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的前提是秩序
前两天看了一期十三邀，采访的是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
这个节目有很强的“许知远色彩“，再说的具体一点就是许知远身上特有的书生气很重。许喜欢在访谈中喜欢把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代入并试探访谈者的观点。
以往，即使有些人对许知远的“书生气”并不买账，也至少会保持基本的风度。对于历史中出现过的人物、理念，就算不懂，也抱有一些敬畏之心。
结果汪建却展示出了令人大跌眼镜的狂妄，在谈及人生的痛苦和意义时，汪建表现出了极为不耐烦的状态，表示“操心那些（社会问题）有什么用？活得长久高兴才是硬道理”。
在许知远反问道，那像鲁迅、莎士比亚、歌德这些人做的事也没有意义了吗？结果汪建直接爆粗口，说：
“操，他们东西我从来不看，谁是谁啊！他们有我活得潇洒吗？有我走的多吗？有我玩的狂吗？操！全他妈扯淡，什么狗屁精神！”
我看这段的时候特别诧异，汪建也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作为一个科学家、企业家，居然在镜头面前，满嘴脏话的辱骂先贤。满脸的狂妄自负，好像全世界他最牛逼一样。
我想到几年前去一家县城房企和董事长聊天时的情形，那是我体验最糟糕的一次采访，全程完全是鸡同鸭讲。你无论提出任何精神层面的东西，在他眼里都是“不成熟”的表现。
而且你绝对说不过他，因为他的三观里面就是吃喝活着玩，稍微有点的意义感的事物都能被这套现实和享乐主义消解掉。不过我也理解，人家小学辍学快速致富，为什么要了解那些和赚钱“不相关”的东西？
只是华大基因，这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居然和一个县城暴发户一样的认知水平和谈吐风度，着实让我诧异。或许，这样的人并不少。
节目中，汪建认为自己没有痛苦，认为真正的痛苦就是吃不饱穿不暖，其他的痛苦都是“没事找事”，是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而不成。
这么一想，他说得好像不是没道理。杜甫看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想让朝廷对老百姓好一点，这是把想法强加给别人，是“没事找事”。
孙中山家族是晚清巨富，不享荣华富贵玩女人，非要“救四万万同胞于水深火热”，最后肝疾暴毙，这是把想法强加给慈禧和军阀，是“没事找事”。
这么看，历史上“没事找事”的人确实不少。汪建说得也没错，活得久才是硬道理。可问题是，是什么让他能够在这个时代成功、高兴地活着？还能没事还能花钱登个珠峰装x。
答：是市场，是法律，是对个体权利的尊重，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根本上，一个商业社会的底层基础是良好的社会秩序。
这些秩序都发源于先贤的思想，来自于他看不起的鲁迅、莎士比亚、歌德和那些坚持解决问题、探求真理、批评现实的人.....
而汪建对这些人的评价是：“他们有我活得潇洒吗？有我走得多吗？有我玩的狂吗？”而且我再加一句他可能想说但没说的：他们也没你有钱，玩不了这么多。
不过，中国不能没有鲁迅、英国不能没有莎士比亚、德国不能没有歌德，但华大基因和汪建如果不曾存在，不会延缓人类文明的进程，哪怕一秒。
1918年，25岁的毛泽东在新青年上看过鲁迅的文章后大为震撼，深夜拜访鲁迅，可惜鲁迅不在家。后来毛泽东评价鲁迅：“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文化新军”指的就是新文化运动，而它被视为1919年五四运动的开端。五四运动让北大教授陈独秀热血沸腾，两年后，他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莎士比亚生于16-17世纪，在英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他的作品批判了当时英国社会和政治中的各种问题，如权力斗争、政治腐败、社会不公等，成为当时全英国最有名的剧作家，他的作品传遍英国大街小巷、各个阶层，连伊丽莎白女皇都是他的粉丝。
莎士比亚善于历史剧，在作品中，他高度赞扬约翰王时期的大宪章运动，让“王在法下”的观念深入人心。他死后的几十年里，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并在1689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让英国走向君主立宪，并称霸世界二百余年。
莎士比亚不仅是思想家、剧作家，更是一位语言学家，他革新了英语的词汇和用法。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大英可以没有印度，但不能没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长夜里最耀眼的启明星。
而对莎士比亚，汪建的评语是：“还莎士比亚，谁啊？”
歌德是德国著名思想家、作家、科学家。1774年，年仅25岁的歌德发表了《少年维特之烦恼》，后成为魏玛公国的座上宾。
魏玛公国小国寡民，无力争雄，历代邦君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哲学和文化艺术方面。在这里，歌德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人文理想，让弹丸之地魏玛成为德意志文化艺术的心脏。
1919年，德意志国民议会在魏玛参照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制度，制订了德意志第一部共和国宪法，产生了德意志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魏玛是德国民主共和的发祥地。
鲁迅、莎士比亚、歌德深刻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思想、历史、命运，他们把一个民族的痛苦变成自己的痛苦，并用这痛苦开创了非凡的艺术和思想成就。
而这些成就，在汪建的眼里，是“全他妈扯淡、是狗屁精神.....”这并不是汪建以个人的看法，而代表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奇迹中暴发户们的普遍心态。
很多人以为自己赚了很多钱，是靠自己的努力，勤奋，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创造财富最重要的因素，是有一个稳定和上升的社会环境。
所以，我并不同情很多中国企业家，他们没有敬畏、不知因果，无法也不屑于去理解复杂社会的运转机制，以为埋起头来，就能岁月静好。
日伪区的资本家们以为可以岁月静好，结果成了刀下亡魂。50年代的地主们以为可以岁月静好，结果最终死无葬身之地。
中国的很多企业家，只会享受秩序，而无法建构秩序。不过他们也打好了如意算盘，如同汪建所言：“这种活法不行，就换一种活法，这个地方不好，就换一个地方。”
可是一群完全不关心思想和现实，只知吃喝玩乐活着的行尸走肉，“换一个地方”就能得到尊重吗？狂妄的底色是愚蠢，他们掌握了资源，却从来不清楚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一家探索生命科学的公司，其董事长肤浅、无知到如此地步，也注定了这家企业不会和伟大结缘，恐怕也只会成为资本浪潮下昙花一现的泡沫。不过这未必是坏事，好的工具应该掌握在崇高者的手里。
当有一天，这些狂妄的生意人真的体会到秩序消失带来的恐怖时，才会幡然醒悟，好日子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不过那会为时已晚。
