少利润率较低的项目式合约类收入以持续提升收入质量的结果。
01
押注公共云的产业逻辑
长远看，云计算行业技术人士的一个共识是：相比于私有云，公共云是更先进的生产力。
在国际数字化市场，衡量一个市场成熟与否的标准通常是，云在IT支出中的占比。衡量一个企业云转型速度的标准则是，云化收入的占比。因为，公共云拥有更高的算力利用效率，更开放的软件生态。由于能够实现敏捷开发、持续迭代，技术创新通常会在公共云上先诞生。
中国算力资源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算力利用效率并不高。其中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数据中心上架率偏低，二是算力形态中云计算的占比也低。
中国数据中心整体上架率长期低于60%。市场调研机构沙利文2023年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数据中心整体平均上架率仅为58%。而且中国算力地区供需相对失衡。华东、华北、华南地区上架率均在65%以上，西北、西南地区仅分别约为30%和40%。
和美国、欧洲相比，中国算力形态中，云计算的输出比例显著更低。中国信通院 2022年数据显示，美国算力结构中，云计算的占比超过60%，欧洲超过50%，中国只有28%。
笔者掌握的一组数据是，美国服务器总规模约为2200万台，云计算的输出比例超过60%。中国服务器总规模约2000万，公有云输出比例仅有28%，大部分服务器以私有化部署的形式存在。公有云CPU利用效率高达25%-50%。私有云部署的CPU使用效率通常仅为1%-2%，一般不超过5%。
这带来的新问题是，中国的算力利用效率低，且闲置算力多。笔者从多个政策方了解到的情况是，政策制定者期望通过建设“算力网”等方式改变这一现状，实现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阿里云智能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安筱鹏曾长期从事信息化产业研究和公共政策制定工作。他在今年10月对笔者表示，算力基础设施涉及市场规模、技术水平、生态繁荣、产业创新等一系列问题。只有发展公共云，才能形成统一大市场，强化中国产业竞争力。
在他看来，中国私有云太多，原因是一部分地区投资算力时，市场化机制缺失、投资不受约束、缺乏统一大市场的理念。这把中国统一的算力市场变成了碎片化市场。
私有云过多，还在导致中国软件生态碎片化。这带来的软件生态是人力密集型的，边际效益随着人员增加而递减。软件企业的项目管理成本高，最终利润有限，进而无法展开巨额研发投入进行创新。
对比中美两国的软件逻辑，公共云、私有云的两种生态下的差距明显。
前者规模大、效率高，基于云的架构天然能向全球市场扩张。后者规模小、成本高、效率低，由于以人力服务、本地部署为主，大多只能在国内市场落地。
过去十年，美国是云计算产业生态最繁荣的国家。由于公共云生态发达，美国在全球SaaS市场中的占比超过七成，是全球最大的SaaS市场。
美国拥有SaaS企业约1.2万家，其中SaaS上市企业约300家，总市值约8万亿美元。笔者统计了市值前10的美国本土SaaS企业发现，截至11月23日，其总市值为11274亿美元，其中有4家（Adobe、Salesforce、Intuit、ServiceNow）的市值均超过了1000亿美元。美国市值前10的SaaS企业2023年上半年营业利润高达84.6亿美元，研发支出高达126.3亿美元。
相比之下，中国大部分软件公司处于传统软件阶段，尚未实现云转型，业务形态以许可授权、人力服务形式为主。人力效率低、服务成本高，效率远低于SaaS化的软件。与美国SaaS企业相比，收入、利润、研发投入差距显著。
笔者统计市值前10的中国软件公司发现，截至11月23日，十家中国软件公司总市值为5238亿元（约合733亿美元），仅为美国前10强SaaS企业的6.5%。其中仅有2家软件公司市值超过1000亿元。中国市值前10的软件公司上半年营业利润仅为19.7亿元（约合2.8亿美元），仅为美国前10强SaaS企业的3.3%。研发支出为65.4亿元（约合9.2亿美元），仅为美国前10强SaaS企业的7.3%。
因此，安筱鹏认为，私有云是封闭孤立的小门小户，公共云是大江大海，资源天然利用效率更高。基于公共云还能孵化出更多创新企业，带来软件生态的繁荣。无论是从产业健康发展、培育平台企业的视角来看，都应该坚持公共云。
02
过渡期正在加速
无法否认的一个现实是，中国数字化市场尚处于云转型的中前期。公共云想要被广泛认可，仍需要一段时间的过渡期。不过，一个利好因素是，AI大模型正在加速这个过渡期。
在中国市场，目前除了互联网企业，大部分机构仍较少使用公共云。政府、金融、电信、制造等传统客户是当下中国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这些行业出于政策监管和数据安全的因素，仍然倾向把业务部署在私有云或是自建机房中。
一位云厂商技术人士曾在一次内部讨论中对笔者表示，中国算力结构中，公共云占比不足30%。50%以上的私有云、自建机房拥有者是政府、金融、大型央国企。
这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当下中国IT支出结构特征就是硬件大于软件，定制化大于产品化。国际市场调研机构Gartner在2022年4月一组数据显示，中国软件支出在IT支出中的占比仅为4.9%。相比之下，全球市场软件支出在IT支出中的占比为15.2%。
政府、金融、电信、制造等传统客户的数字化方向是，先逐渐迁移到混合云上。未来才有可能逐渐迁移到公共云上。一个趋势是，在中国云市场大盘中，公共云的增速在放缓，混合云的增速在提升。
国际市场调研机构IDC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中国公共云整体市场规模（IaaS/PaaS/SaaS）为190.1亿美元。其中IaaS市场规模112.9亿美元，同比增速13.2%；PaaS市场规模32.9亿美元，同比增速为26.3%。IaaS+PaaS市场同比增长15.9%，为近三年来同比增速新低。
国际市场调研机构Gartner在2022年6月指出，中国的混合云采用率在2021年为42%，预计到2024年其渗透率将达到70%，远高于50%的全球平均水平。
一家国资背景综合性企业集团的IT部门负责人对笔者表示，他所在的企业，业务覆盖金融、制造、地产等行业。过去各个子公司都会自建机房，部署服务器。但从明年开始，集团会统一建设混合云，各大子公司统一迁移到集团部署的混合云。
他解释，公司暂时不可能上公共云，但“私有云-混合云-公共云”的确是云迁移的常规路径。大型央国企、金融机构要先上混合云。假以时日，才有可能把部分非敏感业务逐渐迁移到公共云。
上述现象被一些从业者认为，这是过渡期。从全球云计算技术发展角度来看，公共云会是最终的方向。
一位管理咨询机构云服务合伙人曾对笔者表示，政府、国有企业需要这样一个过渡过程。欧美政府、金融客户在广泛接受公共云之前，曾经也大量使用私有云、专有云。它们基于ITIL标准（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Library，即信息技术基础架构库，一套被广泛承认并用于IT服务管理的国际准则），把业务托管在IBM、惠普等服务商提供的数据中心中。
2018年之后，美国CIA（中央情报局）、DOD（国防部）、NSA（国土安全部）、NASA（航空航天局）等敏感部门逐渐选择与亚马逊、微软、谷歌等云计算企业合作。三家企业都与美国政府部门分别签署了百亿美元级别的公共云大单。
上述管理咨询机构云服务合伙人认为，中国市场虽暂时处于云转型中前期，发展路径和盈利模式的确与海外同行有差异，但不能忽视共性，无论是海外成熟市场还是中国市场，“云转型”趋势是确定的。公共云一定是未来的方向。
一个利好消息是，AI大模型技术发展正在加速这个过渡期。大模型需要消耗巨额IT支出用于采购GPU（图形显卡）芯片。管理GPU算力集群也需要更高的技术门槛。因此，转向公共云厂商成了一种选择。
在国内市场，一部分非互联网的企业、机构正在逐渐接受公共云。譬如，小鹏汽车已经选择在阿里云乌兰察布的算力集群中进行自动驾驶训练。复旦大学把学校的科研智算平台也部署在了阿里云上，其45亿参数的科学大模型能在阿里云集群内一天训完。
为贯彻公共云战略，阿里云内部甚至明确用“公共云”取代“公有云”的表述。一种说法是，“公有云”在中国市场，容易和资产权属相关，进而引发部分客户不必要的误解。相比之下，“公共云”相对更中性。事实上，德勤、埃森哲等咨询机构的报告中已经更多使用“公共云”的表述。
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阿里云创始人王坚在今年6月的一场内部采访中对笔者表示，“公有云”有时会给带来所有权的误解。只有“公共云”才能清晰传递云计算是公共服务的真实属性。
一位阿里云人士对笔者表示，大模型更需要公共云。因为这是一场“AI+云计算”的全方位竞争，超千亿参数的大模型研发，并不仅仅是算法问题，而是囊括了底层庞大算力、网络、大数据、机器学习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系统性工程，需要有超大规模AI基础设施做支撑。
03
中美云厂差距现状值得警惕
2022年-2023年，中国、美国头部云厂商差距在持续拉大。
2021年是中美头部云厂商差距最小的时候。当时，美国三大云厂商（微软云、亚马逊AWS、谷歌云）的营收规模分别是阿里云的6.6倍、5.5倍、1.7倍。然而到2023年上半年，美国三大云厂商（微软云、亚马逊AWS、谷歌云）的营收规模和阿里云的差距扩大到了11.1倍、8.2倍、2.9倍。（详情可见《财经十一人》2月7日文章，《美国三大云厂正在拉大与中国同行的差距》）
早在2022年初，一位中国数字化企业高管就对明确对笔者表示，中美云厂商的技术差距、规模差距正在被拉大。中国云厂商面对成熟庞大的政企市场时，既缺少规则制定能力，也缺少保持克制的战略定力。他预估，中国云市场会在市场价格、商务关系上硬碰硬交战，加剧低水平竞争。互联网云厂商应该跳出这种泥淖战，专注公共云的技术投入。
在大模型爆发的背景下，中美云厂商收入、利润差距拉大的现象值得警惕。
国际市场三家公共云厂商（亚马逊AWS、微软Azure、谷歌云）充分市场竞争，把算力利用效率、研发投入效率拉到了最高。亚马逊AWS、微软云、谷歌云在2022年掌握了全球66%市场份额，营业利润总和超3700亿元。相比之下，中国七朵云全球份额低于20%，七朵云大部分在战略亏损，2022年营业亏损总和超百亿元。（详情可见《财经十一人》5月4日文章，《中国算力，雄心软肋》）
亚马逊AWS、微软云、谷歌云依靠覆盖全球的公共云基础设施，把触角伸向全球市场，获得了高增长、高利润。在良性循环之下，可以进一步加速产品技术创新，形成规模效应，进而摊薄基础设施成本，利润又被投入新一轮产品技术创新。
全球云计算下一轮竞争的重点是AI大模型。中国企业需要强化投入，避免基础技术能力掉队。相比之下，中国云厂商普遍仍在亏损，抵御市场波动的能力相对不足。中美云计算的技术差距也可能会被进一步拉大。（详情可见《财经十一人》3月5日文章，《ChatGPT算力消耗惊人，能烧得起的中国公司寥寥无几》）
多位数字化企业高管此前对笔者直言，公共云一定是正确的产业技术方向。哪怕会面临短期阵痛，也应该坚持以公共云为技术方向进行长期投入。中国云厂商大量做政企集成业务，只会沦为披着科技公司外衣的“包工头”，退化成工程企业。这样永远不可能成为像微软云、亚马逊AWS、谷歌云一样具备创新力。
阿里云是中国最大的云厂商，从阿里云的视角来看，坚持公共云优先原则，是其追赶国际云厂商的唯一路径。从宏观视角来看，坚持公共云也是推动产业健康发展、培育平台企业的最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